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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愛獨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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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避而不談歷史
古代一直到軍閥時期盜墓都是為了擴充軍備,以圖在亂世之中有經濟實力實現政治抱負,在鬼吹燈於盜墓筆記中,尤其是鬼吹燈對於盜墓的幾大流派,描述的神乎其技,其實也不乏依據,一是古時墓穴都依照風水一說選擇墓穴,這就使一些懂得分金定穴的能人異士可找到墓穴所在。其次古時盜墓無現代化裝備,盜墓就更需瞭解墓穴構造及機關陷阱,在不破壞墓穴中寶物的前提下安然無恙的盜取寶物,所以古代盜墓的專業人士一定具備了獨特的技能和規則。
但古今帝王及王室成員都有能力籠絡天下人才定穴和建造陰宮,定然機關算盡,以圖死後昇天會持續生前的富貴生活,在這樣守墓於盜墓的競爭中技能一代一代更加精湛,但在太平時盜墓本就是損陰德和犯罪的活動,能透過實踐和傳承的就更加稀少,所以基本亂世中盜墓都如卸嶺力士一樣,以人數取勝,軍隊盜墓。
我認為真正能傳承的盜墓技術也都是家族傳承。或從事相關職業,或書籍記載,到現在能為我們所知的機關技術已經少之又少,所以我總結古時盜墓要麼單獨行動,盜墓人群得家族傳承,要麼是軍隊盜墓,人數取勝。單人行動都出自傳承,有規有矩,一般也就得少數幾樣冥器能供生活。軍隊盜墓則挖個乾淨,一是靠技術,而是靠人力,軍隊盜墓從小說中曹操的典型例子就可見一斑。
前段時間,一部《盜墓筆記》風靡海內,古墓裡有魔幻玄怪,機關暗道,有奇珍異物、金銀珠寶,讓人眼花繚亂,心馳神往。當然,這些都是臆想編造出來的。古墓裡的文物不光可以證實歷史,甚至可以改變歷史。
盜墓是個古老的行業。中國盜墓人歷史之悠久,手法之高明,堪稱一絕,甚至超過了專業考古工作隊。秦漢以來的古墓幾乎被盜墓者盜掘一空,考古隊跟著盜墓賊走的俗語就是這樣來的。考古隊至今都在使用的洛陽鏟,就是盜墓者發明的工具。
歷史是消失了的過去式,怎樣還原?一靠正史文字記載;二靠文物實證。中國的文明形態比較低,正史記載不夠嚴謹,諸如看了太陽、踩了神人的腳印而懷孕啊,皇帝降生時滿屋紅光,紫氣東來啊,生下來三個月就能說話走路啊等等違反常識的記載比比皆是,不像是歷史,更像是傳說。隨便舉個例子吧,古代最具權威性的《史記》裡對漢高祖劉邦的身世記載。劉母在一個大湖岸邊睡著了,夢到與神相遇。一剎時雷電交加,天空晦暗。劉父趕緊去找劉母,估計是去送傘,到了一看,有一條蛟龍伏在劉母身上(此處少兒不宜)。於是劉母有了身孕,生下劉邦。那麼,問題來了,劉邦究竟是蛟龍的兒,還是劉父的兒?蛟龍顯然不可能生出人來,但正史就這麼白紙黑字堂而皇之地記載下來了,夠荒唐吧?因此,出土文物對於還原中國歷史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扯遠了,還是來講這樁有可能改變歷史的盜墓案。
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十月裡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一個盜墓者在汲郡(今河南省汲縣西南)盜掘進入戰國時期魏襄王(一說魏安釐王)的陵墓。
這個盜墓者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不準。要是用現代漢語來讀是不是很奇特,不過當時不這麼讀,是讀為fǒu biāo“否彪”,其實也很神奇。他是現在的河南省新鄉市衛輝市人。進入墓道走了一段路以後,不準手裡的火把快要燃盡,低頭髮現地上散落著一地竹簡,順手撿起來點燃作火把,燃完一把,又抓一把,一直到完成整個盜墓行動,揚長而去。
幾天後,盜洞被當地農夫發現,告到官府。官府緊急派人前來檢視,發現竹簡上寫滿了文字,趕緊將餘下的竹簡全部收集起來,火速呈報朝廷。晉武帝司馬炎派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總體負責,集中了束皙、傅瓚、張宙、衛恆等幾十位名士對竹簡進行整理、釋讀,共整理出十萬多字,編輯成書。因其出自汲郡古墓,故稱為《汲冢書》,也稱《竹書紀年》。汲冢原書比《史記》的成書時間要早二百年。
《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魏國史官所記之史書,是唯一逃過秦始皇焚書浩劫而留存下來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記錄了從夏朝開始的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歷史,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認為:“《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於它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
《竹書紀年》的發現,在歷史學上的地位不用多說,使歷史學脫離儒家經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其真正的意義不在這裡,在於其所記錄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與儒家經典中所記錄的截然不同,而這些不同點驚世駭俗,嚴重震撼了當時人的思想觀念。
堯舜禪讓、伊尹輔政、周召共和這些都是儒學體系裡推崇備至的以仁以禮治國,恪守君臣之道的典範,但在《竹書紀年》裡,這些事情全部被顛覆。沒有堯舜禪讓,舜是監禁了堯,流放了堯的兒子武力奪取了政權。沒有伊尹輔政,伊尹放逐太甲,兩年後太甲逃出,殺伊尹,奪回王位。沒有周召共和,是共國的伯,名叫和,攝行君位,故稱共和行政。這些駭人聽聞的記載完全推翻了儒家的史學觀,並使依附在這些史學觀上的思想觀念受到質疑,儒學基礎開始動搖。
如果當時學者以《竹書紀年》為依據,對儒學進行檢討,開展一場大爭鳴大辯論,儒家學說是否還能統治禁錮中國思想界數千年呢?沒有了儒學一家獨大的統治和禁錮,華人的思想是不是會更理性更開放呢?如果出現理性、多元的思想,中國歷史的走向又將如何呢?
非常遺憾的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竹書紀年》出土整理後,對當時產生的最大影響是掀起了一股修史熱潮,單就晉國曆史,就出現了《漢晉春秋》《晉陽秋》《晉紀》等編年體史書,完全忽略了《竹書紀年》對儒學思想觀念的衝擊。晉華人還沒來得及對《竹書紀年》進行深入研究,永嘉之亂中《竹書紀年》的竹簡亡佚,只剩下文字版本,初釋本、考正本傳世。更為不幸的是這些文字版本到宋朝時再次亡佚,真實的《竹書紀年》再也無法看見。今天看到的都是後代學者在各類史籍中四處尋找出來的佚文,其真實性已經大打折扣。
清著名學者朱右曾著有《汲冢紀年存真》,在該書序言中暗示《竹書紀年》亡佚於宋代是宋代學者有意為之,他認為“學者錮於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復亡。”朱右曾這段話中指出了一個表面現象,文人學者不研究《竹書紀年》,是因為其中所記和司馬遷《史記》所記以及漢代以來的儒學經典傳授的內容有很大的出入,如果深入研究的話,就會出現相對於儒學來說的異端邪說。隱藏在表面現象下的真相他沒有說,清代文字獄盛行,他知道了也不敢說,就是這些異端邪說對儒學思想觀念的顛覆,而一旦帝王賴以統治國家臣民的思想基礎遭到顛覆的話,統治地位就會岌岌可危。
歷代學者都只能侷限在對《竹書紀年》的史學意義上進行研究,不敢對其思想意義進行研究,悲劇所在,宿命如此。上蒼給了古人一個思想解放的機會,而古人沒有接受,或者說不能、不敢接受,只能在儒學的統治和禁錮中頤養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