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的做法在當時看起來是忠，而如果岳飛違抗召令，會被親金派汙衊成要造反，所以只能如此。土木堡之變時于謙調來別地軍隊，同時私立新君，使瓦剌人認為明英宗已經沒有用了，於是就放了他。

岳飛精忠報國跟他迎還二聖並不矛盾，而且這兩個並沒有必然聯絡。說他精忠報國是因為他抗金的行為，迎還二聖更多的是一個政治考量，他這個行為不能說錯只能說不智，因為當時趙構剛剛在江南登基稱帝，如果二帝迴歸趙構位置就很尷尬，所以迎回二帝的想法是不會得到高層支援的，這也是他悲慘結局的一個原因之一。

明時的于謙在土木堡之變中最大的功績是帶領軍民保衛北京。因為當時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北京城人心惶惶，于謙帶領群臣擁立新皇，組織部隊保衛北京，打敗也先，對穩定大明局勢有非常重要作用。

迎接二聖還朝是宋高宗趙構立國之初就提出的口號，而不是岳飛喊出的口號。為什麼都喜歡把岳飛當成弱智呢？能在廟堂之上混的風生水起的岳飛如果真如你們所想的那麼弱智，早就成炮灰了。

關於于謙，可以說是一手導致土木堡之變的幕後黑手，雖然明朝的史書把他描述為大明朝的救世主。土木堡之變，如果沒有內鬼，瓦刺的幾萬軍隊是憑什麼能在大明的長城防線裡面精準的伏擊明朝皇帝的幾十萬大軍，一網打盡呢？這內鬼的級別不能低，而且還必須與大明邊防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憑一個內侍太監王振能辦到嗎？那是在開國際玩笑。那麼矛頭直指當時的兵部侍郎，遙領山西，河南巡撫，主政山西十八年之久的于謙。

土木堡之變的起因是皇帝想斬斷蒙古部落與大明官僚集團之間勾結，侵吞邊貿的利益鏈。從而引起大明官僚集團的反彈，瓦刺部落只是大明官僚集團的馬前卒而已。參考劉邦的白馬之圍，大明完全可以用錢財換回皇帝，而於謙恰恰選擇了拋棄皇帝，另立新君，原因是皇帝與他已經沒有和解的可能，換回皇帝，死的就是于謙。另立新君，新皇帝就成了官僚手中的傀儡，于謙為首的官僚們可以官照當，財照發。倒黴的只是明英宗與背鍋的太監王振。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明英宗鹹魚翻身了！

建炎元年五月初一，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稱帝，其登基詔書中就有“同徯兩宮之復”六字即最初的〝迎二聖〞口號。

前期大臣們都這麼喊，喊過的可不只岳飛一個。如建炎年間出使金國的使臣洪皓（有宋代蘇武之稱）肩負就是這使命;還有武將提出經高麗，從海上救回二聖，宋廷也批准實施。建炎四年，金兵北退，世忠上賀，趙構回：此不足喜，他日復中原、迎二聖，才足喜。在紹興和議前，趙構甚至為趙桓蓋好府邸。

紹興五年六月，二聖之一的徽宗趙佶死於五國城。紹興六年起，岳飛絕口不提〝迎二聖。紹興七年上已節，金向宋通報了趙佶死訊。

紹興七年，為答謝趙構許諾，岳飛上表《乞出師札子》中尾段：異時迎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焉。而後返身歸田園，此臣夙昔所自許者。

首先，岳飛“迎回二聖”的主張在後世存在著誤解，並且這也不與精忠報國的精神相沖突！而於謙在土木堡之變中臨機決斷立，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的理念拒絕蒙古也先挾持英宗議和的要求，並且立即組織北京保衛戰擊退蒙古軍隊，可謂是扶大廈之將侵的愛國主義壯舉。“迎回二聖”為南宋政權之初的護身符，而非岳飛被害的原因。

對於岳飛之死，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巨大的爭議，但無非兩種:一是奸臣秦檜和昏君趙構所誣陷；二是岳飛“迎回二聖”的政治口號犯了為臣子之大忌，得罪了趙構而死。第一種暫且不談，我先來談下後者“迎回二聖”的觀點。

後世之所以拿“迎回二聖”的事件作為解釋岳飛之死因是有歷史緣由:如明朝的文徽明在《滿江紅》中提到:“念徽欽若返，此身何屬？”“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其欲。”

然而，倘若我們仔細翻閱史料便會發現這種解釋是違背歷史實際的謬論:

第一，所謂迎回二聖，即“迎二聖，歸京闕”的口號並非岳飛所提出的，在南宋政權建立之初，包括宋高宗趙構和主張抗金的武將之內都曾喊出了這一口號，其目的便是為了穩定新興朝廷，以及彙集所有漢人的力量抵抗金人的入侵，總而言之它是符合南宋當時所面臨形勢之下帶有政治意味的口號。既然全國上下都在喊“迎二聖，歸京闕”的口號，而滿腔家國熱血的岳飛為何不可呢？第二，“迎回二聖”的口號只現於南宋政權建立之初，岳飛並未將其奉行於整個生涯。宋徽宗在被金人虜自北邊後於1135年逝世，而此時的金國苦於攻宋不下，便揚言要把宋欽宗送回開封並立為皇帝，這顯然是金人為南宋內部矛盾的一種政治手段，如若岳飛還提迎回宋欽宗的口號，無疑是配合了金人封政治陰謀。顯然，岳飛不會如此糊塗，所以在1136年之後，岳飛在任何場合都沒有提出迎回宋欽宗的主張了。比如在1137年，岳飛在上書奏章中向宋高宗趙構提出建議，將皇室宗子趙伯琮，即後來的宋孝宗立為皇太子（趙構本人無子嗣），以斷絕金人宋還欽宗為帝的陰謀。雖然此事因高宗未理會而告終，但岳飛在此之後的奏章中再未提及迎聖之事。

所以，從以上兩點來看，岳飛在對待“迎回二聖”的問題上無疑是正確的，絲毫不與精忠報國的理念相相沖突。

于謙在土木堡之變後憑藉自身政治魄力拯救了大明王朝。

大明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蠱惑下率軍二十萬親征北上討伐屢犯大明邊境的蒙古軍隊，由於行軍準備不夠充分以及英宗本人聽從王振的錯誤指揮，此戰以明軍慘敗而告終，文武百官諸如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皆在亂戰中身亡，而英宗則被蒙古軍擄獲。

訊息傳到京城之後，朝野動盪，一方面大明朝廷迎來了權力的真空期，即朝中無君；另一方面，蒙古軍在挾持英宗要挾大明未果之後揮師南下意圖攻佔北京。

而此時的朝廷則出現了主張南遷的聲音，對於抗擊蒙古軍隊沒有任何信心。面對此種危局，作為主戰派的于謙採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懲處了導致土木堡之變敗局的王振集團成員，以平息民憤，整肅朝綱。第二，組織百官請求張太后擁立郕王朱祁鈺為新君，尊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以此穩定朝廷內部，斷絕保守派南遷之念頭。第三，于謙在得到新君的委任之後，積極展開應戰部署:首先徵調各路勤王部隊進京，以充實兵力。其次分調兵力打造作戰武器，以及運輸糧草入京做後勤保障。

憑藉著于謙這一系列井然有序的舉措，北京保衛戰以明軍獲勝而告終。

結語:

總而言之，無論是岳飛“迎回二聖”的主張還是于謙當機立斷的“社稷為重，君為輕”，都是站在最廣大的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即使兩人最終都雙雙蒙冤而死，但歷史不會忘記他們的家國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