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許多著名歷史學家的研究己有很好的結論：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專著《勸讀論語和論語讀法》中說：“……故孔子乃是吾民族文化積累兩千五百年以後之一結晶。使非有民族文化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則何得出生有孔子！而自孔子以後，迄今又逾兩千五百年。此一結晶，乃光輝燦爛，色澤鮮潤，歷久而彌新，屢化而益厚。故吾中華民族五千年之文化傳統，實惟孔子一人，承前啟後，可以作為其代表。”。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

當代史學家楊伯峻先生則說“《論語》自西漢以來便成為必讀書，……我們也把它作為重要古籍之一，因為孔子是中國古代重要人物，要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文獻，都必須先研究孔子，就必須以《論語》為主要依據。”說明孔子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孔子的畢生為學之日進無疆，與其教育事業之博大深徽為主要核心，即其自述所謂"學不厭，教不倦。"。客觀上開創了平民教育的先河，古人評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反而孔子的政治事業是次要的。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叫“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話是宋代大儒朱熹說的，代表了華人心目中孔子的崇高地位。這話很誇張嗎？我告訴你，從文明的角度來說，一點也不誇張。為什麼呢？孔子在歷史上有這麼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因為他實現了中華文明的突破。文明的突破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叫文明的突破？文明的突破就是說一個民族的原生態文化經過幾千年的量變，突然在某一歷史時刻發生了質變。這個質變是什麼呢？就是從特殊的民族文化，昇華為普世的高階文明。它不僅對於本民族的歷史有意義，而且具有影響全人類的力量。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稱為文明。文化無所不在，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化。但文明就不一樣了，只有那些對全人類都有普世影響的文化，才配得上叫做文明。德國大思想家雅思貝爾斯發現，大約公元前600到400年這段時間，在歐亞大陸，有幾個地方几乎同時發生了文明的突破，誕生了古希臘文明、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在我們腳下這片土地呢，誕生了中華文明。這幾大文明，被稱為軸心文明，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為解決人類普遍秩序提供了完整的方案。而且，這幾大文明都歷經兩三千年，對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巨大的影響。文明的突破，就是思想的突破。它有兩個必要的條件：第一，要有完成思想突破的標誌性人物；第二，要有實現文明昇華的歷史環境變化。至聖先師先來講第一個，人的因素吧。文明的突破不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一定要有特殊人物的誕生。這在西方叫做先知，比如摩西、耶穌、默罕默德、蘇格拉底，而在中國叫做聖人。孔子後來就被尊稱為至聖先師。我們知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春秋之前就是上古到西周漫長的歷史。那時候，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古人敬畏天，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祭天，瞭解老天是怎麼想的。到了周代，人們對天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周人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天命常變，天拋棄商朝是因為商紂王暴虐，而天幫助周呢，是因為周文王愛護百姓，有功德。你看，天的意志跟人的行為有了聯絡，人的能動性開始凸顯。周朝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周禮。孔子不是說“吾從周”嗎，他畢生的理想就是讓這整個社會恢復到周禮的秩序中。但是，在周朝的末期，原來維繫周王朝統治的宗族血緣越來越淡，支援它的制度周禮也就難以維持了。不遵循周禮的諸侯強大起來，並沒有受到天命的制裁。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人為什麼一定要遵循周禮呢？大家已經沒了敬畏天這個外在動力，禮的基礎就動搖了。這就是孔子面對的社會現實。你聽說過的“禮崩樂壞”，就是在說這件事。孔子需要找一個內在動力，用它來挽救潰敗的社會政治秩序。孔子完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兒，他從禮的背後，發現了仁。孔子透過反思，提出了人的心靈秩序。這就是我說孔子實現了文明突破的原因。仁這個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9次，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仁到底意味著什麼？細讀《論語》，你會發現孔子根本沒有給仁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你知道，周代的人相信禮，禮是一套周公制定的道德倫理規範。那麼，仁是什麼呢？簡單地說，仁就是一個人對道德規範的內在自覺。孔子認同上古以來的天命觀。但是在他那裡，人們敬畏天，不是因為本能的恐懼，而是因為有內在的自覺。作為一個人，你心裡清楚地意識到，天是一個終極裁判，會裁定你的行為是不是符合天的意志。這樣，人們就會發自內心地依照天的意志來行動，自然也就會發自內心地遵循禮，遵循社會秩序了。雖然先秦儒家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青睞，但是孔子的思想還是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從一件小事上你就可以觀察到這種變化。在過去，“君子”指的是貴族，而“小人”呢，指的是平民百姓，這是一組相對的身份概念。到了孔子以後的時代，君子跟小人有了全新的道德含義。君子是指有德之人，小人就是指缺德的人。只以道德論高下，抹平了外在的身份、財富、階級差異。你不要小看這個轉化，其實它表現出一種儒家式的平等觀念。西方人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呢，是“人人皆可為堯舜”，在道德面前，也是人人平等。學在民間剛才我已經講了，中國的文明突破，除了人之外，還需要第二個條件，就是社會環境的變化。你想想，為什麼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偏偏就到了春秋戰國，中國發生了“文明突破”？難道之前就產生不了孔子嗎？還真產生不了。為什麼？像孔子、老子、蘇格拉底、耶穌、默罕默德、釋迦牟尼這樣的“先知”性人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反潮流。“先知”的誕生，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身份的獨立，另一個是心靈的自由。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中，才能產生這樣的人。什麼樣的環境呢？這個環境，要發生顛覆性的變化，經歷解體、自由和突破這三個過程。春秋之前，周朝的貴族或者其他文化人，不是依附於君權，就是被貴族豢養。身份不獨立，哪裡來的心靈自由呢？貴族依附君權，那些文化人呢，為君主和貴族服務，也通通都是官家人。只有到了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原有的社會制度解體了。於是，這些貴族和文化人紛紛流落到社會上，像孔子自嘲的那樣成為“喪家之犬”，用學術語言說，叫“自由流動資源”。孔子是第一個把“學在官府”變為“學在民間”的人，他是中國第一位老師。在孔子之前，只有國家才能辦教育，接受教育的只能是貴族。到了孔子辦民間教育，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成才率2.3%！弟子當中，從事什麼職業的人都有，像孔子所說的“有教無類”。和孔子一樣出來到民間講學的，還有老子、墨子，和其他更多的文化人。這群人身份獨立了，心靈也解放了，可以自由地傳播思想。這才出現了百家爭鳴，這才產生了文明的突破。現在你一定明白了，為什麼中華文明的突破只可能發生在春秋戰國。解體、自由、突破，是實現文明突破三個環環相扣的因果鏈條，在這個時候，剛好都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