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個有趣的問題。
首先分析一下，如果說在杜甫所有的詩歌作品中，“三吏三別”是偉大的作品，這個命題假設是成立的，同樣的，顏真卿的《祭侄稿》毫無疑問也是非常偉大的作品。但是如果要聯絡這兩件作品之間的關係，找到他們的共同點和邏輯性，就不單單是把他們各自偉大的地方說清楚這麼簡單了，而是要看到這兩個藝術作品之間內在的深層聯絡，其偉大因素的必然性、合理性和自洽性。
因此，僅僅證明這兩個命題都是成立的還遠遠不夠。但是，這種深層次的關係仍然需要我們從表面入手，從表面找到本質，然後聯絡起來，事情就好辦了。
一、三吏三別在杜甫詩歌中的位置
在我看來，杜甫的詩歌沒有一首是隨隨便便寫的，是沒有水平的，他每一首詩歌都是精華，都是詩歌中頂尖的作品。尤其是以“三吏三別”為代表作。
杜甫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律詩，尤其是以“秋興八首”為代表的這組律詩，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律詩佳作，是律詩這一題材發展的頂峰。律詩中的“秋興八首”就可以比之於書法中的《蘭亭序》了。
然而，“三吏三別”雖然不是屬於杜甫最為人稱道的律詩行列，但是這組詩歌仍然不失其水準，在文學史上仍然佔有一席之地。
二、杜甫的幸運和不幸
而寫出這樣偉大作品的杜甫，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它不同於李白詩歌中有的浪漫灑脫，多了幾分濃郁的哀傷，因此後人以沉鬱頓挫來概括其詩歌特點，應該說是非常精確的。
而這樣的風格特點，與其說是杜甫天性、天賦乃至於性格使然，倒不如說是歷史的大環境推著他往前走，走到一條文學的路子上，即便是那麼痛苦，那麼難過。這是杜甫的不幸。
而杜甫之所以是不幸的，是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詩人像他這樣，完整的見證了一個帝國，如何從一個繁花似錦、蒸蒸日上、烈火烹油般的盛世跌落到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的亂世。杜甫是唯一的一個特殊的詩人。他的一生是悲慘的，幾乎可以說是毫無建樹的。如果以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來看的話，文學成就是不在他們考慮之列的，因為文學，尤其是詩歌，在當時還只是進入仕途的一個敲門磚，最重要的是——
真正的為國家、為人民、為心中理想而做出一番事業。
顯然這樣的傳統文人價值觀，不僅在杜甫早年的平和生活中無法實現，而且在戰亂年代更無法實現。
三、文人的困局
杜甫的一生，完美的體現了一個文學家在古代社會尷尬的地位和艱難的處境，不管是在亂世還是在承平之年，他們註定是無法實現他們信奉了一生的價值觀。
與杜甫不同的是，李白的悲劇性，是一個文學家在平和盛世的自我價值實現的困境，而杜甫顯然比李白更要悲慘，因為這種困境在和平年代多少還可以不去計較、還可以去逃避、掩飾，透過遊山玩水、寄情自然以抒發情志的方式，找到心靈的一片淨土，這在傳統文人的生活選擇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比如陶淵明、王維和孟浩然，幾乎都是這樣的，仕途如有不順，只得寄情自然求得解脫。
四、杜甫的絕望
但是杜甫不能。他是真的絕望。
而內心深處強烈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心無時不刻的在折磨他，讓他陷入更深的絕望，他明白自己能力有限，無法改變天下世局，但是自己對於這一切如果不做任何努力，又讓他內心備受煎熬，因此積鬱在內心的痛苦的感情一朝透過詩文表達，便一發不可收拾，如滔滔江水，奔瀉而下。
在漂泊的生活中，杜甫經歷喪女之痛，整個人生似乎已經陷入了絕境。在那個動亂的日子裡，唯一可以帶蓋他安慰的親人先後離他而去，其內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而對於一個是人來說，痛苦的經歷無疑是讓他創作文學最佳的催化劑。因此，才有了中國文學上那句著名的話——
國家不幸詩家幸。
然而我是一直討厭這句話的，這句話近乎無情，甚至把苦難當做了一種命運的饋贈，一種看起來“幸運”的事物。
如果讓杜甫重新選擇，是選一個幸福安詳、但是一生不會有這樣的文學成就的一生，還是選擇做出這樣偉大的作品，卻先後要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念、失去至親、失去生活的尊嚴。
我想，它或許會改選擇前者。畢竟後者，是任何人都承擔不起的。
但是歷史不容假設，命運從來沒有給每一個人自由的選擇權，杜甫只能承受這一切，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安史之亂結束了，杜甫在這一切結束之後，寫出了“三吏三別”。
五、祭侄稿
同年，顏真卿創作了追憶式的書法作品《祭侄稿》。同樣是經歷安史之亂的文人知識分子，顏真卿的境遇要比杜甫好太多了。他早在安史之亂髮生之前就已經於預測安祿山會造反，所以作為當時的守城之士，顏真卿早就準備軍隊，決定抗擊叛軍了。
所以，當杜甫還在手無寸鐵，當一個四處漂泊的文弱書生的時候，顏真卿已經帶軍隊抗擊叛軍了。顏真卿不會知道一個叫杜甫的、默默無聞的底層人物，此時內心所經歷的痛苦和掙扎，他只會把精力放在打擊敵人上，甚至侄子、兄弟先後因為抗擊敵人而死去，他都沒時間悲傷，只能重新振作起來。因此，當安史之亂過去之後，才有時間去追憶死去的親人。
正是在此其情況下，顏真卿創作了這幅書法作品，這幅可歌可泣，極具感染力的書法作品。
六、內在聯絡
有趣的是，杜甫的詩和顏真卿的書法《祭侄稿》都是同一年的作品。
這絕對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時代和歷史的必然。是時代的環境催生了這兩個偉大作品的誕生。
在前面我著重分析了杜甫所經歷的生活和背景，對其心理進行了推測，顏真卿所經歷的，也是大致相似的過程：
戰亂——失去親人——悲傷——創作作品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相似的人生經歷、同樣的遭遇讓他們創作了同樣偉大的藝術作品，創作了同樣表現人類苦難和困境的作品，這就是這兩者之間的深層邏輯。
只不過，杜甫的三吏三別是從底層人物、底層百姓的生活寫起的，是寫的別人的生活遭遇，而顏真卿寫的是關於至親的藝術作品，他追憶的是至親。杜甫在三吏三別中體現的對社會現實和人民強烈的同情悲憫一直被後世所稱讚、繼承、傳揚，後來的白居易等人一直都是杜甫這種傳統的傳承者。
在最後，我想說的是，如果非要斟詞酌句的話，我認為杜甫和顏真卿的藝術作品都不是偉大的，甚至這世界上一切看似偉大的東西，包括藝術作品和人物，他們都不是偉大的。偉大是不存在的，真實存在的，只有震撼和直擊人心的力量，顯然，顏真卿和杜甫的作品就是這樣直擊人心的藝術佳作。
請你們記住，讓他們倆同時創作出這樣佳作的，不是別的，是那個所有人不想經歷但是又不得不經歷的苦難歲月。苦難從來都不值得尊敬，也不配偉大。真正值得尊敬的，是那些經歷過苦難的人和他們反思苦難的藝術作品。
真是個有趣的問題。
首先分析一下，如果說在杜甫所有的詩歌作品中，“三吏三別”是偉大的作品，這個命題假設是成立的，同樣的，顏真卿的《祭侄稿》毫無疑問也是非常偉大的作品。但是如果要聯絡這兩件作品之間的關係，找到他們的共同點和邏輯性，就不單單是把他們各自偉大的地方說清楚這麼簡單了，而是要看到這兩個藝術作品之間內在的深層聯絡，其偉大因素的必然性、合理性和自洽性。
因此，僅僅證明這兩個命題都是成立的還遠遠不夠。但是，這種深層次的關係仍然需要我們從表面入手，從表面找到本質，然後聯絡起來，事情就好辦了。
一、三吏三別在杜甫詩歌中的位置
在我看來，杜甫的詩歌沒有一首是隨隨便便寫的，是沒有水平的，他每一首詩歌都是精華，都是詩歌中頂尖的作品。尤其是以“三吏三別”為代表作。
杜甫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律詩，尤其是以“秋興八首”為代表的這組律詩，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律詩佳作，是律詩這一題材發展的頂峰。律詩中的“秋興八首”就可以比之於書法中的《蘭亭序》了。
然而，“三吏三別”雖然不是屬於杜甫最為人稱道的律詩行列，但是這組詩歌仍然不失其水準，在文學史上仍然佔有一席之地。
二、杜甫的幸運和不幸
而寫出這樣偉大作品的杜甫，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它不同於李白詩歌中有的浪漫灑脫，多了幾分濃郁的哀傷，因此後人以沉鬱頓挫來概括其詩歌特點，應該說是非常精確的。
而這樣的風格特點，與其說是杜甫天性、天賦乃至於性格使然，倒不如說是歷史的大環境推著他往前走，走到一條文學的路子上，即便是那麼痛苦，那麼難過。這是杜甫的不幸。
而杜甫之所以是不幸的，是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詩人像他這樣，完整的見證了一個帝國，如何從一個繁花似錦、蒸蒸日上、烈火烹油般的盛世跌落到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的亂世。杜甫是唯一的一個特殊的詩人。他的一生是悲慘的，幾乎可以說是毫無建樹的。如果以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來看的話，文學成就是不在他們考慮之列的，因為文學，尤其是詩歌，在當時還只是進入仕途的一個敲門磚，最重要的是——
真正的為國家、為人民、為心中理想而做出一番事業。
顯然這樣的傳統文人價值觀，不僅在杜甫早年的平和生活中無法實現，而且在戰亂年代更無法實現。
三、文人的困局
杜甫的一生，完美的體現了一個文學家在古代社會尷尬的地位和艱難的處境，不管是在亂世還是在承平之年，他們註定是無法實現他們信奉了一生的價值觀。
與杜甫不同的是，李白的悲劇性，是一個文學家在平和盛世的自我價值實現的困境，而杜甫顯然比李白更要悲慘，因為這種困境在和平年代多少還可以不去計較、還可以去逃避、掩飾，透過遊山玩水、寄情自然以抒發情志的方式，找到心靈的一片淨土，這在傳統文人的生活選擇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比如陶淵明、王維和孟浩然，幾乎都是這樣的，仕途如有不順，只得寄情自然求得解脫。
四、杜甫的絕望
但是杜甫不能。他是真的絕望。
而內心深處強烈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心無時不刻的在折磨他，讓他陷入更深的絕望，他明白自己能力有限，無法改變天下世局，但是自己對於這一切如果不做任何努力，又讓他內心備受煎熬，因此積鬱在內心的痛苦的感情一朝透過詩文表達，便一發不可收拾，如滔滔江水，奔瀉而下。
在漂泊的生活中，杜甫經歷喪女之痛，整個人生似乎已經陷入了絕境。在那個動亂的日子裡，唯一可以帶蓋他安慰的親人先後離他而去，其內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而對於一個是人來說，痛苦的經歷無疑是讓他創作文學最佳的催化劑。因此，才有了中國文學上那句著名的話——
國家不幸詩家幸。
然而我是一直討厭這句話的，這句話近乎無情，甚至把苦難當做了一種命運的饋贈，一種看起來“幸運”的事物。
如果讓杜甫重新選擇，是選一個幸福安詳、但是一生不會有這樣的文學成就的一生，還是選擇做出這樣偉大的作品，卻先後要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念、失去至親、失去生活的尊嚴。
我想，它或許會改選擇前者。畢竟後者，是任何人都承擔不起的。
但是歷史不容假設，命運從來沒有給每一個人自由的選擇權，杜甫只能承受這一切，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安史之亂結束了，杜甫在這一切結束之後，寫出了“三吏三別”。
五、祭侄稿
同年，顏真卿創作了追憶式的書法作品《祭侄稿》。同樣是經歷安史之亂的文人知識分子，顏真卿的境遇要比杜甫好太多了。他早在安史之亂髮生之前就已經於預測安祿山會造反，所以作為當時的守城之士，顏真卿早就準備軍隊，決定抗擊叛軍了。
所以，當杜甫還在手無寸鐵，當一個四處漂泊的文弱書生的時候，顏真卿已經帶軍隊抗擊叛軍了。顏真卿不會知道一個叫杜甫的、默默無聞的底層人物，此時內心所經歷的痛苦和掙扎，他只會把精力放在打擊敵人上，甚至侄子、兄弟先後因為抗擊敵人而死去，他都沒時間悲傷，只能重新振作起來。因此，當安史之亂過去之後，才有時間去追憶死去的親人。
正是在此其情況下，顏真卿創作了這幅書法作品，這幅可歌可泣，極具感染力的書法作品。
六、內在聯絡
有趣的是，杜甫的詩和顏真卿的書法《祭侄稿》都是同一年的作品。
這絕對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時代和歷史的必然。是時代的環境催生了這兩個偉大作品的誕生。
在前面我著重分析了杜甫所經歷的生活和背景，對其心理進行了推測，顏真卿所經歷的，也是大致相似的過程：
戰亂——失去親人——悲傷——創作作品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相似的人生經歷、同樣的遭遇讓他們創作了同樣偉大的藝術作品，創作了同樣表現人類苦難和困境的作品，這就是這兩者之間的深層邏輯。
只不過，杜甫的三吏三別是從底層人物、底層百姓的生活寫起的，是寫的別人的生活遭遇，而顏真卿寫的是關於至親的藝術作品，他追憶的是至親。杜甫在三吏三別中體現的對社會現實和人民強烈的同情悲憫一直被後世所稱讚、繼承、傳揚，後來的白居易等人一直都是杜甫這種傳統的傳承者。
在最後，我想說的是，如果非要斟詞酌句的話，我認為杜甫和顏真卿的藝術作品都不是偉大的，甚至這世界上一切看似偉大的東西，包括藝術作品和人物，他們都不是偉大的。偉大是不存在的，真實存在的，只有震撼和直擊人心的力量，顯然，顏真卿和杜甫的作品就是這樣直擊人心的藝術佳作。
請你們記住，讓他們倆同時創作出這樣佳作的，不是別的，是那個所有人不想經歷但是又不得不經歷的苦難歲月。苦難從來都不值得尊敬，也不配偉大。真正值得尊敬的，是那些經歷過苦難的人和他們反思苦難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