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時候，寄信主要有三種方式。

第一，透過政府的官方驛站。在法律上，政府禁止驛站為私人寄送信件。但在現實當中，這種現象並不少見。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某些高官如果要求驛站為他送信，下面的官員也沒辦法拒絕。二是這本身就成為了一條灰色的產業鏈。驛站的驛卒和縣衙裡面的師爺，往往都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利益關係。可以透過他們代為寄送信件，只要支付一筆費用即可。而他們則將這種收入作為外快。

第二，透過親友代為轉達。這種情況侷限性比較大，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私人信件的主要寄送方式。在蘇三起解這場戲當中，其中就有一個情節，蘇三站在大街上，向來往的客商請求為她帶一封口信到南京。

第三，透過民信局這樣專門的民間通訊機構寄信。民信局是產生於明清時期的，私人經營的通訊機構。主要的經營業務，包括信件，包裹和小額匯款。民信局的信函業務分類很多，包括平信，快信和專送信函。民信局的平信運作，比較類似於現在的掛號信。快信有點類似於現在的特快專遞。一般來說，為了進行區別，會在信封上燒去一角或者插上一根雞毛，表示要儘快送達。雞毛信的來源就在於此。專送信函現在幾乎沒有企業開展這樣的業務。當時稱為么幫信。也就是民信局派遣專人專門送達。費用最為高昂，但是速度也最快。民政局是郵政開辦以前中國私人信函最主要的收發機構，在郵政開辦之後，逐步衰落，到了上世紀30年代，被民國政府徹底取消。但是保留了專門為海外華僑寄信匯款的僑批局。僑批局實際上是民信局的一個分支。在晚清以前，民信局的收費是比較高昂的。一封信一般都要100~200文。么幫信的費用則更為昂貴，據說當時從南昌寄到蘇州的信，花了40兩銀子。晚清以後隨著西式交通工具的引入，民信局的收費也迅速降低。上海到周邊地區的信，一般都只收費數十文。

至於曾國藩，他生活在晚清時期。這三種方式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要了解他的家書寄送方式，是直接考證當時寄信的信封。但由於原件恐怕絕大部分已經不再留存於世，所以這一點根本無法做到。少部分情況下，家書內部也會說明寄送方式。具體的情況恐怕很難得知了。

在古代，寄信是比較麻煩的，到了清朝，這方面不斷改革，到晚清時，民間寄信的難度減小了。

在明朝以前有郵驛，其實郵就是信件，驛就是負責馬匹的站點。這個時期的郵驛基本是為官服務的。普通人基本靠人熟人帶。在明永樂年出現了民信局。顧名思義就是民間開設的郵局。當初由於沿海地區商業發達，最集中的是浙江寧波。有浙江福建開始向內地擴充套件。後來還出現了專們為華人辦的民信局，這是由於浙江福建出洋的人越來越多。

清代郵驛制度改革的最大特點是“郵”和“驛”的合併。在清朝以前，雖說某些文書上常常“郵驛”合稱，但實際上郵驛是兩種職能不相同的組織機構。從漢唐以來，一直是“郵”負責傳遞公文，是一種通訊組織，也稱為“遞”，或稱為傳，而“驛”實際上是隻負責提供各種交通工具、通訊工具併兼有招待所性質的組織。二者互為補充，但畢竟是兩套組織系統。清朝時期，這種組織融為一體了。驛站從間接地為通訊使者服務，變成直接辦理通訊事務的機構。這樣，通訊系統比先前機構簡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878年，清朝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煙臺和牛莊（今營口）5個城市開設郵局。1896年光緒批准成立大清郵局，這是中國首個官開辦面向大眾的郵局。

第一，飛鴿傳書，這方式很古老，還要專門訓練鴿子，估計到了曾國藩那個時代已經淘汰了此法。

第二、派人送信，可以是僕人或者家丁，幫主人送信。

第三、官員或者熟人朋友。官員出差的機會多，託付他帶信也是個好機會。熟人朋友也有可能，特別是四處經商的人，最方便帶個信了。當然，商人無利不起早，肯定會要些銀兩。

首先，肯定可以透過民信局或者官方郵驛，曾國藩是封疆大吏，遞送公文時候可以偶爾隨便寄一封私人家信，這種情況當時是存在的。

其次，透過兄弟、親人，老鄉熟人。曾國藩的特殊之處就是他曾常年帶著湘軍在外征戰，而湘軍成員絕大部分是他的老鄉。曾家兄弟都在湘軍中擔任要職，他們有時回去招兵可以帶信，還有那些軍中老鄉將領回家，也可以託付帶信。

前期是民信局。在明朝以前有郵驛，其實郵就是信件，驛就是負責馬匹的站點。這個時期的郵驛基本是為官服務的。普通人基本靠人熟人帶。在明永樂年出現了民信局.顧名思義就是民間開設的郵局。當初由於沿海地區商業發達，最集中的是浙江寧波。有浙江福建開始向內地擴充套件。後來還出現了專們為華人辦的民信局，這是由於浙江福建出洋的人越來越多。1878年，清朝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煙臺和牛莊（今營口）5個城市開設郵局。1896年光緒批准成立大清郵局，這是中國首個官開辦面向大眾的郵局。

總結來說明永樂前基本靠熟人啊，鏢局啊這類的帶信。永樂年後用民間開設的郵局。光緒後才有國家郵政。

清代郵驛制度改革的最大特點是“郵”和“驛”的合併。在清朝以前，雖說某些文書上常常“郵驛”合稱，但實際上郵驛是兩種職能不相同的組織機構。從漢唐以來，一直是“郵”負責傳遞公文，是一種通訊組織，也稱為“遞”，或稱為傳，而“驛”實際上是隻負責提供各種交通工具、通訊工具併兼有招待所性質的組織。二者互為補充，但畢竟是兩套組織系統。清朝時期，這種組織融為一體了。驛站從間接地為通訊使者服務，變成直接辦理通訊事務的機構。這樣，通訊系統比先前機構簡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清朝驛站比明朝更為普遍，在一些邊遠的縣級地區，新設了“縣遞”的機構。這種機構負責縣間通訊，彌補了幹線驛站的不足。另外在東北、華北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清政府還開闢了許多新的驛道，新設了若干郵驛機構。這些機構，隨地區而名稱不同，大部分稱“驛”，軍用稱“站”，新疆、甘肅地區稱為“塘”，北方蒙古地區稱為“臺”，甘肅一部分地區又稱為“所”等。清朝統治者根據邊疆各地的不同情況，繼承以往各代邊驛的優點，在全國建成了繁密的通訊郵驛網。清朝人鍾奇說：“我朝邊圍驛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思是乾隆時中國古代郵驛事業達到了高峰。那時，商業和人員交往也大大增多，不少驛站接待範圍逐步擴大，來往客商也都紛紛進住這種官方的旅館。在江蘇蘇州姑蘇驛站的大門石柱上，有這樣一幅有趣的楹聯：“客到烹茶旅客權當東道，懸燈待月郵亭遠映胥江。”它形象生動地反映出驛站熱情接待旅客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