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學家談遷著《國榷》，有哪些品質和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談遷是個牛人！

如果我們現在用電腦打一篇文章，電腦突然宕機了，等我們把電腦折騰好重新開機發現原來打的檔案沒有了，你會怎麼辦？

一般情況下，我們只好重新打是不是？但如果你已經打了50萬字呢？相信大部分人一定是想方設法找技術人員去恢復。還有一小部分人不知道資料可以恢復的就只好坐在那裡哭了。無論是哪部分人，要他再重新敲50萬字，基本沒有這樣的勇氣。

談遷那個年代，沒有資料恢復公司。那個時候的資料都寫在紙上而不在電子裝置裡。

但他偏偏就遇上了這種“資料丟失”的事情，而且一丟就是50萬字。

至於丟失的原因，說起來就是因為一個字：窮。

因為窮，所以家徒四壁。那個放在架子最好的位置上的匣子就顯得特別顯眼。當小偷進來環顧四周發現沒有什麼可以拿的時候，順手就把那個匣子抱走了。

等談遷發現的時候，氣得那口老痰差點就噎住吐不出來了。

要知道，那匣子裡的可是他花了二十多年研究明史的成果。整整50萬字！

當時不像現在，可以坐在家裡在網際網路上查資料。否則，寫50萬字為什麼要花二十多年？他的資料都是靠走訪和借別人的書、家譜、族譜以及各種《志》收集起來的。要重新來一遍，談何容易？

但牛人就是不一樣。

在簡單尋找未果之後。談遷明白，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寫，但必須要快，因為那些資料還在自己腦海裡，不需要再來一個二十年。

於是，他說：沒關係，我還有手。鋪開紙，馬上動手默寫。四年後，中國歷史上研究明代最完善最權威的《國榷》終於與世人見面了。

深深的折服！

要說談遷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品質，我覺得除了心懷天下，治史嚴謹之外。這種頑強的精神，遇到挫折直面的勇敢，更值得我們學習。（PS：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談遷的名讓我陷入了沉思）

《國榷》是明末一位清貧秀才談遷，用畢生心血獨立自主完成的一部明代的斷代編年史書。

談遷(1593一一1657)年，原名以訓，字觀若，浙江省海寧縣棗林人。明亡清立，改名遷，字孺木。

《國榷》始編創於公元1621年，時年二十九歲，初步完稿於1626年。在1645明亡後，又續寫了明崇禎和弘光兩朝史實，書即將問世了，萬般沒有料到，1647年，遷年五十五歲，完成的書稿，竟一夜之間，被盜賊蹊蹺地悉數捲走，片紙不存，數十年燈下辛勤寫作成果損失殆盡。

他在《北遊錄》一書中題為《紀詠·夢中作》詩中說“往業傾頹盡，難難涕淚餘。殘編催白髮，猶事數行書“。1653年，談遷六十歲了，受聘義烏朱之錫之邀到北京作幕友，繼續蒐集明代史事，訂正《國榷》。從1647年起，艱辛奮戰十年，一部內容更加翔實，體例更為完善的《國榷》大功告成。

《國榷》這部史書，知道和閱讀人的不是很多，主要是此書從未有印本通行，只有少而又少的傳抄本。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才由中華書局第一次排印出版。

《國榷》全書一百零八卷，卷首四卷。據談遷《國榷》義例，原稿分編百卷，現在我們看到的這部書是海寧張宗祥先生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後重新編定的。

這部私著明朝編年史，按年按月按日記載作者認為應記的重要史事，起始元天曆元年(1328年)止束於明弘光元年1645年)。卷首四卷分作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勳封，恤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門，是綜合性記述。為什麼取名《國榷》呢？清代著名學者黃宗義撰文的《談君墓表》有這樣一段敘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之，成書名曰《國榷》”。清代詩人朱彝尊所著《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記載談遷短文中也說他:”留心國史，考證皇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道出了他就是為了糾正明代實錄中有幾朝實錄中有失實、謬誤，歪曲，偽陋,浮泛缺點，才立志發憤編撰的。

有人問:他有哪些精神和品質值得我們學習呢？

試答:一，談遷以一介布衣之力，孜孜不倦，發憤埋頭著書二十多年，即將完稿，卻不料被人盜走，心血化為泡影。但是，談遷面對如此巨大挫折，意志更加堅強，他不氣餒，又發憤重新編寫，從1647年起，又經過十年更加艱辛頑強的奮戰，一部更加翔實完備的《國榷》又重新誕生了。這種熱誠學術研究，努力儲存歷史史事，忠於國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永遠激勵後來的人們。

二，《國榷》的整個編撰過程，是在官府之外，完全憑一已之力，節衣縮食，靠給人當慕僚，代寫應酬文字，以換取月俸錢，照現在說法是臨時打短工為生。談遷雖貧而有志，他鑑於《明實錄》多避諱失真，有的幾經刪節,竄改致使是非混淆。尤其是1644年明朝亡後，他更感到國亡史不可費，以愛國遺民的心願，編修明朝國史，寄託亡國的悲憤和為後來的人們提供歷史鑑鏡。他忠實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正直古代史

學家固有的”不虛美，不隱惡”，”好是正直，善惡必書“的優良傳統與凜然正氣。

三，談遷對歷史史事嚴肅求真的態度。

為了《國榷》撰寫符合歷史事實，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記明末張春被建州俘虜事就改了多次。如對明太祖晚年猜忌功臣，殺戮功臣予以大膽直錄。當他寫明成祖殘殺方孝孺等人時深情地說“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練(子寧)之慘，千載下為之魄悸”。談遷對明朝史事的蒐集，是竭盡全力的，除了曹溶，吳偉業，霍達以外，他訪問了故公侯的門客，降臣，宦官，皇親等等，把所聽到的所看到所走到的都記錄下來，和文獻一一核對。參考了二百數十家明代學者的著述，先後改了六次，歷時三十六年之久慘淡經營編成了四百多萬字的史書。因此《國榷》是一部信史。

關於您的問題，談遷著《國榷》，有哪些品質和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首先，就治《國榷》的治學態度上來說，談遷在著書過程中廣採溥引，遍覽私家著述，擇善而從，取捨嚴謹，秉筆公正，不以個人愛憎為務。他參閱“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

這充分體現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史學家秉筆直書的品質、勤奮刻苦的精神，以及求實務實的作風。

其次，就《國榷》一書成書時代背景而言，時大明滅亡，清軍入關。談遷提道：“男兒墮地，止此血性。為君父用，則有忠孝；為古人用，則有措舌；為二氏用，則有名理；為千秋百世用，則有青簡丹筆。”他放棄了科考，放棄了從政路線。走學術研究路線。其氣節是可貴的。沒有因亡國而沉淪隱居，轉而著書立說，相比消極避世而言，既能以所學報國，又不失氣節。在一點上的平衡上是指的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