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物誌》中，劉劭將才、德並列標舉，作為拔選人才的標準。劉劭的品評，以中和為最高，講究平澹無味，是為聖人。所謂中和，在於兼具“平澹”與“聰明”兩種層次，聰明為才，而平澹則是生命所展現的境界，已不單純是道德修養的層次，更是對“全幅人性”的審美態度。除中和外，其餘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陰陽清和，中睿外明”，就是中庸，稱為聖人，是君王之才;具體而微，稱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於一才的人，稱為偏材，是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無恆”等級別。

對於甄別人才，劉劭進而提出“八觀”、“五視”等途徑。“八觀”由人的行為舉止、情感反應、心理變化由表象而深至內裡，反覆察識。“五視”則在居、達、富、窮、貧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人物誌》還列舉了鑑別和考察人才時可能出現的七種失誤：

“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意思是考察人的聲譽時可能出現偏頗的繆誤。劉劭認為，考察人才不在於獲取情況的多少，關鍵要了解到真實情況。要了解真實情況，必須親自去調查。耳朵聽到的不一定真實可靠，不能“信耳不信目”。必須用眼睛看到的糾正用耳朵聽到的，即“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

“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意思是待人接物容易受到個人愛好的迷惑。因為邪惡的人所具有的長處正好順應符合了自己的長處，就可能覺得情投意合，從而忽略了他的邪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善良的人也有不足之處，不能因為他的不足之處，而忽略忘掉了他的善良。

“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意思是審查人的心志時，容易出現對志向大小不做具體分析的錯誤。劉劭認為，心志也是考察人才的基本內容。“志欲宏大，心欲嗛小。”“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即只有志向宏大，才能擔負天下重任，謙虛小心才能謹防過失和悔恨。心胸狹窄，目光短淺的人，就會拘謹懦弱，缺乏勇氣和擔當。

“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意思是評定人的素質時有分不清聰慧早成與大器晚成的可能。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全面地考察人才。有些人的才華早年就鋒芒畢露，“材質精達”，有些人“晚成者奇識而舒遲”。二者要區別對待，適時選用，

“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意思是辨別人才型別時，有對同類人才相敬或相爭的疑惑。劉劭深刻地洞察人性，描繪了考察和評價人才時的微妙心理。“皆親愛同體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親近喜愛與自己同類型的人，並給予讚譽；憎恨討厭與自己型別相反的人，並進行壓制。對於型別不相同的人既不憎恨，也不推崇。選拔人才應該避免自私、嫉妒等陰暗心理作祟。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意思是評論人才可能犯提攜富貴者，壓抑貧困者的錯誤。由於各種原因，有些人獲得施展才華的機會而富貴順達，有些人的能力受到壓制而貧賤窮困。“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也。”所以選拔人才應不論貧富貴賤、一視同仁。

“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意思是觀察奇才時，有認識尤妙尤虛之類人才的失誤。尤妙尤虛的人與眾不同，“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尤妙之人外表平淡，不愛偽飾而精明深藏胸中；尤虛之人言辭誇大其實，姿態優美動人而內心不實。一般人無法看透本質，容易形成錯誤的認識。

雖然時光過去了一千好幾百年，但《人物誌》中關於選拔、舉薦人才的標準及論述仍然有著很強的借鑑意義！

《人物誌》是曹魏時期一部關於品評人物的重要著作,該書的基本理論成為當時統治者選拔人才重要的依據。魏晉時期絕大部分的人才學思想呈現出零散、細碎和不成體系的特點,而劉劭在《人物誌》中表達出來的一套較為系統化的人才學思想成為眾多人才學思想中獨具特色的一種。其中包含有劉劭以何種理論為依據去建構他的人才學思想,以及透過何種方式來構建他的人才理論體系等等內容。除了人才學思想,劉劭在《人物誌》中所運用的治學方法,以及關於性情和才性等問題的思考與討論,對魏晉玄學思想與方法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成為魏晉玄學的先導。劉劭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是透過他對人才的理論總結而表現出來,從表面上看,他對玄學高度抽象的概念和精深的哲學理論沒有明顯影響,但從本質上看,劉劭的思想的確為魏晉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學理依據。劉劭在識鑑人才時運用了“綜核名實”和“辨名析理”這兩種方法,實際上就是探討名與實是否相符的問題。劉劭把“綜核名實”的方法具體應用在了《人物誌》中,並總結出了“八觀”、“七繆”、“七似”等識人方法。綜核名實和七似等方法,為以後玄學思想所使用的方法論也提供了可借鑑的依據。劉劭的思想內容包括人的性情、才性、用人理論以及有與無、一與多等問題。性情問題是劉劭人才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劉劭透過對“元一”、“陰陽”、“五行”這三種概念的論述,進一步體現出情性的含義。從“情性”的概念進一步引出了“才性”這一人才劃分標準。“才性”問題是劃分各種人才的理論依據,根據不同的才性可以劃分出不同的人才。不同的人才包括君主與大臣,而大臣依據不同的情性可以勝任不同的職位,《人物誌》中的人才分類思想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評判人才的標準。劉劭的人才理論可以進一步抽象為一與多、有與無之間的關係問題。《人物誌》中所涉及的主德之材與偏至之材,以及聖人無名和臣道有為的思想為以後一與多,有與無的抽象概念與思想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對《人物誌》的思想及其價值進行研究是有很大意義的,《人物誌》在當時的社會以及對後來玄學的發展是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的。

古人云：人才興邦，得人才者得天下。具有人文主義傾向的中國傳統艾化，特別重視對人的評價和研究，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發現和使用的知識系統。《人物誌》就是三國曹魏政權後期人物劉劭撰寫的一部專門研究人才問題的著作。書中提出了德和才、兼才幹和偏才、英和雄等概念，探討人的內在修養、性情與外顯能力及行事風格的關係，提供了一個識別人才、使用人才的獨特視角。該書被明代人推崇為夏商周三代以來第一流的人才學著作，20世紀初葉被詳為《人類能力之研究》在莢國出版。 古人云：人才興邦，得人才者得天下。具有人文主義傾向的中國傳統艾化，特別重視對人的評價和研究，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發現和使用的知識系統。《人物誌》就是三國曹魏政權後期人物劉劭撰寫的一部專門研究人才問題的著作。書中提出了德和才、兼才幹和偏才、英和雄等概念，探討人的內在修養、性情與外顯能力及行事風格的關係，提供了一個識別人才、使用人才的獨特視角。該書被明代人推崇為夏商周三代以來第一流的人才學著作，20世紀初葉被詳為《人類能力之研究》在莢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