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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花見相容

    俞大猷,晉江人是也,是明朝的抗倭名將,軍事家,武術家,詩人。軍事上有所成就,曾在海上殲滅倭寇,還建立了車營,更是著作了兵法發微,洗海近事,鎮閩議稿等等軍事著作。

    其在浙東戰役,浙西戰役,偽倭戰役,興化之戰,潮州之戰,討平流寇的諸多戰役中有勝利也有失敗。特別是在浙東戰役中雖然是浴血奮戰,但是還一度革職,讓其戴罪立功,還差點人頭不保。晉升的路上曲折坎坷不斷。而戚繼光就不同了,在岑港之戰,台州之戰,福建之戰,以及興化之戰,仙遊之戰都未嘗一敗,甚至在北御韃靼中也沒讓北蠻夷賺的好處,官職一路上升,軍事成就也是極其耀眼的。寫了兩部重要的兵書,紀效新書和另外一部練兵實紀,這兩部兵書是他總結練兵打仗的經驗所得,在軍事上有很高的地位,其發明了鴛鴦陣,車營,金山嶺,和空心敵臺,以及戚氏軍刀,狼憲,火炮。個人覺得戚繼光的名聲要比俞大猷的名聲更大些,認為戚繼光的本事比俞大猷的大,從戰績上就可以輕易而舉的看出來,戚繼光沒有敗仗,而俞大猷每次在戰役中都或多或少的吃敗仗,這給了嘉靖帝很不好的印象。雖然兩個人都是浴血奮戰,都對明朝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獻,而在當時的環境裡,皇帝最不想聽的就是打了敗仗,這有損天朝威嚴,所以才會一度打壓俞大猷,扶持戚繼光。

  • 2 # 說別鬧你偏鬧

    第一、戚繼光的戚家軍紀律更加嚴明,賞罰更加嚴厲。並且戚家軍有專治倭寇“鴦鴛陣”,在抗倭戰鬥中效果明顯,戚繼光帶兵打仗更具有代表性。

    第二、俞大猷是一名廉潔自律的將領。而戚繼光作為一名高階將領抗倭名將,卻並非一位廉潔的將領。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會來事,所以自然戚繼光會得到更多的重用,史官記載的時候自然也是有所偏重。

    第三、俞大猷不是很懂政治。

    第四、戰功不如戚繼光。

  • 3 # 沉默寡言的思考者

    俞大猷也是抗倭名將,在史書上略遜一點,戚繼光作為抗倭代表,肯定在民間知名度更大些。戚繼光浙閩粵始終在第一線,民間因為其戎馬倥傯救民水火,大加崇敬,與宋朝的岳飛一樣,即使被秦檜抹殺隱匿戰功,而民間已然成神。韓世忠與他並列而名氣稍次,與俞大猷和戚繼光類似

  • 4 # 非常道畢延河

    明代中期功績卓著的抗倭將領,以戚繼光、俞大猷為最,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並譽 “俞龍戚虎”,“俞家軍”聲望也不在“戚家軍”之下。按常理說,俞大猷的歷史地位不應低於戚繼光,二人至少應該得到相等的待遇。可是以後的歷史確是戚繼光名傳千古,俞大猷很少有人提及了。

    戚繼光和俞大猷兩人出身、經歷、業績、著述相似。二人都出身武職世蔭家庭,俞世職百戶,戚世職千戶,戚起點稍高於俞;兩人都是抗倭英雄,轉戰南北為國掃寇;俞家軍、戚家軍都是聞名天下的雄師;兩個人不僅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還是兵器發明家。此外,二人都是武術家,同為南派武學一代宗師。

    戚繼光功成名就,他的背後是張居正。俞大猷卻是官場的失敗者,屢屢不得志。

    俞大猷戎馬一生,戰功赫赫。故致仕時朝廷評價“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百戰,經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餘級,功在邊陲,裒然為諸將之首。”可是俞大猷性格耿直,不善交際,不懂人情事故不熟悉官場的規矩,更沒有張居正這樣的後臺,後果可想而知。“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的背後,是“七次屈辱,四次貶官,一次入獄”。俞大猷雖然戰功累累,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領軍功,俞大猷在官場碰的頭破血流,你再大的本事也是無可奈何。

    《明史》中說戚與俞 “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的“操行”一直被人詬病,就是他與張居正的關係。 戚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少有壯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日孜慕古,博極群書”。戚繼光出身官宦世家,對官場的那套人情世故相當熟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戚繼光一生受益於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繼光受張居正舉薦,擔任登州一帶軍事總官,直到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兩人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平時進京必去拜會,尊敬有加,常拖人送禮。張居正坐此轎回鄉,戚繼光特地從遼東指派精兵十餘人充當張居正親兵,護衛其安全。

    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後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慾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洩之,其下成痔”。小說家言不必當真,有一點可以肯定,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非同尋常。沒有張居正的鼎力支援,戚繼光不可能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張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張居正看重戚繼光,並非是戚繼光拍馬屁拍來的,首先戚繼光是為國戍邊少有的將才。張居正是大政治家,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明末清初史家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將軍耳。”張居正在書信中也說:“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為希有。”

    戚繼光雖然是個武官,但是為人為官的道道爛熟於心。處事圓滑,極得同僚稱讚,對上級也是恭敬有加,在張居正之前的胡宗憲徐階等人無不對戚繼光稱讚。《明史》指出:戚繼光塞上功高“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鹹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俞大猷正好相反,官場是他死對頭處處碰壁。一心熱血報國的俞大猷曾經給自己的上司寫了兩封信。一封《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一封是《又呈畫處官澳三策》。他的請求並沒有得到上司的認同,反而覺得官威受損,因此俞大猷被杖責免職。更可氣的是,俞大猷受到官場的排斥,有戰功是人家的,有過錯就往死裡整。 一次3俞大猷同戚繼光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時,俞遭嚴嵩、趙文華誣陷,說他“追擊不力,縱寇南奔”,要下獄處死。幸虧戚繼光籌集了三千兩銀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俞大猷和戚繼光相比,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機會和保護。俞大猷的背後如果是張居正這樣的人物,俞大猷的人生肯定不同。 俞大猷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仕途坎坷,處處遭掣肘,經常有功無賞,屢遭打擊陷害。史上記載他遭受“失事停俸”、“坐戴罪辦賊”、“奪世蔭”、“再奪世蔭”、“逮繫詔獄”等等處分。可貴的是,俞大猷忍辱負重,光明磊落,明史上說他是“忠誠許國,老而彌篤”。

    俞大猷命不好,恰逢嘉靖朝時代,當時嚴嵩秉政嘉靖皇帝數十年不上朝,官場風氣糜爛。而戚繼光在萬曆時代大展拳腳,因為當時朝中首輔張居正支援戚繼光。

    歷史有時候就是不公正的,今天人們只知道戚家軍,不知道俞家軍,只知道戚繼光,不知道俞大猷。我們必須把歷史淹沒的真相告訴世人,明朝抗倭英雄不僅有戚繼光,還有俞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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