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乾隆下江南，大量耗費國力和財力，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都是沉重的負擔，之所以康熙和乾隆喜歡下江南，我認為主要因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為了宣揚自己統治的豐功偉績。任何朝代的帝王都盲目自信自己統治如何成功，為了展現成績，於是就出現下江南的狀況，掛著類似調研訪民情的幌子，展示自己的德治武功。

二是江南風景秀麗。江南歷來是經濟發展的高地，同時被稱為漁米之鄉，風景如畫，尤其是江南園林和北方園林風格是不一樣的，這個對帝王的吸引力很大的，畢竟皇帝要享受到最美的風景的。

三是籠絡江南江南人士之心。乾隆每次南巡都會了解百姓疾苦，減免所經過地方百姓的賦稅並嘉獎富豪商人，頒佈體恤民情的法令，起到了安定民心的效果，樹立了大清天子的親民形象，有利於南方漢族文化的繼承，一路上還祭奠漢族名人和皇帝的陵寢，表明了皇帝尊崇漢族儒學傳統，促進了滿漢之間的民族團結。

四是真正的調查民情，視察水利，防治災害。同時對江南官場也是一種監督和巡查，整治官場的貪汙之風，為進一步提高官員素質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綜合以上幾個方面，康乾兩世皇帝都喜歡下江南，只不過乾隆下江南的費用要比他爺爺多很多，給群眾增加了很大的負擔，民眾很有意見。

從1684年到1784年一百年的時間裡，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後進行了12次大規模的南巡活動。南巡正是帝王與江南地區社會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地區與大清王朝的心理距離越來越近，逐漸融為一體。

　　12次南巡分別發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除了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選擇了晚秋至初冬的寒冷時節出行外，其他數次南巡都在新年之後的正月或二月從京師啟行，抵達江浙二省的時候正是陽春三月。江南鶯歌燕舞，繁花滿地，為帝王的南巡之旅增添了不少明媚的色彩。

　　康熙、乾隆每次從京師下江南，再叫鑾至京師，大概要三到四個月之久。這期間，水陸轉運、物資調集、人員流動、城市建設等頗經周折，箇中酸甜苦辣，只有當事人瞭解。在當時的條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華里。那時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車裝船載，馬拉人扛。每次出巡，皇帝帶領的皇親國戚、文武百官、衛隊侍從有兩三千人，動用五六千匹馬，四五百輛車，上千只船，需要耗費一二百萬兩白銀。乾隆第六次南巡時已74歲高齡了，如此長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為什麼皇帝卻不辭辛勞連續南巡呢?

康熙帝首次南巡時，“三藩之亂”剛剛結束，國內政治軍事形勢漸趨穩定，然而朝代更替的痕跡在各地仍比較明顯，不少名勝景觀處於荒頹狀態，江浙地區的社會文化心理並不穩定，不少文人士子對明王朝仍抱有“故國之思”，對清王朝態度猶疑。而至康熙晚期及乾隆時期，清王朝的凝聚力日益增強，江浙地區的城市景觀和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南巡的主要路線經過清代直隸、山東、浙江、江蘇數省，浙江、江蘇二省是南巡的主要地域範圍。除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僅到蘇州就回鑾、兩位皇帝各到過一次紹興外，其他數次南巡都以杭州府為終點。杭州、江寧、蘇州作為江浙二省的核心城市，是皇帝駐足最多的地方;宿遷、淮安地區，因察視河工的需要，也是南巡的重點區域;揚州城鹽商靡集，鹽商為皇帝提供各類聲色遊樂活動，在12次南巡的旅程中，吸引了皇帝越來越多的目光。

　　此外，聲勢浩大的南巡活動，也給江南地區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衝擊。皇帝與地方官員、士紳、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一起參與並體驗著這種變化。在皇帝下江南的過程中，江浙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活日益豐富，地方官商與帝王一起打造著前所未有的文化和視覺盛宴，其中花樣百出、創意無限。京師與江南溝通有無，既注重南巡盛典的政治象徵意義，也展示出鮮明的江南地域特色。江浙地區的城市和地域文化景觀在南巡過程中飛速成長，南巡中的城市和景觀建設成為國家和地方的重大基建工程，中央和地方官員對巡幸道路、行營、行宮、歷史名勝、園林建築進行全面普查營繕。江浙地區日漸富麗，面貌煥然一新。

　　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徜徉於江浙地區的詩意山水之間，與一些著名的江南文土結伴遊玩、詩歌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詩文作品，他們用皇家的筆觸描述詩意的江南，成為江南景觀史上一段特別的經歷，這種影響深深地刻印在江南地區的山水文化之中，至今仍有著清晰的印記。皇帝醉心於江南山水，努力將江南文化攜帶至京師宮苑之中，造成了清中期京城皇家園林中的江南文化熱。儘管因為地域和氣候的原因，江南文化元素在京師的生長難免會有不適的狀況，但是皇帝的行為仍然增強了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

　　康熙、乾隆南巡，是當時的統治者接觸社會實際、瞭解風俗民情的一種特殊的方式。他們都十分重視治理黃河，興修水利，優禮土子，蠲免賦稅，利用南巡的機會治理水患、安定社會、瞭解民情、爭取人心，確實做了不少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事情。這些舉措，對統治者制定治國方略、解決現實問題、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政權統治，是有相當益處的。

　然而，皇帝出巡有它消極的一面，那就是開支浩繁，勞民傷財。帝王出行，總要有一定的儀式、規格，總要耗費一些國家財力，即使是康熙南巡也存在同樣問題。但這些花費完全在皇帝個人的掌握之中。這樣，實際花費的多少就因人而異。能夠自我約束的帝王，就會比較愛惜民力物力，顧念民生多艱，不隨意糜費：反之，則會大肆鋪張，任意揮霍;乃至勞民傷財，損耗國家元氣。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透過南巡，康熙、乾隆二帝相當清楚地瞭解了江南的官風民情，又宣揚了聖恩，對爭取縉紳士民、安定江浙、保護百姓的身家性命財產、發展生產、豐富文化、創造和延續大清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開支確實十分巨大，每次南巡，歷時數月，隨駕當差的官兵數千名，約需用馬數千匹和船數百隻，還有幾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萬銀兩，還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乾隆對此也很瞭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製《南巡記》裡，既講述了南巡成功的原因，又明確指出，不具備君主之“無慾”、扈駕人員之“守法”、官員之“奉公”、民入之“瞻覲親切”這四個條件，不可言南巡。過了十幾年，他對南巡的勞民傷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聯。”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乾隆以後的清代皇帝再也沒有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