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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趣談秘聞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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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淺談華夏
第一、“兩都巡幸含義”,
指皇帝在兩座都城之間巡迴辦公。兩都,指的分別是元朝的上都和中都。“上都”位於今天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不過昔日的上都城已經在元末農民起義中被付之一炬了。“中都”位於今天的北京市,後來又改名為大都。然而,大都雖然有“大”之名,在元代卻沒有上都的重要,龍興之地的上都在元朝一直佔據著特殊的地位。
兩都巡幸”制度出現的目的一方面,在龍興之地的蒙古高原建都,能獲得更多的蒙古貴族的支援,
另一方面,在大都之以北再立上都,也便於忽必烈直接對北方進行統治。而大都的興建,也使得漠南漢地更加地易於掌控。
“兩都巡幸”制度,後來直接成為了一件全國性的盛事。在每年的二月份,皇帝乘坐象輦,從大都出發,行進幾百里路到達北方的上都。六月份,皇帝再從北方的上都乘坐象輦,離開上都,回到大都。這種制度,後來被元朝的皇帝一直傳承。元朝開國九十多年之後,隨著元朝的滅亡,這種制度也最終劃上了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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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兩都”
“兩都巡幸”制度中的“兩都”是指大元帝國有兩個首都,一個是元上都,位於今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西部的正藍旗,另一個是元大都,即今北京市的中心位置。
“兩都”建立的背景1251年,成吉思汗孫蒙哥漢登蒙古汗位,並命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立足金蓮川,廣召天下名士俊傑,建立了著名的“金蓮川幕府”。從此為其邁向帝位、治國安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255年,蒙哥汗又將屬恆州管轄的金蓮川之地賜封給忽必烈。1256年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恆州東、欒水北的龍崗選址築新城。歷時3年建成,除名“開平”。1259年蒙哥汗伐宋,卒於四川釣魚山,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稱汗即建元“中統”,1263年5月忽必烈下召升開平為都城,定名為“中都”,置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次年,改燕京為中都。1267年有在中都東北建新城。1272年,改中都為大都。自此,元朝實行兩都制,上都與大都併為國家首都。
元上都建立意義元上都推動了元朝北部地區的建設和開發,它極大地加強了中外交通和中外關係,打通了歐、亞、非三大洲之間的交通。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裡,元朝與四大汗國之間頻繁往來,與歐亞非各國聯絡密切,中國的航船一直到達非洲。
更為重要的是,元上都的建立,使草原文明、歐洲文明和東方文明互相交流,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中國元明清三代在北京營建都城,都受到元上都很大影響。資料顯示,由於忽必烈對宗教兼收幷蓄的政策,使元上都成為當時世界宗教的中心、中國傳統信仰的佛、道、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的教堂,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元大都建立意義大都的建立,是中央集權政治的重新確立,有利於元朝對宋的征服和統治。忽必烈採取了一些有利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措施,如立司農司、墾荒屯田、興修水利、限制抑良為奴等。至元十一年,命伯顏大舉伐宋。十三年,下臨安,十六年最後消滅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殘餘勢力,完成了全國的大統一。
兩都巡幸路線的確立元上都和元大都兩地直線距離為270公里左右,其中中都為正都,上都為陪都。在元朝興盛時,兩都之間共有4條驛道相通,其中有兩條是元朝皇帝每年兩都巡幸時所走的路線。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確立兩都制之後,歷代皇帝每年都進行兩都巡幸制,每年的二三月份皇帝便率宗王貴族、文武百官及隨員們從大都出發,歷經一個月到上都,在上都駐夏、狩獵、處理政務。九月草微黃時再從上都返回大都,即“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兩都相望不滿千里,往來有四道焉,曰驛路,曰東路二,曰西路。東路二者,一由黑谷(輦路),一由古北。”(周伯琦《扈從詩前序》)。驛路,長約800餘里,主要經過以下地點:大都、昌平、新店、南口、居庸關、榆林、懷來、統墓店、洪贊、桑乾嶺李老谷、龍門或�m窩、赤城、雲州、獨石口、偏嶺、牛群頭、察汗淖兒、李陵臺、桓州至上都。元代一般人多走此路,為實際上的重要交通幹線。黑谷東路,元朝皇帝從大都去上都走的是 (俗稱“輦路”)。這條路全長750多公里,設有18處“行營”,是皇帝行走的專道。該路從大都到居庸關,出居庸關後繼續北上,經過今延慶縣,翻山越嶺進入草原,經大口、黃堠店、皂角、龍虎臺、棒槌店、車坊、官山、黑谷、色澤嶺、程子頭、頡家營、沙嶺、牛群山、明安驛、李陵臺、桓州等驛站抵達上都。另一東道,即出北口赴上都的“御史按行”東道,由大都出發,經順州、�A州、古北口、宜興東涼亭。西路,從上都返還大都走的是,全長1095多公里,共設立24處行營。其路線為:南坡店、六十里店、李陵臺、明安驛、蓋裡泊、昂無腦兒、回回柴、忽察禿、興和路、野狐嶺、得勝口、沙嶺、宣德府、雞鳴山、豐樂、阻車、統墓店、懷來、棒槌店、龍虎臺、皂角、黃堠店、大口至大都。這條道路在蒙元時期是驛道正路,被人們稱為“孛老站道”。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路線大多“東出西還”,即出發時從大都由東道“輦路”赴上都,返還時由上都經西道“孛老站道”回大都。
兩都巡幸路線的意義忽必烈將大都定為首都,不但可以加強蒙古政權在中原的統治,還為實現統一全國的政治願望準備了條件。以上都作為避暑的夏都,保持了蒙古舊俗,便於聯絡蒙古宗王和貴族,為蒙古民族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元朝的兩都巡幸制,既是出於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蒙古族主要從事畜牧業,習慣逐水草而居、四時遷徙的生活方式。同時,元朝皇帝從掌控中原的大都來到草原交通樞紐的上都,便於與漠北宗王貴族聯絡,加強他們的向心力。兩都制建立後,忽必烈遵循遊牧生活冬夏營地遷徙的風俗,沿襲遼、金的“四時捺缽”制度(遼代開創的中央政府和皇城的遷徙流動制度),並把它與中原王朝的輔京、陪都傳統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套兩都巡幸制度。 “兩都制”的設立既“南控中原”又“北連朔漠”,符合當時忽必烈管理多民族條件下經濟形態的需要。相比較而言,對於蒙古人統治的元朝來說,上都的戰略地位更勝於大都。元人虞集在《賀丞相墓誌銘》中寫道:“上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據史料記載,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每年的冬半年(從秋分到春分)在大都理政,夏半年(從春分至秋分)則巡遊到上都理政。故上都也被視作夏都。兩都制既適應了當時管理多民族條件下經濟形態的需要,也適應了蒙古風俗傳統,便於與蒙古各部宗王聯絡,還適應了遊牧民族設定冬營盤與夏營盤的傳統習慣。由於歷史的原因,大都的遺蹟留存至今的已很少,而上都遺址還較為完好的儲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