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視其為心學。心學是內在的，就是穩秘性的人的心理活動，這樣的觀點主張在世界思想文化裡頭也是極為罕見的。既然如此，就是說孔孟學說是內化的，推崇倡儀者與抗拒者在語言文字上的觀點學說亦就變的無足輕重，主張者奉為至高至尚思想，心無旁騖，沒有什麼可撼動的了；拒之者亦傾心所思不可動搖。這樣地不論倡導者與反對者，其不可調和的爭論就將形成思潮，這樣曠日持久的爭論思潮無疑是對未來產生影響，那就是因爭論不休而引發的思想停滯，導致長期的主導思想真空而未能建立起新的倫理或更進步的人文思想。

孔孟之道在它提出的時代就是個理想國思想。不符合統治者的利益。漢武帝開始社會就變得越來越君主專制，孔孟之道有效的限制君主權力，形成君臣共制的社會。隨著君主專制的制度越來越老，弊病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覺醒，統治階級只能把孔孟之道解釋得符合自己的利益，面目全非。到最後科舉考的就只是朱熹的註釋，完全是愚民管理，人是管住了，思想封閉了，社會停滯了。所以只能說孔孟之道只是一種管理社會的工具，就看統治階級怎麼用。

首先說他們對中華民族的消極影響，那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很大。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都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那就是強調秩序觀，核心都是壓抑自我，壓抑人的天性性。比如儒家說“克己復禮”，程朱理學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講的都是如此。這點倒是和中世紀的基督教挺像的。都是壓抑人性，強調秩序。但是這種做法對社會的進步是極為不利的。因為社會的主體是人，只有人有創造力社會才能發展，人的思想創新了社會才會有活力，人性得到解放社會才會持續進步。這種壓抑人性的做法自然會嚴重傷害社會的主體——人的積極性。這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必然產生消極的影響。所以歐洲的中世紀才會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我們國家自秦漢以來的歷史不過是帝王將相家譜。不管我們創造出多麼輝煌的成果，始終都是在慶安的基礎上原地踏步，王朝更迭。

所以歐洲在歷史機緣之下透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打破了這種對人性的壓抑，透過解放人性，人的再次覺醒而釋放出強大的動力，短時間內歐洲的實力把本來領先的我們甩在身後。而我們雖然在明朝王陽明的天理即是人慾的思想指導下出現過思想解放的萌芽，但是終未行成氣候，最後慢慢落後於西方了。

那是否因此就認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就十惡不赦，毫無可取之處呢？那也未必。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能在中國傳承千年，薩特說“存在即合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的興盛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在最初也是有它積極的作用的。我們知道這兩種思想都是在經歷兩次大動亂大分裂之後才形成的。儒家思想興盛於漢朝。在秦漢之前，中國幾百年群雄逐鹿，諸侯爭霸，雖然在思想上百家爭鳴，促進了社會形式的進步。但也確實是連年征戰，民不聊生，理崩樂壞，社會秩序極不穩定。所以漢朝的君王需要一種思想穩定人心，百姓也需要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這時儒家對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上的積極作用就體現出來了。所以雖然儒家思想最初是封建帝王作為一種馭民術推行的。但是它確實為社會的穩定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五代十國的紛爭過後，會出現程朱理學這些思想也是如此。

所以說，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在不同的時期，他是積極的多還是消極的多就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所以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學習孔孟之道的有益之處，比如修身立德。對它不合時宜的東西拋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