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的小說，這些是中國各朝代的文學藝術的發展特點，也是與同時代的文風與寫作格式有關。當時中國歷史經歷夏、商、西周、大秦、漢、隋唐。

大唐帝國在發展中，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要摒棄前朝的思想文化，但是又不能完全徹底的拋棄，即做不到完全繼承，又不能完全拋棄，為了鞏固大唐帝國的統治，發展了當時朗朗上口的格律詩，形成了一種簡單，格式固定的格律詩，讓廣大文人騷客專注與吟詩做賦；

二是形成獨特的文化氛圍，即不屬與前朝的風格，又形成一種新的文風，形成一種文化思朝，對新的文風產生好奇，讓人們去趕潮流，從而逐漸斷了對前朝的復辟。

在中國詩歌史中，唐詩的確有著很高的地位。但成就輝煌並不一定代表詩人的數量就相對比其他朝代多。

從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算起，有記錄的詩人數量越接近當代就越多，這是很符合發展規律的。人口基數，文化普及程度，文字記錄和傳播方式的先進性，都是明擺著的。如果用唐代詩人作比較，那麼詩人數量上，其比唐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比唐以後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少。

在詩的數量上，收錄到的唐詩大約55000首，也是相當於宋詩的1/5。質量上也不是說唐詩就一定好。《全唐詩》中優秀的作品也就一千來首。

如果說中國是詩的國度，那麼，唐朝便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唐代詩歌影響之大，好比國外人常稱華人為“唐人”一樣，唐詩也成了中國詩歌的別名。唐詩地位崇高，名家輩出，眾星璀璨，聲名遠播，以致讓人感覺，唐代詩人數量遠多於其他朝代。

據當代唐詩研究專家、武漢大學教授尚永亮先生統計，唐五代共有詩作者3228人，作品50454人。如果去除五代部分，唐詩作者作品人數又會減少。

據劉俊麗《宋詩作者隊伍的定量分析》一文統計，兩宋共有詩作者9179人，作品160000多首。

而據北京大學開發的“全唐詩分析系統”和“全宋詩分析系統”，《全唐詩》57000多首，《全宋詩》254240首。

[全面瞭解唐詩的當代經典書目之一《唐詩藝術講演錄》]

況且，宋代詩人詩作資料中，還未包含詞人詞作，如果再加上詞人1510人，詞作20000多首。

唐宋詩人詩作，孰多孰少，一目瞭然。

明代和清代的詩人詩作數量，更是遠超過宋代，遑論唐代。

一方面，唐詩名家數量大，他們在今人的知名度較高。

還以宋代為參考，唐詩名家，傳之人口者，從初唐到晚唐，主要有

大家：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

準大家：高適、岑參、孟浩然、王昌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

名家：“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宋之問、沈佺期、杜審言（杜甫爺爺）、陳子昂、劉希夷、上官儀、李頎、劉長卿、“大曆十才子”、李益、孟郊、賈島、姚合、許渾、張祜、溫庭筠等。

[瞭解唐代詩人生平最可靠的傳記叢書]

宋代則有：

大家：蘇軾、黃庭堅、陸游；（詞人柳永、辛棄疾、周邦彥、李清照等）

準大家：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范成大、劉克莊；（詞人秦觀、晏殊、晏幾道、姜夔、吳文英、張炎、蔣捷）等。

名家：楊億、劉筠、王禹偁、王令、張耒、晁補之、邢居實、潘大臨、呂本中、徐俯、“江西四洪”、謝逸謝薖kē、永嘉四靈、尤袤，（詞人賀鑄、朱敦儒、朱淑真、劉過）等。

[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最經典的宋詩選本]

讀者諸君可稍微瀏覽下上述目錄，看熟悉的唐詩名家多，還是宋詩名家多？

我本人對唐宋還算了解，列舉唐詩名家時，更為順暢，宋代的多半要想半天，即便記起了詩人姓名，卻難以記得其代表作。

另一方面，唐詩的經典地位更高，接受程度更深廣，其他朝代難以與之匹敵。

中國文學界流傳著一個順口溜——

唐前的詩歌是長出來的！

唐代的詩歌是嚷出來的！

宋代的詩歌是想出來的！

宋後的詩歌是仿出來的！

這則順口溜，當然略顯粗糙，但卻基本上符合人們的閱讀經驗。

“長出來”的詩歌，自然天成，“嚷出來”的詩歌，情感充沛，“想出來”的詩歌，頗奈品味，“仿出來”的詩歌，則罕有佳篇了。

[程千帆先生《宋詩精選》，當代最經典的宋詩選本之一]

詩人的最佳“封號”，幾乎被唐人佔盡，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佛王維，詩魔白居易，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詩歌聖殿，已被唐人佔領，後代詩人，縱然極其出色，也難以躋身其間。大詩人蘇軾只得一“坡仙”，陸游曾被稱作“小李白”，其他不如二人者，只能稱雄一時一方，而不能入住中國詩歌的大雄寶殿了。

自從唐詩誕生，特別是李白杜甫等大詩人出現後，唐詩的經典地位，就開始確立了。宋代影響最大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推崇杜甫，將其列為“一祖三宗”中的“初祖”，對他的推崇幾乎達到瘋魔的程度。

元明清的詩人，也只能向宋人一樣，學習唐人，甚至還得學習宋人詩歌。宋人稱讚唐人唐詩，宋後人又稱讚宋人，同時更佩服唐人。

事實上，宋代和清代的水平高的詩人，內容精彩的詩歌都非常多，只是他們的經典化程度遠不如唐詩。因此，給人一種遠不如唐詩的印象。

與之相對，唐詩的經典地位，愈發牢固，以迄於今。於是，才有了題主之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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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原因要從唐朝的科舉制度說起。唐朝的人才選拔是透過兩種考試來進行的，一個是明經科，一個是進士科。明經科主要考核對《春秋》《禮記》《周易》《尚書》等經書的熟悉程度，考題以填空默寫（也就是所謂的貼經，墨義）等方式進行，考生只要死記硬背就可以了。而進士科則主要考核考生的創新能力，考題以詩賦為主。兩種考試中，進士科對文人的綜合能力的要求要明顯大於明經科，也才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這也導致了進士科出身的人地位和前途也要明顯高於明經科出身的文人，我們熟悉的柳宗元、韓愈等人都是進士科及。而唐以後，科舉考試逐漸向基於古代經典進行策論過度，類似於現在重點寫議論文，文人的詩賦創作能力不再是考核重點，學習方向的改變也就導致了文人在詩賦上創作熱情和數量上的降低，所以詞這種文人自嗨的創作形式也就成了主要的文學形式，最終結局就是唐以後詩人的質量和數量逐漸下滑。到了明以後，科舉考試的主要方向變成了繁複難懂的朱子理學，文人也就更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風花雪月的搞創作，所以明以後有名的詩人就更是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