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對仰韶文化來源問題進行實質性研究的是蘇秉琦先生，他在1965年發表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中，已經注意到寶雞北首嶺和華縣元君廟下層與仰韶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80年代以後，年代早於半坡型別的遺存在渭河流域有較多新的發現，經過正式發掘的地點有秦安大地灣、臨潼白家村、渭南北劉、天水師趙村和西山坪等處，有的研究者又將它們重新命名為“大地灣文化”或“白家村文化”，從而進一步確認了它與同地區仰韶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蘇秉琦先生1981年在討論姜寨遺址發掘意義時說，仰韶文化一期的代表遺存有2個：秦安大地灣一期和寶雞北首嶺一期。他是將當時所知前半坡遺存都劃歸仰韶早期。幾年之後的1986年，在不同的場合，蘇先生都講到前仰韶問題。在蘭州的“大地灣會”上，他明確表示贊同將大地灣一期作為前仰韶看待，認為同類遺存與仰韶文化關係密切。蘇秉琦先生曾特別提及北首嶺遺址底層或許代表中心區典型的“前仰韶”文化遺存，也就是說它有可能是仰韶最近的淵源。

幾乎與此同時，在河北和河南地區也發現了一批早於後崗型別仰韶文化的遺存，這就是很快確認的磁山文化與裴李崗文化。它們與同地區的“仰韶文化”也被認為具有明顯的淵源關係。

這些發現表明，至少在陝西和河南兩大區域內，傳統上認識的仰韶文化並不是只有一個來源。學術界在為這些新發現感到高興的同時，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這一種多源現象開始令研究者迷惑不解，一些為仰韶文化釋源的研究成了當時中國新石器考古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成果。安志敏先生說：“從發展的序列上來看，裴李崗和磁山兩個文化早於仰韶文化，同時它們的某些因素又見於仰韶文化的早期遺存中，這就為仰韶文化的起源問題提供了新的論證。不過仰韶文化同以裴李崗、磁山為代表的文化遺存的關係，究竟是直接承襲，還是交錯存在而互有影響？豫、晉、陝交界地區早於仰韶文化的遺存，其文化面貌與裴李崗、磁山有無不同，至少目前還不夠清楚。”安先生當時是將一般認定的“老官臺”和“北首嶺下層”遺存歸納為仰韶文化的“北首嶺型別”，所以當時它不能明確指出豫、晉、陝一帶仰韶文化的起源是怎樣的。沒有多久他在另一篇論文中，肯定了這種關係，說磁山、裴李崗和老官臺文化都“屬於仰韶文化的先驅”，這應當指的就是淵源。他還特別強調“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的主要遺存，它繼承早期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他在緊接著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則明確指出：“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的主要遺存，它繼承早期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龍山文化，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顯示中原文化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他在這裡明確說明磁山和裴李崗文化是整個仰韶文化的淵源所在。後來安先生又以他原來命名的北首嶺型別為基礎，提出了“大地灣文化”的命名，並且將它與裴李崗和磁山文化相提並論，都歸入早期新石器文化範疇，不再作為仰韶文化看待，認為“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代表著中原地區三種較早的遺存，同時又與仰韶文化的早期階段有著更密切的聯絡”。

鞏啟明先生也說，在仰韶文化分佈地域內，陸續發現了老官臺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直接脫胎於這三種早期新石器文化，它是在這三種文化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老官臺等三種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發現，無論是從事實上或理論上都解決了仰韶文化的淵源問題”。嚴文明先生1984年寫成《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回顧了考古學界探討仰韶文化源頭的過程，指出老官臺文化和磁山文化都在仰韶文化的分佈範圍內，年代早，文化因素也多有接近之處，“所以仰韶文化是繼承這兩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

首先這個提問，問的很業餘，仰韶文化不是鐵板一塊的一種考古學文化，由於各地的仰韶文化並不相同，差異很大，所以對各地的仰韶文化劃分的不同的型別。

如：

河南的仰韶文化後崗型別、廟底溝型別、大河村型別；

陝西的仰韶文化半坡型別；

現在回到正題，仰韶文化的源頭是誰？這個問題問的有毛病。糾正一下，應該這麼問：陝西、河南的仰韶文化源頭在哪兒？是老官臺（現在叫大地灣文化）和裴李崗文化嗎？

答曰：是的；

依據：看文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許宏教授《先秦城邑考古》，附圖；

陝西仰韶文化是半坡型別，其源頭應該是甘青一帶的大地灣文化（以前叫老官臺文化），大地灣文化是一種位於甘青區，早於仰韶文化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分佈於甘肅、青海、陝西等地，文化層距今~8000年，大地灣上層（晚期）化層距今7000——約5000年，主要文化遺物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

由此文化層疊加關係可知，大地灣文化是陝西仰韶文化半坡型別的源頭；而且，從已有大地灣/半坡型別遺址的分佈年代來看，是大地灣文化東進，形成了仰韶文化半坡型別。

河南仰韶文化型別很多，因為河南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區域，地大物博，文化型別自然多；

如豫北是仰韶文化後崗型別，其源頭是磁山文化；

豫中是仰韶文化大河村型別，豫西是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其源頭是中原本土的裴李崗文化，裴李崗文化距今8000-9000年，迄今，發現裴李崗文化遺址已達100餘處，分佈在河南境內的40多個縣、市。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賈湖遺址。

（賈湖遺址契刻符號）

賈湖遺址最重要的發現除世界上最早的釀酒坊外，還有世界上年代最早、儲存最完整的樂器——骨笛，改寫了世界音樂史，推翻了“中國笛子西來說”和“七聲音階外來說”。

同時，發現了蠶絲蛋白殘留物，將中國絲綢出現的考古學證據提前近4000年，證實了中國是首個發明蠶絲和利用蠶絲的國家，對於絲綢發展史的研究起到關鍵作用，具有深遠的意義。賈湖遺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遺存。

附圖：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許宏《先秦城邑考古》

新石器時代文化家譜如上，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一脈相承。

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發源於八千年前渭河源頭的大地灣文化，而大地灣文化沿著渭河向東發展，在東方有老官臺和裴李崗彩陶文化。雖然中原的裴李崗文化也比較早，但不是主流，仰韶文化的主流還是渭河流域。

大地灣在甘肅吧。

黃河幾字形繞開陝西，西安沒黃河，甘肅有黃河。

由於沒有黃河，決定了西安從商周起只有三千年歷史。

上下五千年，四川有三星堆，浙江河姆渡遺址7000年，陝西7000年以上的遺址一個也找不到。

如果從猿人角度，陝西藍田猿人的歷史，又比不上雲南元謀縣。

我就想問問老官臺出土了啥？

仰韶文化，是中國分佈地域最廣的史前文化，主要的覆蓋範圍包括河南、陝西、山西、河北、甘肅、青海、湖北、寧夏等地。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中、後期的文化代表。

仰韶文化是遠古先民透過勞動，用磨製的石器在田間耕作，用獨具匠心的製陶工藝做出的彩陶器，用家養或漁獵而來的動物大快朵頤所創造的生活方式。它在中國的歷史上歷經兩千多年。

提到仰韶文化，安特生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安特生，瑞典人，傑出的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同時也是一名漢學家。1914年至1926年，安特生受聘於中國北洋政府，成為農商部的礦務顧問，他在中國期間，對中國做出了三大貢獻：宣龍式鐵礦床的發現、考古學和地質學的發展。

安特生在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期間，他的本職工作是調查和研究中國的地質環境和資源，他幫助中國先後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發現鐵礦、煤礦等礦藏。在田野調查礦產資源的過程中，他經常會發現一些古人類遺留下的遺存，這也促使他逐漸將學術興趣轉移到考古學上。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就是安特生聯合其他古生物專家發現的。

1920秋，隸屬農商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採集員劉長山到豫西一帶收集古生物化石，他同時還是安特生的助手。當他來到河南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時，在村民家中發現了一些陶片和石器。村民告訴他這樣的東西在村子周圍有很多，果然他在村子周邊又發現了一些殘碎的陶片和石器。劉長山在仰韶村先後收集、購買了600餘件陶片和石器，隨後帶回北京交給了安特生。看著眼前的這些陶片和石器，在聽完劉長生關於仰韶村情況的介紹後，安特生預測仰韶村附近可能有石器時代遺址，他要親自前往調查判斷。

1921年4月，在劉長山的帶領下，安特生一行五人來到河南澠池縣。縣知事胡毓藩安排同是瑞典人的縣城西關基督教堂牧師史天澤擔任翻譯，住進了仰韶村大戶王兆祺家中。他們在仰韶村的八天裡，對村子的地貌進行了考察，發現了一些磨光彩陶碎片和石錛等石器。根據這些結果，安特生想對仰韶村進行一次科學的發掘。

回到北京後，安特生給當時農商總長和地質調查所所長起草了一份發掘報告。當時的農商總長張國淦同意了安特生的發掘申請，並安排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具體負責操辦此事。最終得到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澠池縣政府的支援。

1921年10月，安特生在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劉長山、陳德廣、白萬玉、姚氏、張氏以及外籍專家步達生、師丹斯基等人的陪同下再次來到仰韶村，仍住進王兆祺的農家小院，開始對仰韶村進行正式發掘。這次發掘持續了36天，共發掘17個遺址點、10座墓葬，發現遺址面積約24萬平方米左右，文化層平均厚度達3米，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根據出土文物，安特生判斷此地為中國遠古文化遺存，並依照國際考古學慣例命名為“仰韶文化”。發掘結束後，他們還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了一個小木牌，上書“仰韶文化區”五個大字。

1923年，安特生髮表了《中國遠古之文化》，向全世界公佈了仰韶文化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考古界關於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斷”。在這篇文章中，安特生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和“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觀點。

安特生之所以做出“中國文化西來說”這樣的判斷，是受美國考古學者龐貝利於1904年在中亞土庫曼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發掘安諾遺址的報告所影響。仰韶文化的主要特色就是彩陶文化，安特生髮現土庫曼安諾遺址出土器物和仰韶文化彩陶的花紋樣式十分相像，便認為中國彩陶文化可能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但他又一時無法打通仰韶遺址與安諾遺址在文化傳播上的地理鏈條關係。安特生認為，彩陶既然是從西方傳入仰韶，必然會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區留下傳播遺蹟，中國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古文化應在黃河上游。

為了驗證自己的假說，1923年5月，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支援下，他和助手從河南出發，經陝西彬縣、長武，進入甘肅平涼。到達蘭州後，他們制定出先前往青海考察的計劃。他們在青海先後發現發掘了十里堡遺址、朱家寨遺址、羅漢堂遺址、卡約文化遺址。其中朱家寨遺址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一座聚落遺址，他們共發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隨葬品，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仰韶村的一次重要發掘。該遺址的發掘成為安特生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標誌著他開始脫離地質行業，全力轉向中國史前考古。

1924年3月間，安特生在蘭州從一個來自臨兆縣賣煙渣的小販貨攤上，發現了一件裝著煙渣的破舊彩陶罐，獲知小販所帶彩陶器來自臨洮、寧定（今臨夏州廣河縣）一帶的洮河河谷，他決定將下一個考古目標轉向洮河流域。在這裡，安特生先後發現發掘了洮河東岸的灰咀遺址和辛店遺址，隨後在臨洮縣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馬家窯村發現了遺物豐富、規模宏大的馬家窯遺址。這裡彩陶器型豐富，打磨細膩，圖案比仰韶村發現得更加絢麗，這讓安特生感到十分震驚，他把馬家窯遺址認定為甘肅仰韶文化。之後他又在當地傳教士的幫助下，在臨洮衙下集發現了以馬鞍口素陶罐為特徵的寺窪文化遺址。

在結束了臨洮的考察之後，安特生一行沿著洮河一路北下，在寧定縣首先發現了齊家坪遺址，並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許多沒有花紋的素陶，其中出土的大耳素陶罐與古希臘瓶子造型相似。安特生據此推斷絢麗的馬家窯彩陶應該晚於齊家文化，而馬家窯彩陶比仰韶彩陶發達，更接近於西方彩陶。為了尋找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和辛店文化的中間缺失環節，安特生繼續他的西部之行，隨後他們在官亭盆地的民和縣馬廠塬發現了馬家窯文化馬廠型別。

然而在甘肅、青海地區，安特生卻很少見到代表中原文化的陶鬲、陶鼎等器物，且當時中國並沒有比仰韶彩陶更早的彩陶出土，而歐洲、中亞多有史前彩陶發掘。他結合考古發掘結果和自己的判斷，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發展、起源、分佈、分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他將甘青地區的遠古文化分為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沙井等六期，建立中國遠古文化框架。由此又推斷出以彩陶製作為代表的早期人類文明，是先從西亞、中亞傳播到新疆、青海、甘肅地區，再逐漸傳播到仰韶等中原地區，與中原既有的鬲、鼎製作技術相結合，最終發展出既有陶鬲、陶鼎又有彩陶的仰韶文化。

安特生據此完成了“仰韶文化西來說”的理論推斷和“實物驗證”，隨後公開發表了他的觀點，在世界上產生極大反響。“中國文化西來說”深深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也更激發出他們透過考古資料重建中國遠古史的熱情。

1937年，中國自己培養的現代考古專家尹達（原名劉燿）經過分類研究，發現仰韶村遺址實際上包含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型別。尹達先生撰文指出，安特生對於各個遺址年代的推測自有重新估計的必要。此後，安特生本人也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多次對其觀點進行了修正。

尹達

1943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原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隨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等組織到西北地區進行考察研究，他幾乎踏遍了安特生當年考古發掘過的每一處遺址，又在甘、青等地發現了百餘處遠古時期的文化遺址。

夏鼐先生於1945年5月在寧定縣陽窪灣發掘了齊家文化時期三座墓葬，在其中的二號墓坑填土中發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片，從而得出了齊家文化不可能早於仰韶文化的結論。徹底推翻了安特生關於甘肅青海史前文化早於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從中亞西來中轉站的觀點，這也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的新起點。

夏鼐先生還糾正了安特生把馬家窯遺址認定為甘肅仰韶文化的觀點，重新命名為“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從而確定了馬家窯文化在中國史前考古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國成立後，夏鼐先生成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先後擔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他的學生石興邦於1954-1957年對位於陝西西安市滻河東岸的半坡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根據考古結果得出了半坡遺址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結論，從而確立了仰韶文化早期型別的半坡文化。這也進一步說明仰韶文化的源頭可能在陝西渭河流域一帶。

1958年，陝西省漢中市西鄉縣縣城西南二公里的葛石鄉和平村村民在深翻土地時，發現有古代器物，後經考古專家考核、證實，為史前文物。考古學者隨即於1960、1961年跟進發掘，在李家村發現大量遠古石器、彩陶，其中石器特徵以磨製為主，打製次之，磨製的器物有石斧、石錛、石鏟、砥礪器（即磨刀石）等，打製的石器主要是刮削器。陶器有陶罐、陶鼎、陶碗、陶盂及陶銼等，其中以圈足碗、三足器、平底缽以及扁平磨光雙弧刃石鏟等，最具有新石器時代文物的代表性。

1961年11月，陝西的考古人員在咸陽市長武縣冉店鄉下孟村西的臺地上經過四次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特徵的的方形圓角半地穴式房址、窖穴、陶窯、墓葬等。出土彩陶缽、陶罐、尖底瓶；石斧、刀、錛、鑿、石球；骨鏟、針、鏃等。

因李家村遺址和下孟村遺址型別在某些方面與龍山文化類似，當時的許多學者認為這兩處遺址晚於仰韶遺址，是仰韶文化的後續發展。只有夏鼐先生持不同意見，他認為李家村遺址出土的圈足缽、直筒型三足器等獨特器物，在寶雞北首嶺和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早期遺址中也有發現，造型上存在前後傳承的關係。

為了得到科學的確定結果，考古學者對李家村遺址的標本進行碳-14測定，首次測定的年代資料顯示，李家村遺址年代要晚於仰韶文化。但是夏鼐先生認為檢測標本可能有誤， 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後來發現，果然是一線人員在採集檢測標本時將地層層位標錯。經過再次檢測，最終的結論是李家村文化年代早於仰韶文化，考古學者終於在中國大地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文化遺存。

在李家村文化遺址未發現之前，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只有屬於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早期文化還是一個缺環。因此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將陝西西鄉縣李家村遺址正式命名為“李家村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標誌。

中國的考古學者從未停止對中華早期文化的探索，隨後又相繼在河南省新鄭市裴李崗村發現裴李崗文化遺存，在河北省武安市磁山發現裴李崗·磁山文化遺存，在陝西省渭南華州區老官臺、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發現老官臺文化遺存，年代斷定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遠遠早於仰韶文化遺存。其中，以老官臺文化與仰韶文化關係最近，成為仰韶文化的直接源頭。

老官臺文化因首先在陝西省渭南市華州區老官臺遺址發現而得名，但老官臺遺址出土的文物較為貧乏。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以後，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因此有學者將這種文化型別命名為“大地灣文化”。 然而又有學者因大地灣遺址含有多種文化而主張以內涵單純的臨潼白家村遺址命名為“白家村文化”。關於該文化命名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

考古學者透過對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陝西渭南北劉遺址、陝西漢中西鄉縣李家村遺址、陝西漢中南鄭縣龍崗寺等遺址的地層研究，多次發現了老官臺文化早於仰韶文化的地層疊壓關係。大量的C-14測年資料也表明，老官臺文化早於仰韶文化早期。

近年來，陝西臨潼“零口遺存”的發現，填補了老官臺文化與仰韶文化半坡型別之間的缺環。“零口遺存” 堆積有老官臺文化、半坡文化及半坡晚期文化等多種文化遺存，是一處延續時間較長的古文化遺址。從一定意義上講，它的發現可以促進陝西關中地區沉寂多年的仰韶文化的研究程序。

從文化內涵方面來說，老官臺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徵差別明顯，應為兩種不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但是在老官臺文化晚期的遺存中，有一些與仰韶文化早期遺存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如圓形半地穴式房屋、仰身直肢葬等，陶器中的圜底缽、平底碗、折腹罐、細頸壺等。老官臺文化陝西臨潼白家遺址內發現有迄今為止最早的彩陶，而秦安大地灣遺址有豐富的彩陶遺存，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徵就是彩陶文化。這一切都表明，老官臺文化和仰韶文化是前後相繼的兩種文化，它們之間存在著承襲與發展的關係。

所以，仰韶文化是繼老官臺文化和裴李崗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按時代順序可以分為早期仰韶文化半坡型別、中期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和晚期仰韶文化半坡四期型別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龍山文化被看做是仰韶文化的後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