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傳統的說法，帝堯放棄了自己不肖的兒子丹朱，將天下共主之位讓給賢德的帝舜，而帝舜也放棄了自己無能的兒子商均，把天子之位讓給功蓋天地的大禹。這種傳位以德不以親的做法，稱作“禪讓”。然而這種說法有多少真實性呢？主張禪讓說法的，主要是後世的儒家學者，最早記載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所著的《尚書》。然而，儒學家終究不是史學家，儒家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係，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等，因此極力推崇所謂的“大同”社會

看到這個問題，真是讓我哭笑不得。誰在《竹書記年》裡看到了堯舜禹篡奪說，誰又在《史記》中看到了“禪讓說”。真正讀過兩部古典文獻的人，大概都不會這樣說。置疑歷史，隨意曲解歷史，或是更改歷史，成為這些年來一些人譁眾取寵的手段。當然，譁眾取寵的背後，都有是有目的的。不僅現在，歷史上也是這樣。

當曹操的兒子曹丕從漢獻帝的手中接過劉家江山的時候，他們說，這是“禪讓”，是中國歷史上就有的政治傳統。堯舜當初就是這樣乾的，所以，他們成為歷史上的聖人。現在，漢獻帝也這樣幹了，所以，也是聖人。當司馬炎從曹操的後代手中接過政權的時候，經歷的程式與曹丕當初是一致的。其它的無論是王莽篡了西漢，還是楊堅篡了北周，所用的歷史都是一樣的。因此，禪讓的理論，對堯舜禹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但對王莽、曹丕、司馬炎、楊堅們來說，才有意義。因為禪讓的說法，成就了他們的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禪讓”其實是權利的明爭暗鬥，背後是鮮血人頭，這是一點沒有錯的。

但有一點不得不說，“禪讓”確實是古代政治權利交接之中，血腥的味道最少的一種。儒家推崇禪讓，倒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利。而是希望政治權力交接的過程中，能少些血腥之氣。

李世民從李淵手中接過權力，李隆基從李旦的手中接過權力，本質上也是“禪讓”。都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不得不交出權利。只不過，中國歷史上對“禪讓”的定義是與家天下相聯絡的。傳給兒子，就算不得禪讓了。但是，在史書也是寫做“禪位”的。

因為權力能給人帶來極大現實好處和心理滿足感，所以，歷史上手握權力的人，總是不想放的。因此，權力的交接，自然和血腥緊密相聯。是不是我們因此就可以置疑歷史上堯舜的禪讓是假的呢？歷史是騙人的呢？我看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堯舜時代，下距漢獻帝禪讓曹丕，已經兩千多年了。那個時候還是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時期，生產力的發展不可能與兩千多年後的漢魏相比，社會政治情況也必然不一樣。以後代的政治經驗倒推歷史，恐怕未必準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從黃帝到夏朝建立的這一段時間，所謂的天子，以及部落首領們不是後代君子那樣，只是坐著享受老百姓供養的。他們更多的是帶領百姓一起謀生存的首領。所以，那時的天子是很累的。比如大禹帶領老百姓治理洪水，自己跟著一起幹，腿上的毛都磨沒了，腳趾頭都變形了，這些記載，恐怕不會是假的。所以，儒家有句話說“內聖外王”，這不是儒家的創造，而是對歷史的真實總結。

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載，所謂的五帝，都是黃帝的後代。黃帝的正妃有二子，一為青陽，二為昌意。五帝中的顓頊，是昌意的兒子。之後的帝嚳，是青陽的孫子，也就是皇帝的曾孫。堯是帝嚳的二兒子。舜是顓頊的七世孫。而禹是顓頊的孫子。我們把這個譜系簡單的捋一下，會大體上明白“禪讓”的意義。

黃帝去世之後，接班的既不是大兒子玄囂（青陽），也不是二兒子昌意，而是二兒子所生的孫子高陽（顓頊），顓頊之後接位的是帝嚳，他是黃帝大兒子的孫子。帝嚳死了之後，傳給大兒子摯，因為能力不行，被小兒子放勳取代。放勳就是堯帝。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出，當時領導人的選擇是以能力這最重要標準的。能力不行，是立不住的。

堯年紀大了，處理國事的能力下降，於是就要找人幫他處理國事，假如他的兒子行的話，自然不成問題，可是他的兒子丹朱能力不行。舜是憑能力上去的。

堯死之後，有三年之喪。三年之喪結束。舜自覺避讓丹朱。但是，諸候和大臣們都只認舜，不認丹朱，最後，舜繼天子位。到禹的時候，也一樣，舜的兒子商均，也是能力一般的人。禹最後繼天子位。到禹的時候，他的兒子兒子啟就比較厲害了，於是，在禹死之後，啟繼天子位，之後便成了家天下。

丹朱和商均沒有接到天子之位，但他們依然是諸候。他們雖然不是天下之主，不經營天下之事，但依然可以經營自己的國家。而天子不以他們為臣。這是當時的政治情況。這些，司馬遷在《史記》中寫的很明白。以上材料均來息《史記五帝本紀》。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的歷史書。我們都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曾把各國的書籍全部燒掉。於是許多歷史資料因此損毀。因此，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因為上古史資料的不全，他的《五帝本紀》只是述其大概，沒有記年。而《竹書記紀》因為是秦之前的書，所以，裡邊有三皇五帝時期帝王年限記載。司馬遷寫史是從黃帝開始，起手是《五帝本紀》。而《竹書紀年》是從伏羲氏寫起，之後有炎帝，之後才是黃帝。比起《史紀》來，他的資料更全更詳細。

《竹書記年》能保留下來，也是偶然。在司馬遷之後大約三四百年的西晉太康二年，也就是公元281年，戰國時期魏襄王的墳墓被人發掘，從中挖出大量戰國竹簡。有一些字跡已經不清了。《竹書記年》就是當時的專家學者們整理之後的結果。

《竹書記年》的出現，為後來的史學家研究歷史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資料，當然，其中也會出現一些與後來史學不同的材料，這是正常的。這本書現在可以讀到。我自己手上就有《四庫全書》版影印本。我看到這個問題後，翻了一下，沒有發現關於堯舜時期的歷史，其中有與《史記》完全矛盾的材料。

作為比《史記》成書更早的歷史書。他可以提供了許多史記中沒有的細節。但這不能證明它比史記更可信。我們都知道，商朝時，商王太甲因為無道被宰相伊尹放逐。這是公認的歷史事實。可是，據《竹書記年》載，太甲被放逐之後，曾潛回殺掉了伊尹。後世的學者，普遍認為，這個歷史是假的。至於為什麼寫史者要做假。學者們認為，這與當時的歷史情況有關係。當時，齊國田氏奪了姜氏的權，田和把齊康公流放到海島上；而晉國的三家公卿也把晉桓公放逐。最後田氏篡了齊，三家分了晉。當他們把國君放逐的時候，都拿伊尹放太甲說事。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與曹丕司馬炎拿禪讓說事是一樣的。於是，寫史的人便編了這段太甲殺伊尹的故事，告戒那些不忠於君主的臣子們小心點。但編造的歷史騙不了太久的。

總之。禪讓做為歷史上的一個政治名詞，他的根本點在於，權力交接中，不以血緣關係為重點，而是以能力為重點。儒家推崇禪讓，推崇的是不把天下當成私家財產，而王者要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為天下人民謀福利的精神。這一點，只要認真讀點歷史，是不難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