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宗一生操勞，夜以繼日的批閱奏章，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崇禎年間，與萬曆、天啟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即位之初就大力剷除閹黨，曾六度下詔罪己。惜其生性多疑，無法挽救衰微的明朝。明朝末年農民起義達百萬之眾，關外後金政權虎視眈眈，可就在其登基的1628年，僅西北就欠餉三年左右了，國家已處於內憂外患的危險境地。崇禎十七年（1644年）發生甲申之變，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在煤山一樹上吊身亡，終年三十三歲，在位十五年。

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不同，崇禎帝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他的敵人對他的評價應該是最客觀的了。

李自成《登極詔》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恆多（孤立於上，而受到奸臣的矇蔽）；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去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清修的《明史》說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

張岱認為“思宗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機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然而，他“惟務節省”，以至“九邊軍士數年無餉，體無完衣”；又“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至“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及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

《明史》評價思宗：“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覆信任宦官，佈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順治帝評價思宗：“本朝入關定鼎，首為崇禎帝、後發喪，營建幽宮，為萬古未聞之義舉。”1657年，順治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於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謁崇禎陵的時候，順治大呼說：“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順治對崇禎的書法更是高度讚賞。史書記載，僧弘覺向順治索字，順治說：“朕字何足尚，崇禎帝乃佳耳。”說完叫人一併拿來八九十幅崇禎的字，一一展示，“上容慘慼，默然不語”。看完了，順治說：“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說：“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議崇禎帝。”順治的話，連弘覺都給感動了：“先帝何修得我皇為異世知己哉！”順治寫給崇禎的碑文是：“莊烈憫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沓而營私。……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

談遷《國榷》稱：“先帝（崇禎）之患，在於好名而不根於實，名愛民而適痡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於始，愎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託奄尹，自貽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與桀、紂、秦、隋、平、獻、恭、昭並日而語也，可勝痛哉！”

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鎖綠山人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

南明大臣則把思宗抬舉到千古聖主的地步，如禮部侍郎餘煜在議改思宗廟號時說：“先帝（崇禎）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

後金入侵和遊牧民族入侵一樣，除了元清，中原王朝一隻受到遊牧民族的擾邊，如果實力有所衰弱，入關就是常有的事。

所以既然沒有後金入侵，也有俺達汗、林丹汗什麼的遊牧民族在草原上馳騁，而且時不時擾邊。。。而明朝的稅收制度本來就有問題，在後期凸顯出來，迴光返照的萬曆中興，隨著張居正改革被萬曆廢除，明王朝稅收問題已經無法挽回【問題在萬曆三大徵中再次暴露出來】

後金入侵消耗明朝國力，為了解決財政問題，簡單粗暴的方法消減政府人員，和在收稅人民頭上加稅。【前者使社會上短時間出現大量無業遊民，影響治安。而後者是飲鴆止渴，明朝後期】

所以沒有後金入侵，也會有蒙古入侵、瓦剌入侵之類的邊關戰爭。戰爭把明王朝財政問題暴露無遺時，崇禎在無權無勢的農民頭上加稅，才是引發農民起義的最後一根稻草。

核心還是明朝稅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已經找到空子鑽，原來不明顯的漏洞凸顯。需要的是一個有理想抱負能堅持的皇帝，和有能力改革的大臣。崇禎很多問題要麼是半途而廢，要麼是操之過急。

崇禎皇帝任意提高廠衛的權利和地位，造成了可怕的後果，清朝就沒有正式的專門的安全部門，實在是被嚇壞了。其實馬士英更是恐怖的代名詞。你說相對於魏忠賢執政時期，崇禎時期東廠等特務組織地位大幅度提高權力大幅度增強。其實南明弘光朝廷馬士英也恢復了東廠等特務組織，恐怖更加登峰造極。明史等大量的史料記錄了，左良玉在討伐馬士英的檄文中指出，江南民眾如果批評馬士英就會被搞死，這是符合事實的，說明馬士英是搞恐怖統治，很類似於汪精衛統治下的76號的恐怖統治。明史奸臣傳記錄了馬士英“日事報復，以迄於亡”，到弘光政權滅亡為止馬士英就是整天就想著整人害人，大規模的報復迫害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這在傳統戲曲《桃花扇》中都能夠看出一些來。

但萬曆時期，東廠等特務組織似乎比較鬆散，據說東廠衙門的門前都長滿了草，由於皇帝長期不上朝，官員的編制很不滿員缺額很多。百姓也敢議論國事，敏感的政治問題被排上了戲曲，正在執政的官員們也真名真姓的被寫入戲曲中，關於所謂忠與奸正與邪作為評判取捨官員的輿論環境，有點兒像歐洲國家那樣，但本質上，皇權並沒有受到削弱，後來魏忠賢當政了以後高壓態勢逐漸加強，崇禎時期，不但沒有輕鬆反而更加厲害。在萬曆時代，甚至皇帝家的國本之爭也被寫到戲曲中，皇帝想立自己喜歡的兒子當皇太子也不行，好像比後來的清朝要大膽多了，主要是皇帝不太管事兒，而且皇帝的權力也受到了很大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