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唐宋八大家，就不得不提古文運動，唐宋古文運動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 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所謂“駢文”，是指六朝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是始於漢朝，盛行於南北朝的文體。駢文中雖有優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內容空虛的文章。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駢文作為一種文體，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於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為相輔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要文以明道。

唐代古文運動

韓愈等人舉起“復古”的旗幟，提倡學古文，習古道，以此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這主張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援和社會上的廣泛反應，逐漸形成了群眾性的鬥爭浪潮，壓倒了駢文，形成一次影響深遠的“運動”。這一運動有其發展過程。在駢文盛行時，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陳子昂曾主張“復古”，是文體革新的先驅者。其後，蕭穎士、李華等繼起，提出取法三代兩漢的主張，為韓柳古文運動做了思想準備。中唐時期雖經安史之亂，唐朝國力衷弱，但貞元以後，社會暫時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出現了“中興”的希望。這樣韓愈等人倡導古文運動的時機也就成熟了。他們提出“載道”、“明道”的口號，這是古文運動的基本理論。他們重視作家的品德修養，重視寫真情實感，強調要有“務去陳言”（韓愈《答李翊書》）和“詞必己出”（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的獨創精神。他們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培養了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愈特別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而柳宗元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北宋古文運動

即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主張對詩、文進行革新。

晚唐時期，古文運動趨於衰落，出現了講究雕 章琢句的不良文風。

北宋時期，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些文人，極力推崇韓、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運動。一面反對晚唐以來的不良文風；一面提倡繼承韓愈的道統和文統，強調文道統一，道先於文的觀點，寫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掃清了綺靡晦澀的文風，使散文走上了平易暢達、反映現實生活的道路。

因此，人們把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共稱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兩次古文運動稱之為“唐宋古文運動”。

韓愈

議論文：《原毀》、《師說》、《雜說》、《答李翊書》。

敘事散文：《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誌銘》、《祭十二郎文》。

集本《韓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記》。

人物傳記：《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

政論文、寓言小品。文集《柳河東全集》。

歐陽修

政論文：《朋黨論》。

記敘散文：《醉翁亭記》。

雜文：《六一詩話》。

王安石

雜文：《答司馬諫議書》、《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

蘇洵

詩作：《雲興于山》、《有驥在野》、《有觸者犢》、《朝日載升》、《我客至止》、《歐陽永叔白兔》等。

散文：《顏書四十韻》、《六國論》。

蘇軾

文學散文：《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後赤壁賦》。

史論或政論：《上神宗皇帝書》、《范增論》、《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教戰守策》。

蘇轍

著有《欒城集》，包括《後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叢刊》影明活字本。《欒城應詔集》12卷，有《四部叢刊》影宋鈔本。

著名文章有：《新論》、《上皇帝書》、《上樞密韓太尉書》、《黃州快哉亭記》《巢谷傳》《老子解》等詩作：以《墨竹賦》、《南齋竹》、《秋稼》較為著名。

唐宋八大家如果把蘇洵和蘇轍換下，換誰合適？我認為沒有合適的，他們八個人各有特色，無法替換。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簡稱“三蘇韓柳王曾修”。 其中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以及三蘇等四人是宋代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鞏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基本都是以散文見長和古文運動有關，所以唐宋八大家就是針對唐宋時期在古文上也就是散文而選出的。

人物與代表作 ：

韓愈：《雜說》《祭十二郎文》《師說》

柳宗元：《黔之驢》《天說》《小石潭記》

歐陽修：《醉翁亭記》《秋聲賦》

蘇洵：《六國論》《權書》

蘇軾：《赤壁賦》前後 《石鐘山記》

蘇轍：《欒城集》

曾鞏：《上歐陽舍人書》《上蔡學士書》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傷仲永》

關於候選人物爭議較多的有四位，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不合適？

李白、杜甫

李白和杜甫二人的詩雖然是泰山北斗，但是文章數量和質量就遜色一些了，另外這兩個人最大的問題是都沒有在科舉考試時中第，考試成績跟詩才完全成反比，李白就不要說了，杜甫幾次考場失利，都沒考上，沒中第自然地位也不高，評選佔著下風。雖然李白杜甫沒有入選唐宋八大家，但李白和杜甫擅長詩歌，詩仙和詩聖的名稱也就代表他們在詩歌界的地位。

范仲淹

范仲淹一生政績卓著、曉暢軍事、文學成就突出，西夏人稱讚他“胸中有十萬甲兵”。他的文章，立足點在於政而不在於文，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貢獻是在政治領域。我們熟悉范仲淹，多是因為《岳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他文章很少留存。

司馬光

司馬光的文化成就主要體現在學術方面，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了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他自謂“至於屬文，實非所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修史和從政方面。

綜合看來，換誰都不合適，存在就是合理的，八大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代表作，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