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無絕對

只有相對來說

在古代皇權制度下，比如貞觀之治、光武中興等

時期，都是國富民安的狀態，整體社會幸福感還是可以的，雖然那時的百姓地位權利被受限，但是至少大部分是能夠豐衣足食的。

希望回答能幫到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權專制下，土地國有，皇帝掌握著所有的生產資料，因此能夠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源為其統治歌功頌德。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等封建專制理論也為皇權專制提供理論基礎和意識形態價值導向，使得社會都認為皇權專制是合理的，應當的，不被質疑的。這樣一來，皇權本身就是所有權力的源頭，政權運用的決定權就在皇帝手中。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士大夫階層，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再擁有政治、經濟權利，全社會都成為了皇帝的奴隸。在皇權專制下，人們的思想被禁錮，創造力被扼殺，被愚弄，人們長期處於貧困和愚昧的境地。德川家康所說，讓農民保持半死不活的狀態，是政治的秘訣。馬克思對東方民族這樣的狀態則認為是這些民族比起古希臘人來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更容易接受蠻橫的專制統治。

（皇權專制使得民眾矇昧）

馬克思這個說法有點討巧，或者有點偷懶，把事物出現的根源都給推到虛無縹緲的“奴性”上，省略了很多論述。恩格斯就比較厚道，他論證說：由於北非、西亞、中亞乃至於亞洲大陸的高原，人們的農業生產都依賴灌溉。這種灌溉農業，卻都是村落、省府、國家的責任（單個個人是無法負擔這麼龐大的工程量的），所以，在東方的政治秩序中，單個人就不是獨立的，人們不得不保留原始社會的土地公有的外在形式。土地公有的結果，必然會導致野心家將公有的土地據為己有。專制社會得以形成，家天下的國王、皇帝透過掌握了經濟權利，進而掌控了政治權力，直至對單個人擁有了生殺予奪大權。

農業經濟的根深蒂固，使得整個社會缺少逃脫興修水利設施這樣的工程所需要的社會組織的能力，所以即便是橫徵暴斂的皇帝被推翻了，換上來新的皇帝，嘴裡說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實際上還是把皇帝專制給強化了。李世民說：“隋朝時人們有財產又能怎樣？他們不能阻止土匪強盜的橫行不法。我讓天下百姓安定下來，讓他們能有安生的日子，因此我就有大功勞，就應該讓我來管理統治百姓。”所以，一次次的農民暴動，並沒有推翻皇帝專制，反而一次次加強了皇帝專制制度，直到明清時期，皇帝專制制度達到了鼎峰。明朝嘉靖時，統治階層的冗濫和貪瀆使得“一切取財之法皆盡”。萬曆二十四年以後的“稅使之禍”、“三餉之災”就集中體現了皇權專制下的急劇膨脹。“無物不稅，無處不稅，將縣無寧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憂。”明末官逼民反，整個社會處於高壓的狀態，最終埋葬了整個王朝。

（農民起義最終多被招安或扼殺）

皇帝專制下，個人只有繳納賦稅、提供徭役、兵役的義務，卻沒有相應的權力。到了明清時期，連說話的權力都沒了。那個聲稱不以文字罪人的乾隆皇帝，僅僅一朝就發起了138樁文字獄。皇帝的專制權力，使得他們徵收賦稅，不需要與民眾商量，只需要考慮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作為皇帝統治地方的代表，那些官僚階層的貪婪更是肆無忌憚。宋英宗時，就有大臣指出“宮中所取不過分毫，民間搜刮已甚丘壑”。這種賦稅制度，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僅只滿足了少數人的利益，因此違背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賦稅原則，使得社會生產力停滯，階級矛盾加劇，進而陷入了王朝週期律這樣的怪圈。

這樣的專制稅收，在根本上是不尊重人的價值，不尊重“自由”這樣的普世價值。沒有政治自由，因此也就無所謂思想自由，經濟自由，所以馬克思給下了結論“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是不重視人，使人不成為人”。

既然都不成為人了，那麼自然也就沒有了人的權力，包括平等、自由、公正、人權等天賦人權。普通老百姓遇到事情只會期待“青天大老爺”來主持公道，而這個青天大老爺卻是皇權專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接受並且認可這樣的理論，充其量只是讓老百姓更加服帖地做順民，而這樣做的根本目的則在於維持皇權專制社會的穩定。

在風調雨順的年月，普通老百姓僅得溫飽而已，如此就已經堪稱盛世。在亂世的年月，普通老百姓則連為奴尚不可得。張獻忠攻下了廬州，當地百姓討好一樣地歡迎農民軍，為了站隊，不停地訴說著農民日子苦。本來期望著為民做主的大老爺卻說：“哎呀呀，你看你這麼苦，還幹嘛活著？”於是一刀就把這老農民給殺了。到了後世認為封建社會最大的康雍乾盛世，在英華人眼中，卻是一個飢餓的盛世，老百姓甚至為了英華人的一點殘羹剩菜打的你死我活。英華人的日記裡說，這些老百姓對官員們畢恭畢敬，他們甘願被驅使，毫無報酬，如果不從就會被鞭打。實際上，英華人沒有看到有不服從的人，因為這樣的理念已經被宣貫了2000多年“不服從者不得食”。在魏晉時期還有隱士，不願意屈身，而到了明清時期，想做隱士也不能夠了。天下人徹底坐穩了皇權專制下的奴才，社會因此變得穩定了，清朝也贊為集君主專制之大成。

如果不是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皇權專制幾乎可以肯定會繼續傳承下去，民眾的奴性會深入骨髓，辮子即便絞斷了，也會根植於內心，那樣的中國將會徹底形成始皇帝所希望的“傳於二世、三世，乃至萬世”，因為斯時的人們已經不具備了反抗的能力和思想。即便是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流血犧牲和思想啟蒙，中國又有多少人真正站起來了呢？

（士紳階層才是古代的“民”）

中國今後往何處去，是個很嚴肅的話題。皇權專制自然不可取，但是民主也並不是萬能。一個社會制度的好壞，從根上說看它能不能為最多數的人民群眾謀取利益，《孟子.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而使得社會總利益增加，這就是一個有意義的人，對社會有益的人。中國古代先賢的“良政善治”，可能更容易概括出這樣的理想社會，而非歐美的“非專制則民主”的二分法。

在中國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當然是最苦的，張養浩在《潼關懷古》裡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算是一個總結吧，而比這個更苦的是，普通老百姓幾千年來幾乎看不到出路。現在的華人，往上數幾輩，都是農民。這是中國的國情，也是中國現階段政治文化的根，如果不能理解這個，那麼出臺的所有制度都將缺乏現實的理論依據。

古代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活得快活就夠了，統治者什麼的與我無關，所以就沒有權利意識。只有當農民受壓迫到極點了，他們才會起義，要推翻當朝皇帝。但一推翻舊皇帝，起義的領導者又成了新皇帝。只是皇帝換了姓名，壓迫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每個起義者都在起義時提出個口號，宣言平均主義、空想烏托邦主義之類，說得好像要實現大同社會了似的，實際上是為了愚弄民眾擁護自己，為以後當皇帝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