一、中國古代財產繼承製度的起源和發展
在中國古代社會，繼承製度從來就可區分為宗祧繼承和財產繼承。從商朝中後期開始，直至清末，宗祧繼承的原則一直是嫡長子繼承製，但財產繼承則不然，是有發展變化的。
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對私人財產進行了否定，認為對私人財產的追求是道德墮落、人格卑下的表現。儒家的經典《禮記·曲禮》說：“父母在，無私財”，《禮記·內則》說：“子婦無私貨，無私蓄。”儒家的這種觀念對封建法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唐律》規定的“十惡”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別籍異財”作為罪狀之一，予以嚴懲。《唐律疏議》解釋：“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就養無方，出告反面，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對“別籍異財”的處罰是判處徒刑三年。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盛行的是家族財產製，法律強調對家族利益的保護，忽視對個人利益和個人財產的保護。但是，在尊親屬均亡，大家庭無法維繫的情況下，也會發生遺產繼承的問題。
有確切財產繼承的記載始自於秦代。《史記·王翦列傳》記載，王翦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請田宅為子孫業”，說明土地可以作為繼承的標的。此外，可繼承的財產還有房屋、樹木、衣物、牲畜、奴隸等。秦代由於商鞅變法實行分戶，子壯“出分”或“出贅”，所以，可以推斷，父母財產多由獨子或幼子繼承。此外，據秦《金布律》記載，除官吏因特殊情況發生之債，一般常人之債務，父死子繼。
漢代時，財產繼承首次確立諸子均分的原則。據《史記·陸賈傳》記載：陸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漢代這種諸子均分財產的規定唐代沿襲下來。但是，女兒有沒有繼承權，此時卻無法得知。《唐律疏議·戶婚律》規定：“諸硬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唐朝《戶令》“應分條”規定：父親死後，財產應“諸子均分”；如果有的兒子先於父親而亡的，就由他的兒子代替他參加財產的分配，如果所有的兒子全部在父親之前死亡，就由全體第三代孫子平分財產。還規定，未婚兒子可以比已婚兒子多得一部分財產，用於將來的婚聘。這裡的諸子包括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小妾所生的“庶子”。雖然在家庭中妾的地位遠不如正妻，然而庶子與嫡子一樣享有同等的繼承權。這也說明在封建制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比婦女要高。明朝的《大明令·戶令》也是這樣規定的：在分配遺產時，“不問妻、妾、婢生，止依子數均分。”至於現在婚姻法中所說的“非婚生子”，在明代被稱為“奸生子”，也依舊享有繼承權。《大明令·戶令》規定：“奸生之子，依子數量與半分。”這意味著奸生子的繼承份額是婚生子的一半，但在沒有其他婚生子的情況下，奸生子可以何思這立的“嗣子”均分財產；如果沒有嗣子，奸生子就可以繼承全部財產。清代沿襲了這一規定。 至於女兒的繼承權唐代法律始有了規定。唐律規定：已出嫁的女兒沒有繼承權，但未出嫁的女兒還有繼承權，只是數額相對減少；無子的戶絕之家，出嫁的女兒還享有財產繼承權。
隨著私有財產的豐富和交易的頻繁，法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逐漸加重。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民事活動活躍，財產繼承製度比前代完善了許多。不但沿襲了唐代的“諸子均分”制，還明確了繼承人的範圍和順序，對戶絕財產的繼承、婦女的繼承權、遺囑繼承、死亡客商的財產繼承等新問題也作了規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宋刑統·戶婚律》規定：“諸應分田者及財物，兄弟均分”，這是財產繼承的一般原則；規定遺腹子的繼承份額與其他兄弟的繼承份額相同，非婚生子也享有與其他兄弟一樣的繼承權，但前提是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規定了婦女的繼承權，宋朝《戶令》規定：“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即未婚的女兒可以得到男子一半的繼承份額。這在婦女地位低下的封建時代已經是一種進步了。如果只有女兒即戶絕之家，未婚的在室女可以得到遺產的四分之一，出嫁女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然而，寡婦的繼承權卻受到限制，如果被繼承人有子女，寡婦可以得到贍養，也不能隨意處分自己的隨嫁奩田，也不能將前夫遺產隨意遺囑與人，如果改嫁他人，就不能完全繼承前夫的財產。關於戶絕財產的繼承，《宋刑統·戶婚律·戶絕資產》規定：“戶絕者，所有店宅、畜產、資財，營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三分給與一分，其餘併入官。”關於繼子的繼承權，法律規定：“立繼者，與子承父法同，當盡舉其產以與之。命繼者，於諸無在室、歸宗諸女，止得家財三分之一。”繼子的身份不同，所享有的繼承權也不同。關於遺囑繼承，宋朝法律規定了立遺囑人的年齡、遺囑形式、有效條件。《戶令》規定：“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緦麻以上親者，聽自陳”。即遺囑繼承的效力小於法定繼承。
二、財產繼承和分家析產
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家”有特殊含義，“家”的構成條件不僅包括家庭成員共同生活，還包括家庭成員之間為維持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經濟聯絡，即：同居並共財。家庭成員即指同居公財的人，可以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成員不能佔有個人財產，家庭財產實際上就成為家族財產，由家長或家長指定的人來管理。但是，在秦代，受商鞅法家功力思想的影響，法律規定一家有二男者，必須分戶，否則加倍交納賦稅。到漢朝，政府為了恢復經濟，發展小農經濟，法律也允許子女分家，並且逐步有發展的趨勢，像樊重三世共財、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的情形已非常少見。雖然維護長期的同居共財被人們普遍稱頌，累世同居被作為美談記載下來，《史記·張釋之傳》就記載了張釋之十年來與其在鄉間的兄長同居。但是，這樣的例子畢竟是少數。如果家族成員之間的衝突無法解決，就會出現分家析產。唐宋以後民間分家析產的現象更為普遍。在家長（主要指父親）生存的情形下兄弟分異稱作分家析產，其分異的具體事由是多種多樣的。而在父母雙亡時，才會出現遺產繼承的問題，當然這不是絕對的。作為分財產的方式，採取的是“素材的分割方法”，“即將土地、家屋、家畜、農、傢俱、穀物、現金等等各個種類儘可能地加以分割，不僅單在價值上等量，而且兼顧到財物的組合也大致相等的那樣地分成幾組財產。”為顯示公平，分割時經常採用抓鬮的方式，鬮書應該有宗族同意或見證，併到官府蓋印。但是，從漢代以後，民間普遍存在的分家析產的現象與國家法律一直是相違背的，統治者提倡封建輪唱，褒揚時代同居，另一方面，分家析產的現象卻日益增多。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造成的。
一、中國古代財產繼承製度的起源和發展
在中國古代社會，繼承製度從來就可區分為宗祧繼承和財產繼承。從商朝中後期開始，直至清末，宗祧繼承的原則一直是嫡長子繼承製，但財產繼承則不然，是有發展變化的。
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對私人財產進行了否定，認為對私人財產的追求是道德墮落、人格卑下的表現。儒家的經典《禮記·曲禮》說：“父母在，無私財”，《禮記·內則》說：“子婦無私貨，無私蓄。”儒家的這種觀念對封建法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唐律》規定的“十惡”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別籍異財”作為罪狀之一，予以嚴懲。《唐律疏議》解釋：“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就養無方，出告反面，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對“別籍異財”的處罰是判處徒刑三年。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盛行的是家族財產製，法律強調對家族利益的保護，忽視對個人利益和個人財產的保護。但是，在尊親屬均亡，大家庭無法維繫的情況下，也會發生遺產繼承的問題。
有確切財產繼承的記載始自於秦代。《史記·王翦列傳》記載，王翦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請田宅為子孫業”，說明土地可以作為繼承的標的。此外，可繼承的財產還有房屋、樹木、衣物、牲畜、奴隸等。秦代由於商鞅變法實行分戶，子壯“出分”或“出贅”，所以，可以推斷，父母財產多由獨子或幼子繼承。此外，據秦《金布律》記載，除官吏因特殊情況發生之債，一般常人之債務，父死子繼。
漢代時，財產繼承首次確立諸子均分的原則。據《史記·陸賈傳》記載：陸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漢代這種諸子均分財產的規定唐代沿襲下來。但是，女兒有沒有繼承權，此時卻無法得知。《唐律疏議·戶婚律》規定：“諸硬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唐朝《戶令》“應分條”規定：父親死後，財產應“諸子均分”；如果有的兒子先於父親而亡的，就由他的兒子代替他參加財產的分配，如果所有的兒子全部在父親之前死亡，就由全體第三代孫子平分財產。還規定，未婚兒子可以比已婚兒子多得一部分財產，用於將來的婚聘。這裡的諸子包括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小妾所生的“庶子”。雖然在家庭中妾的地位遠不如正妻，然而庶子與嫡子一樣享有同等的繼承權。這也說明在封建制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比婦女要高。明朝的《大明令·戶令》也是這樣規定的：在分配遺產時，“不問妻、妾、婢生，止依子數均分。”至於現在婚姻法中所說的“非婚生子”，在明代被稱為“奸生子”，也依舊享有繼承權。《大明令·戶令》規定：“奸生之子，依子數量與半分。”這意味著奸生子的繼承份額是婚生子的一半，但在沒有其他婚生子的情況下，奸生子可以何思這立的“嗣子”均分財產；如果沒有嗣子，奸生子就可以繼承全部財產。清代沿襲了這一規定。 至於女兒的繼承權唐代法律始有了規定。唐律規定：已出嫁的女兒沒有繼承權，但未出嫁的女兒還有繼承權，只是數額相對減少；無子的戶絕之家，出嫁的女兒還享有財產繼承權。
隨著私有財產的豐富和交易的頻繁，法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逐漸加重。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民事活動活躍，財產繼承製度比前代完善了許多。不但沿襲了唐代的“諸子均分”制，還明確了繼承人的範圍和順序，對戶絕財產的繼承、婦女的繼承權、遺囑繼承、死亡客商的財產繼承等新問題也作了規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宋刑統·戶婚律》規定：“諸應分田者及財物，兄弟均分”，這是財產繼承的一般原則；規定遺腹子的繼承份額與其他兄弟的繼承份額相同，非婚生子也享有與其他兄弟一樣的繼承權，但前提是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規定了婦女的繼承權，宋朝《戶令》規定：“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即未婚的女兒可以得到男子一半的繼承份額。這在婦女地位低下的封建時代已經是一種進步了。如果只有女兒即戶絕之家，未婚的在室女可以得到遺產的四分之一，出嫁女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然而，寡婦的繼承權卻受到限制，如果被繼承人有子女，寡婦可以得到贍養，也不能隨意處分自己的隨嫁奩田，也不能將前夫遺產隨意遺囑與人，如果改嫁他人，就不能完全繼承前夫的財產。關於戶絕財產的繼承，《宋刑統·戶婚律·戶絕資產》規定：“戶絕者，所有店宅、畜產、資財，營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三分給與一分，其餘併入官。”關於繼子的繼承權，法律規定：“立繼者，與子承父法同，當盡舉其產以與之。命繼者，於諸無在室、歸宗諸女，止得家財三分之一。”繼子的身份不同，所享有的繼承權也不同。關於遺囑繼承，宋朝法律規定了立遺囑人的年齡、遺囑形式、有效條件。《戶令》規定：“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緦麻以上親者，聽自陳”。即遺囑繼承的效力小於法定繼承。
二、財產繼承和分家析產
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家”有特殊含義，“家”的構成條件不僅包括家庭成員共同生活，還包括家庭成員之間為維持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經濟聯絡，即：同居並共財。家庭成員即指同居公財的人，可以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成員不能佔有個人財產，家庭財產實際上就成為家族財產，由家長或家長指定的人來管理。但是，在秦代，受商鞅法家功力思想的影響，法律規定一家有二男者，必須分戶，否則加倍交納賦稅。到漢朝，政府為了恢復經濟，發展小農經濟，法律也允許子女分家，並且逐步有發展的趨勢，像樊重三世共財、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的情形已非常少見。雖然維護長期的同居共財被人們普遍稱頌，累世同居被作為美談記載下來，《史記·張釋之傳》就記載了張釋之十年來與其在鄉間的兄長同居。但是，這樣的例子畢竟是少數。如果家族成員之間的衝突無法解決，就會出現分家析產。唐宋以後民間分家析產的現象更為普遍。在家長（主要指父親）生存的情形下兄弟分異稱作分家析產，其分異的具體事由是多種多樣的。而在父母雙亡時，才會出現遺產繼承的問題，當然這不是絕對的。作為分財產的方式，採取的是“素材的分割方法”，“即將土地、家屋、家畜、農、傢俱、穀物、現金等等各個種類儘可能地加以分割，不僅單在價值上等量，而且兼顧到財物的組合也大致相等的那樣地分成幾組財產。”為顯示公平，分割時經常採用抓鬮的方式，鬮書應該有宗族同意或見證，併到官府蓋印。但是，從漢代以後，民間普遍存在的分家析產的現象與國家法律一直是相違背的，統治者提倡封建輪唱，褒揚時代同居，另一方面，分家析產的現象卻日益增多。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