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軍普及也需要大量的軍費啊，當時朝廷根本不會在和平時期投入那麼多的錢來購買，明朝時沒有那麼多的裝置和技術，清朝時有技術了，可是也是被外國侵略後才意識到，但是那會我們已經開始被迫賠錢了，總體原因是錢的問題和當政者不想改變的問題。

明亡清興的六十年間, 由於西方殖民主義者及傳教士的東來, 加之戰爭的催化作用, 交戰雙方的目光幾乎同時聚焦到原本不被重視的火器身上, 火器的製造和使用重又起步。而這一時期也恰恰是鴉片戰爭前中國火器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 數以萬計的各種火器應用於戰場。從萬曆四十六年( 1618)至天啟元年( 1621) 的三年時間內, 明朝發往遼東前線的將軍炮、佛朗機、神槍等各式火器共 42974 位( 門)。數量之巨、種類之多, 實屬驚人。

而皇太極即位後, 也痛定思痛大力發展火器; 建立了火器部隊——“烏真超哈”，使原本只善於野戰的八旗軍擁有了不可或缺的火力支援與攻堅力量。此後, 清軍武器的劣勢頓為改觀, 明軍以炮守城被清軍用炮攻城所打破。即使在入關後, 清軍凡遇到頑強抵抗, 無不用炮轟作為制勝妙方。南明政權的重要據點,杭州、金華、建寧、廣州等, 都是被大炮轟開的。然而, 問題在於當清初的大規模戰爭停止後, 身為火器使用受益者並取得戰爭最後勝利的清王朝, 卻使火器發展陷入了至今仍令人費解的停滯階段。此後 200 餘年間,中國火器發展始終停滯不前。這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清朝初年中國大規模生產先進火器的客觀條件並不具備。火器的生產離不開鑄造工藝、銅鐵冶煉、火藥製造等要素的支援。但仍處於小農經濟的中國, 恰恰難以在這些方面給予充分的保障。中國在火器鑄造工藝以及銅鐵質量上較同時期的歐洲各國有較大差距。經過工業革命的改造, 歐洲各國的銅鐵冶煉質量普遍提高。清朝依然在使用落後的土法鍊鐵, 不僅產量低, 而且雜質多、韌性差, 鑄造出來的火炮十分粗糙, 傷敵不成反傷己。

第二，清代火器發展停滯的原因並不是單一的客觀因素, 在火器發展過程中所受的思想意識領域的強烈抵制和國家制度層面的禁抑問題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中國傳統軍事思想的核心是與地理環境相適應, 對內不對外的“嚴防非攻”內守型思維, 即中央政府所擁有軍事力量只要達到有能力鎮壓國內人民反抗, 維護政權的穩定就達到其設定的目的。“重文輕武”主張教化的儒家思想和把火器研發視為“奇技淫巧”的傳統觀念也對火器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阻礙。

第三，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有一種有別於漢族統治者的獨特統治心理——努力保護騎射, 維持滿族武力優勢, 猜忌防止漢人武裝的強大。這種狹隘的思想更是從根本上斷絕了火器在中國發展壯大的一絲希望。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 滿洲的“弓馬騎射”對於以步兵為主的中原軍隊具有天然的優勢。既然清朝統治者已經認識到火器是對付遊牧民族, 鞏固統治的有效手段, 自然也對火器的先進性和強大威力心知肚明。不是當時的華人沒有意識到火器的強大威力和廣闊發展前景, 而是統治者的虛驕心理和保守心態在最大程度上抵制了它的發展。

火器的製作和使用如果不加以禁止, 顯然更易於手工業發達的漢族用來製造裝備, 加之火器使用和操演極為方便快捷, 更利於在占人口和生產技術雙重優勢的漢族中迅速普及, 這對以少數人口統治多數人口, 生產方式落後, 且一向被“華夷之辨”所困擾的清王朝統治者而言, 意味著統治基礎的動搖和王朝賴以生存的武力優勢的嚴重削弱。火器能夠使卑微的、甚至從未經過任何軍事技能訓練的步兵也可以對多年苦心培養出來的精銳騎兵形成致命威脅。

第四，缺少強大外部敵人的刺激也是清朝火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四周缺乏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鄰國。清朝定鼎中原後, 與三藩、臺灣、俄羅斯、蒙古準噶爾部先後發生過戰爭。這些區域性戰爭中的對手多是割據政權和遊牧民族, 與同期的八旗相比, 他們的訓練和裝備無疑都處於劣勢, 似乎沒有可能對清王朝產生致命的威脅。正因為缺少強大的敵人和擁有有利的戰略位置, 使得強盛中的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居安思危的警覺, 手中先進的火器也逐漸被西方超越。

湘軍是最後一支半火器化的明清傳統軍隊，之後的淮軍就逐漸走向全火器化了。

例如曾國荃曾經打算添購洋槍，曾國藩告誡道：

這反映了曾國藩等明清傳統士大夫的想法：憑藉武器裝備的先進打仗仍然是取巧，還不如省點錢出來，在組織上管理上下功夫。

平心而論，這符合實際情況，因為湘軍像今天的農民工一樣經常被拖欠銀兩，連戰後曾國藩去戶部報銷，都要塞回扣。

軍餉都拿不到計程車兵，你發給他洋槍會有什麼結果？民國不少軍隊裡，槍支都是到打仗才發給士兵的，因為土匪們經常高價收購軍隊中的武器，如果你平時就把槍械發給士兵，槍械很快就被被賣掉，甚至不少士兵平時會把子彈賣掉，打仗時放幾發空槍就跑。

曾國藩說““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及劈山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

長槍，刀矛，鳥槍，抬槍，劈山炮（類似於明末的弗朗機小炮），實際這種裝備水平，和16世紀後期戚繼光在薊鎮訓練的戚家軍差不多，在沒有先進的燧發火器和火炮時，用這些發射緩慢，射程低下的早期火器，也確實需要冷兵器部隊保護。

也就是說，明清時期未實現全火器化，歸根到底還是因為軍隊素質，財政體系和訓練方法等等不能適應”現代化“的作戰方法的緣故。

試問這個普及全軍是個什麼概念，難道是100%的火器裝備率？那這點在當時的歐洲也沒有做到啊，因為一直到拿破崙軍事思想之前，軍隊作戰的最後勝利往往是要靠冷兵器之間的白刃戰決出。

後來歐洲的線列步兵之所以可以全員裝備步槍，也是因為套筒刺刀的出現。而在中國，一直到洋務運動從西方引進刺刀技術，此前中國並不存在套筒刺刀，所以在應對騎兵時還需要長槍兵組成方陣。所以無法做到全員都裝備火繩槍，但即使如此，明清軍隊的火器裝備率也還是很高的，在一支軍隊中，明軍的火器裝備率在50%以上，戚繼光改革後，薊州、遼東、宣化、大同的軍隊火器裝備率更是高達60%以上。大清自康熙時期的軍事武器升級開始一直到雍正的軍事改革，火槍的裝備率已經高達70%以上，另外每個部隊都裝備有重火炮。

但如果只是說單個軍隊有沒有火器裝備，那明清正規軍隊都是有火器的，也就是說，明清時期純冷兵器的政府軍已經不存在了，那這個火器普及率也就可以理解成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