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算得上是君子。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他小時候砸缸救人的故事家喻戶曉。20歲考上進士甲科，開始了為官之路。為官清廉，多次給仁宗上書呼籲減輕農民負擔。

司馬光29歲時貝州農民王則起義，司馬光給父親好友龐籍去信，建議分化瓦解只誅首惡，結果王則起義66天就被平息了。

宋和西夏的戰事前期一直處於下風，司馬光深入民間調研後，給朝廷提了建議，禁絕邊民和西夏交易，並在邊境修築堡壘，慢慢瓦解蠶食西夏，這條計策終於使宋平息了西夏。

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司馬光是持反對意見的，倆人一直保持著明面的爭論，司馬光一直沒有背地去搞鬼，王安石為了變法成功，逼迫司馬光下野了，司馬光也不消沉專心致志的著書立傳。事實上王安石也不是全對，歷史欠司馬光一個公道。

司馬光的汙點就是曾經上書彈劾過狄青，狄青的死是整個文官集團打壓的結果，是宋扭曲的社會價值觀導致的。總體上司馬光按照儒家的標準算是個君子。

司馬光應該是迂腐難化，死守原則的奴臣。

史學成就故不可掩，但也是天水一朝的罪人。

明於史而昧於時，百無一用。

一、首開大面積黨爭之惡習。王安石在位，雖反對者不在顯位，尚使其居於清貴之地。熙寧元豐年間，文彥博、範鎮、司馬光、範純仁、富弼 等尤居住洛陽，舉行耆英會、真率會、同甲會等宴飲，聲勢之大，洛陽為之矚目。而司馬光上位，一年之內，盡去新法，驅逐新黨，使其居於險惡之地，力圖一網打盡。若不是舊黨打擊過甚，又何來紹聖之反覆，以致黨爭亡國。

二、首開以政治正確以排除異己。新黨雖打擊舊黨，但不以君子和祖宗之法的大旗打擊人，而舊黨卻盡用此驅逐異己，以小人之名，以變祖宗之法為名驅逐新黨，此被效仿者所用，貽害無窮。熙寧二年，神宗欲用曾公亮，陳旭處置政事，因其通曉邊政，而司馬光以閩人多奸詐，不是君子，在位必援引鄉黨，認為皇帝偏聽，轉頭推薦了陳薦、蘇軾為諫官。諷刺。說著嘴上不論時事，退居洛陽尚不忘攻擊王安石，王第一次罷相就拜司馬光攻擊所賜。晚年的半山體（王安石詩歌）精光內斂，技法純熟，可謂醇厚，開宋詩新面目，而司馬光所作之詩詞半是迎合酬贈，膚淺無聊，二人都是謫居，境界孰高孰低，一目瞭然。

三、盡廢新法，王安石數年心血一朝毀之殆盡。一上臺便廢方田均稅法、保甲法、市場易法、保馬法、免役法、將兵法、青苗法，這些法並非一無是處，而司馬光固執己見，私仇蒙心，致國家利益安危於不過，盡行廢除。其固執之程度，連極為稱頌他的朱熹、蘇軾都不贊同，可為偏執狹隘。我好像記得在哪讀到王安石罷相後，聽說青苗法（？）被廢，不無神傷，“怎麼連這個法也被廢了？”

四、援引朋黨，遍結盟友，北宋一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司馬光退居洛陽，可從未放棄積累政治力量，為自己造勢。在其復位之後，耆英會、真率會之友多被其援引，使之為自己的政治盟友，舉朝皆舊黨。上位立刻要求開言路為自己拉聲勢，可滿朝皆你黨，哪來的反對意見。虛偽。哲宗上位後，隨著司馬光的復出，帶領劉摯、王巖叟、孫覺、蘇轍等人攻擊並逐出變法黨蔡確、章惇，代之以呂公著、文彥博、範純仁、鮮于侁、張問、範祖禹、劉摯、趙彥若、李常、範純狸、蘇軾、朱光庭、劉摯、程頤、程顥、司馬康、範純粹、範正平、範百祿等人，單看姓氏，簡直是把家當國了。再舉個例子，早在1063年，故相龐籍卒，司馬光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為昆弟，若是真心相助，何必如此。（呵呵）

五、主張以德服敵，放棄國家疆土。《論西夏札子》中有言“於今為計，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不顧多數朝臣的發對，割讓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寨給西夏。其最大的盟友文彥博甚至主張將王安石變法期間所取得的熙河路全部割讓給西夏。可憐王安石、神宗冒天下之大不韙，一生兢兢業業，富國強兵，到頭來被司馬光、文彥博等人賣了。所謂的服敵，根本在於其國強盛加武力震懾，司馬光費十九年而成《資治通鑑》，怎麼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可恨。在處理困擾北宋的重大軍事領土問題，司馬光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措施：放棄領土。呵呵。

六、以書中名實為執政之要。古人雖有修身齊家治國等，主張內聖外王，但並不廢除實務。而司馬光顯然以“內聖”為治國之策，位低倒也罷了，遺害少，若是居於宰輔之位，如何以此治國。以為生財便是害民，節流便是開源，可笑。

七、動不動拿辭職要挾皇帝。自己不幹事還不讓別人幹事，可又沒為北宋提過什麼有建設的實際意見，反而陷君主不仁不義的地步，就拿嘉祐七年上的摺子來說吧，比如《論上元遊幸》、《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論上元令夫人相撲》、《論公主內宅臣》、《論正家上殿》、《論李緯知衛州》（因為此人是駙馬）。所關心的盡在枝葉，其中若完全不是為了自己的名譽，誰信？而在此之前，王安石為了瞭解國家弊病，堅持當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多次拒絕擔任高官。

幸好司馬光復位不久就去世了，以他那個一心作死國家的勁，否則北宋亡得更快。

司馬光曾給王安石寫了數封信，洋洋灑灑數千字，王安石只回了幾百字，其中有幾段話特別著名，可見先哲之風采：

“ 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答司馬諫議書》）

還有一句話：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補充司馬光對自己的總結吧：

“自髫齒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官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為，況為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

指望這樣一個的人去拯救宋朝，豈不危害更大？

最後，悠悠千載，公道自在人心。

兩者並不矛盾。

說他一身正氣，很正確。

從結果上看，司馬光並沒有力挽狂瀾，但並不影響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的出發點是為了大宋。

說他迂腐頑固，也沒毛病。

從做法來看，司馬光的確是用了儒家守舊的老一套，激烈的反對試圖變革的人。

站在上帝視角上看，司馬光無疑是落後於時代的。

但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無可厚非。

正想現在生活中的很多人，想做好事，由於知識和能力，心有餘而力不足，幫了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