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綱

選自《水滸》（七十一回本）第十六回的後半部分。原來的題目是"吳用智取生辰綱"， 生辰、即生日，誕辰。綱，為運送大批貨物而編的隊。生辰綱，即編隊運送的大批壽禮。 下面請一同學簡要敘述一下《水滸》第十二回後半部分"赴京城楊志賣刀"至第十六回前半部分"楊志押送金銀擔"的故事梗概。

   "智取生辰綱"寫的是楊志押送生辰綱去往東京，在途中（黃泥岡）被晁蓋吳用等用計奪取的經過。生辰綱指的是過誕辰送的禮金。水滸裡面一個京師大官要過生日，他女婿給他送禮，就派林沖押送生辰綱，據說有好多的銀兩，恰好被梁山好漢知道了，那時候梁山好漢們還沒有聚義，宋江、阮氏兄弟等人就設計打劫生辰綱，結果阮氏兄弟等人用藥酒把林沖一夥押鏢的藥暈了，取得生辰綱。

故事集中反映了蔡京、梁中書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與廣大農民的矛盾，熱情歌頌了起義農民的大智大勇與組織才能。第十六回在全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此之前，小說主要描寫了魯智深、林沖等個別英雄人物的抗爭。而"智取生辰綱"則是起義農民的集體行動，是梁山泊英雄聚義的開始。自此，小說揭開了起義農民大規模聯合反抗的序幕。

搶劫本身就是不義的行為，與那被搶的生辰綱是否是不義之財無關。“不義”就是不正義，梁山英雄個個都是好漢，可好漢確是好漢，好漢未必做好事，而這個好事的“好”也是有個評判的標準的。殺人兇手未必就是壞人，他們殺的人也許在他們看來都是不符合自己“好”標準的“壞”人，但“殺”本身就是不義的行為，只要“殺”的行為成立，那他就已經成為兇手，淪為不義。

所以說，站在吳用等人的角度上來看，智取生辰綱是擷取不義之財，壯大自己，以便革命；可那楊志也是好漢，從他來看，那就是為保護公家財產，不惜得罪下屬和同僚，與劫匪鬥智鬥勇了。

“不義”就是不正義，梁山英雄個個都是好漢，可好漢確是好漢，好漢未必做好事，而這個好事的“好”也是有個評判的標準的。殺人兇手未必就是壞人，他們殺的人也許在他們看來都是不符合自己“好”標準的“壞”人，但“殺”本身就是不義的行為，只要“殺”的行為成立，那他就已經成為兇手，淪為不義。

所以說，站在吳用等人的角度上來看，智取生辰綱是擷取不義之財，壯大自己，以便革命；可那楊志也是好漢，從他來看，那就是為保護公家財產，不惜得罪下屬和同僚，與劫匪鬥智鬥勇了。

搶劫！這就是搶劫行為。晁蓋說那是不義之財，是貪官汙吏梁世傑送給岳父蔡京的壽禮。不管是貪官汙吏也好，還是平民百姓也罷，總之那是別人的東西，搶來據為己有就是犯法。何況他們打著劫富濟貧的旗號，把東西搶回來自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了。這種行為放在今天一準判了。就是一群強盜，我們還為他們喝彩！好在他們是在書裡，不歸現在法律管轄。

開宗明義，以現在的價值觀角度來講，“智取生辰綱”肯定不是什麼“義舉”，按照最善良的立場來看，這就是一個“黑吃黑”的搶劫行為。

在古典小說《水滸傳》當中“智取生辰綱”是一個大事件，也是水泊梁山的整個故事的“緣起”。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智取生辰綱”的事件的發生，那麼水泊梁山的發展壯大就無從說起。從這個角度來講，智取生辰綱“功不可沒”。

但是在小說描寫的當時（北宋）末年的社會政治背景來看，智取生辰綱應該是有它的合理的“內在邏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這也是晁蓋一夥劫取生辰綱的“精神支撐”。

所以，對“劫取生辰綱”這個行為的評價，應該是有“雙重標準”的。在小說《水滸傳》當中，作者本人對“智取生辰綱”的態度，是肯定和讚揚的，這從對這個事件的描寫來看，作者認為“劫取生辰綱”是順應天意的，是一個“義舉”，晁蓋和吳用等人的行為是符合“替天行道”的“江湖準則”的，只不過這個“替天行道”的那個“天”，並非僅僅指“皇天后土”的那個天，而是涵蓋了江湖標準的“天道”。

但是，這裡其實就要仔細的分析一下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被人稱道的那個觀念，就是“劫富濟貧”。

在中國歷史上，江湖人士也罷還是江湖好漢也罷，亦或是綠林好漢也罷，“劫富”的行為歷朝歷代數不勝數 ，幾乎所有的以“搶劫”為終極目標的（江湖）組織，都一定會打起一杆“劫富濟貧”的大旗。但事實上，“劫富”的買賣搞得一直是“熱火朝天”，但是“濟貧”的“義舉”卻是“鳳毛麟角”，這就給“劫富濟貧”的高尚披上了“滑稽”的外衣。

“劫富”的事必須要做， “濟貧”也就是說說而已。歷朝歷代其實已經對此產生了“審美疲勞（或者審醜疲勞）”，習慣了什麼事也就是“嘴上說說”，什麼事是“嘴上不能說，但必須要做”。

所以，劫取生辰綱是義舉，因為那個生辰綱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至於劫了之後是不是拿去“濟貧”，這就要看劫道晁蓋們捨得拿出多少，基本的可讚賞的底線就是“拿出一點總比一點不拿好”。

水泊梁山的好漢們大體上都是按照這個路子來的，實力不濟的時候 ，比如水泊梁山的王倫時期，搶劫的事也幹的小氣，拿不上臺面。專撿那些單個的來往客商，這個時候好漢們的行為基本上就連“劫富”也算不上，僅僅也就是“搶劫”而已，於是“濟貧”就更談不上了。不僅如此，佔山為王的好漢們，還霸佔了梁山泊的水面，阮小二們就連“靠水吃水”也成了大問題，這幾乎等同於“劫貧”。

就算是晁蓋等人在吳用的策劃下，幹了一票大的，一下子就搶了十萬貫的財物，在面對這些幾乎是阮氏三兄弟幾輩子都無法正常獲得的財富，這些“劫富濟貧”的好漢們能做的不錯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分贓”的時候會公平一些，因為我們沒有看到這幾個“兄弟”因為分贓不均“起內訌”。而“濟貧”這個概念，就連說說都懶得去說一句。

這個現象並不是水泊梁山好漢們獨有的“價值標準”，而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號稱“劫富濟貧”的好漢們的普遍準則。

在水泊梁山的宋江時期，隊伍壯大了，搶劫的水平也提高了，等閒的零散客商已經入不了宋江的法眼，他們的目標盯上的已經是那些能夠值得一搶的“大戶”，但宋江這廝有文化，先把自己放在“替天行道”的正義的高度，然後只要他們盯上的大戶，就都是與“正義”為敵的“惡霸”，祝家莊是，曾頭市也是。

宋江的劫富是“替天行道”，濟貧就是不再搶劫零散客商，不再去搶老百姓，僅此而已。

無論是站在當今的價值觀角度還是宋朝當年的價值觀角度，江湖好漢們的所謂“劫富濟貧”都是虛偽的，只不過這種虛偽是用“江湖道義”包裝成了“真實”。

這樣的一個“劫富濟貧”的虛偽，對當今的社會，其實影響也是蠻大。比如有越演越烈的的趨勢的“仇富”。在有些人的眼裡，富人們是有“原罪”的。所以，富人們就必須拿出自己的財富“濟貧”，只不過現在“劫富”得方式變得更加“道德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