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1035——1105

字子厚，祖籍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徙居蘇州。舉進士，調商洛令，與蘇軾遊。熙寧初，王安石喜得其才，擢編修三司條例官。元豐三年(1080)，拜參知政事。哲宗初即位，知樞密院事，與司馬光爭論免役法不可廢除於宣仁太后簾前，觸怒宣仁太后，劉摯、蘇轍等交章奏劾，黜知汝州。哲宗親政，起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倡“紹述”之說，重用蔡卞、蔡京等，實行新法，、報復仇怨，興同文館獄，窮治元祐黨人，哲宗反對，才未能株連甚眾。極力反對歸還西夏城寨，斷絕歲賜，推行淺攻之策，進築汝遮等城，宋、夏之戰復起。哲宗死，徽宗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安置潭州，徙睦州，卒。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

蘇軾 1037——1101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舉進士，復舉制科。治平中，入判登聞鼓院。熙寧中，上書反對王安石新法，遷通判杭州，徙知徐、湖等州。因作詩諷新法，被捕入御史獄，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元祐初，授翰林學士，四年(1089)，出知杭州。召入為翰林學士承旨，旋出知潁州，徙揚州。以兵部尚書召還，改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哲宗親政，出知定州。紹聖初，御史劾其譏諷先朝罪，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再貶昌化。徽宗即位後赦還，病死於常州。追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均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製》十卷、《外製》三卷及和陶詩。

蘇軾和章惇，他兩原來是好兄弟，但是他兩是一對政敵，蘇軾和司馬光，章惇和王安石，那個時候北宋可以來說文壇巨星都在宋神宗手下當差。王安石和司馬光因為改革成為了死敵，等到章惇做了宰相之後黨同伐異。幹掉了好多政敵。章惇念及好友只是把蘇軾給流放了。但章惇在立儲方面頭腦犯渾，朝堂之上公然反對端王趙佶做皇帝。太后鬥氣 立趙佶為帝，就是宋徽宗，宋徽宗繼位後同僚落井下石。把章惇貶死在外地，一代權奸香消玉殞，哈哈。 用詞不當。徽宗立刻給蘇軾平反，怎奈蘇東坡年紀已大 死在回來了路上。

沒有辦法。

緣由自王安石黨徒們遵奉的徵誅。

君子政治下，北宋沒有因言罪人，也沒有株連政策。兄弟為官，不會牽連。

自王安石變法開始，凡是反對變法，都是罪惡之人。王安石常以辭職來脅迫宋神宗處分反變法官員，開創了極其惡劣的先例。

此後，新黨與保守派反覆拉鋸，報復與反報復近七十年，統治精英盡喪。

作為不合時宜的蘇東坡，只在粉絲高太皇太后當政時期輕鬆一些，此外都是新黨與舊黨的眼中釘，只不過舊黨稍微君子一些而已。

“詞聖”蘇軾性格豁達、愛好交遊，在最早與他交往並且關係極為親密的人當中，章惇要算是一位。章惇字子厚，建寧軍浦城人，出身世族大族，不僅相貌英俊，而且博學善文，自幼便有“神童”之稱，於嘉祐四年（1059年）考取進士。章惇年少成名，性情難免孤傲自負，很少能將天下名士放在眼裡，唯獨跟蘇軾情投意合，關係好的不得了。

蘇軾於嘉祐六年（1061年）考取進士，不久後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而早於他兩年入仕的章惇，此時在商洛擔任縣令。章惇早就聽聞蘇軾才氣過人，便傾心與之結交，經常在一起談詩論詞、結伴同遊，關係極為親密。

某年，集賢學士劉原父擔任陝西地方考試（即“鄉貢”，又稱“解試”）的主考官，蘇軾、章惇一同擔任考官，曾利用空閒時間到仙遊潭遊玩。仙遊潭下臨萬仞絕壁，而且兩岸都極為狹窄，僅有一條木橋以供來往。章惇遊興甚濃，竟提議到對岸去看看，並在絕壁上題字。蘇軾畏懼不敢過橋，但章惇卻平步而過，沒有絲毫的遲疑、恐懼。

不僅如此，章惇到達對岸後，還用繩索綁在樹上，然後攀爬到絕壁上，並在上面用濃墨大書“章惇、蘇軾來遊”的字樣，然後回返對岸，並且笑著問蘇軾自己的膽量如何。蘇軾撫摸著章惇的背說：“子厚將來必好殺人。”章惇笑著問道：“子瞻為何這樣講？”蘇軾解釋道：“子厚膽子大到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難道會是個不能殺人的人嗎？”章惇聽後大笑，但蘇軾卻是憂心忡忡。

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系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見《高齋漫錄》。

蘇軾與章惇雖然易趣相投，但在政治觀點上卻是大相徑庭，其中，蘇軾屬於維持傳統派（即“舊黨”），跟司馬光、程頤等人大致上屬於一派，而章惇則屬於銳意變法派（即“新黨”），跟王安石、王珪等人大致理念相同，這為二人最終走向決裂埋下伏筆。不過在最初，政治觀點上的差異並未影響兩人間的交往，甚至在蘇軾蒙受冤情、面臨被殺的情況下，章惇還曾經挺身相救。

原來，“新黨”在宋神宗即位後得勢，王安石、王珪相繼擔任宰相，在銳意變法的同時，還大肆打擊、壓制“舊黨”，而此前仕途大好的蘇軾就此失勢，被接連貶斥、流放。不僅如此，王珪為將蘇軾置於死地，還授意親信舒亶上書誣告蘇軾寫反詩，請求宋神宗將其處死，這便是歷史上極有名的“烏臺詩案”。

雖然章惇屬於“新黨”的中堅分子，但卻出於義憤，幫助好友在皇帝面前申訴，並一一反駁上司王珪的種種詭辯，堅稱蘇軾並沒有寫反詩，實屬冤枉至極。宋神宗被章惇的勸諫說服，加之“舊黨”人物紛紛為蘇軾說情，甚至連在家閒居的王安石都參與其中，便打消處死蘇軾的念頭，只是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而已。

然而，等到章惇在哲宗朝升任宰相後，大肆迫害“舊黨”人士，並置當年的友誼於不顧，將蘇軾貶往惠州，意在讓他死在當地。當時的惠州雖是蠻荒之地，但生性豁達的蘇軾卻並沒有表現出抑鬱、痛苦的情緒，而是在此地隨遇而安、教書育人。不僅如此，蘇軾還在當地寫下“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的詩句，聊以自娛。

沒想到這兩句詩傳達章惇的耳中後，竟讓他勃然大怒，立時又將蘇軾貶往儋州。北宋年間的儋州是煙瘴荒涼之地，素來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蘇軾被貶官至此，遭遇僅比被殺稍好一些而已。好在蘇軾足夠命硬，在儋州居住3年時間並沒有死，並且在宋徽宗即位後，得以遷回到內地為官。而之所能有此結果，全是拜章惇被罷相“所賜”。

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章惇失勢，被貶官為武昌軍節度副使，於潭州安置。此後5年，章惇又相繼被貶官至雷州、舒州、越州、湖州等地，最終病死在湖州團練副使任上，時在崇寧四年（1105年）。而在此前4年，蘇軾在回朝任官途中，不幸病逝於常州，終年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