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晉江人是也，是明朝的抗倭名將，軍事家，武術家，詩人。軍事上有所成就，曾在海上殲滅倭寇，還建立了車營，更是著作了兵法發微，洗海近事，鎮閩議稿等等軍事著作。

其在浙東戰役，浙西戰役，偽倭戰役，興化之戰，潮州之戰，討平流寇的諸多戰役中有勝利也有失敗。特別是在浙東戰役中雖然是浴血奮戰，但是還一度革職，讓其戴罪立功，還差點人頭不保。晉升的路上曲折坎坷不斷。而戚繼光就不同了，在岑港之戰，台州之戰，福建之戰，以及興化之戰，仙遊之戰都未嘗一敗，甚至在北御韃靼中也沒讓北蠻夷賺的好處，官職一路上升，軍事成就也是極其耀眼的。寫了兩部重要的兵書，紀效新書和另外一部練兵實紀，這兩部兵書是他總結練兵打仗的經驗所得，在軍事上有很高的地位，其發明了鴛鴦陣，車營，金山嶺，和空心敵臺，以及戚氏軍刀，狼憲，火炮。個人覺得戚繼光的名聲要比俞大猷的名聲更大些，認為戚繼光的本事比俞大猷的大，從戰績上就可以輕易而舉的看出來，戚繼光沒有敗仗，而俞大猷每次在戰役中都或多或少的吃敗仗，這給了嘉靖帝很不好的印象。雖然兩個人都是浴血奮戰，都對明朝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獻，而在當時的環境裡，皇帝最不想聽的就是打了敗仗，這有損天朝威嚴，所以才會一度打壓俞大猷，扶持戚繼光。

第一、戚繼光的戚家軍紀律更加嚴明，賞罰更加嚴厲。並且戚家軍有專治倭寇“鴦鴛陣”，在抗倭戰鬥中效果明顯，戚繼光帶兵打仗更具有代表性。

第二、俞大猷是一名廉潔自律的將領。而戚繼光作為一名高階將領抗倭名將，卻並非一位廉潔的將領。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會來事，所以自然戚繼光會得到更多的重用，史官記載的時候自然也是有所偏重。

第三、俞大猷不是很懂政治。

第四、戰功不如戚繼光。

俞大猷也是抗倭名將，在史書上略遜一點，戚繼光作為抗倭代表，肯定在民間知名度更大些。戚繼光浙閩粵始終在第一線，民間因為其戎馬倥傯救民水火，大加崇敬，與宋朝的岳飛一樣，即使被秦檜抹殺隱匿戰功，而民間已然成神。韓世忠與他並列而名氣稍次，與俞大猷和戚繼光類似

明代中期功績卓著的抗倭將領，以戚繼光、俞大猷為最，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並譽 “俞龍戚虎”，“俞家軍”聲望也不在“戚家軍”之下。按常理說，俞大猷的歷史地位不應低於戚繼光，二人至少應該得到相等的待遇。可是以後的歷史確是戚繼光名傳千古，俞大猷很少有人提及了。

戚繼光和俞大猷兩人出身、經歷、業績、著述相似。二人都出身武職世蔭家庭，俞世職百戶，戚世職千戶，戚起點稍高於俞;兩人都是抗倭英雄，轉戰南北為國掃寇;俞家軍、戚家軍都是聞名天下的雄師;兩個人不僅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還是兵器發明家。此外，二人都是武術家，同為南派武學一代宗師。

戚繼光功成名就，他的背後是張居正。俞大猷卻是官場的失敗者，屢屢不得志。

俞大猷戎馬一生，戰功赫赫。故致仕時朝廷評價“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百戰，經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餘級，功在邊陲，裒然為諸將之首。”可是俞大猷性格耿直，不善交際，不懂人情事故不熟悉官場的規矩，更沒有張居正這樣的後臺，後果可想而知。“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的背後，是“七次屈辱，四次貶官，一次入獄”。俞大猷雖然戰功累累，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領軍功，俞大猷在官場碰的頭破血流，你再大的本事也是無可奈何。

《明史》中說戚與俞 “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的“操行”一直被人詬病，就是他與張居正的關係。 戚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少有壯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日孜慕古，博極群書”。戚繼光出身官宦世家，對官場的那套人情世故相當熟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戚繼光一生受益於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繼光受張居正舉薦，擔任登州一帶軍事總官，直到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兩人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平時進京必去拜會，尊敬有加，常拖人送禮。張居正坐此轎回鄉，戚繼光特地從遼東指派精兵十餘人充當張居正親兵，護衛其安全。

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後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慾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洩之，其下成痔”。小說家言不必當真，有一點可以肯定，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非同尋常。沒有張居正的鼎力支援，戚繼光不可能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張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張居正看重戚繼光，並非是戚繼光拍馬屁拍來的，首先戚繼光是為國戍邊少有的將才。張居正是大政治家，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明末清初史家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將軍耳。”張居正在書信中也說：“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為希有。”

戚繼光雖然是個武官，但是為人為官的道道爛熟於心。處事圓滑，極得同僚稱讚，對上級也是恭敬有加，在張居正之前的胡宗憲徐階等人無不對戚繼光稱讚。《明史》指出：戚繼光塞上功高“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鹹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俞大猷正好相反，官場是他死對頭處處碰壁。一心熱血報國的俞大猷曾經給自己的上司寫了兩封信。一封《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一封是《又呈畫處官澳三策》。他的請求並沒有得到上司的認同，反而覺得官威受損，因此俞大猷被杖責免職。更可氣的是，俞大猷受到官場的排斥，有戰功是人家的，有過錯就往死裡整。 一次3俞大猷同戚繼光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時，俞遭嚴嵩、趙文華誣陷，說他“追擊不力，縱寇南奔”，要下獄處死。幸虧戚繼光籌集了三千兩銀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俞大猷和戚繼光相比，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機會和保護。俞大猷的背後如果是張居正這樣的人物，俞大猷的人生肯定不同。 俞大猷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仕途坎坷，處處遭掣肘，經常有功無賞，屢遭打擊陷害。史上記載他遭受“失事停俸”、“坐戴罪辦賊”、“奪世蔭”、“再奪世蔭”、“逮繫詔獄”等等處分。可貴的是，俞大猷忍辱負重，光明磊落，明史上說他是“忠誠許國，老而彌篤”。

俞大猷命不好，恰逢嘉靖朝時代，當時嚴嵩秉政嘉靖皇帝數十年不上朝，官場風氣糜爛。而戚繼光在萬曆時代大展拳腳，因為當時朝中首輔張居正支援戚繼光。

歷史有時候就是不公正的，今天人們只知道戚家軍，不知道俞家軍，只知道戚繼光，不知道俞大猷。我們必須把歷史淹沒的真相告訴世人，明朝抗倭英雄不僅有戚繼光，還有俞大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