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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老美詩書齋

    宋徽宗的繪畫風格,與其美學思想是相貫徹的,雖然由於兩宋之際的社會動亂,大量的作品和文獻已經失傳,但從現有的資料和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宋徽宗的藝術宗旨以寫生為追求,筆致精細溫婉,形象俊俏生動,於華麗富貴的畫面中流露出文人特有的含蓄。本文以其名作《聽琴圖》為例,發表筆者的一孔之見。

      關鍵詞:國畫宋徽宗

      繪畫方面宋徽宗是一個全才,他繪畫範圍十分廣泛,山水意境天成,花鳥精工生動,人物細膩傳神。風格呈現或富麗堂皇,或清墨淡雅,用筆精細,雋永靈活,注重寫生,其畫以精工逼真而著稱,其筆下的人物山水畫意境優美,形神兼備,表現出超時空的理想境界。其畫用筆粗簡樸拙,野趣橫生,渾然獨成一家。他的代表作《聽琴圖》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本畫描繪得相當精緻,人物表情以及畫面氣氛,足以引人入勝。透過高超的技法和較為豐富的色彩,把作品描繪得工整清麗,質樸自然。畫面中央的高大松樹下,傳是徽宗本人在彈琴,而右側的丞相在凝神仔細聆聽,整個畫面和諧統一,設色絢麗中又不失質樸。

      宋畫頗重畫中之意蘊,因為宋人畫中每重詩意,以詩入畫,而在畫中構局。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論涉及風水以為畫中之相。宋徽宗趙佶自幼鍾愛書畫,又崇信虛無,酷好玄學,陰陽風水,主張返璞歸真,這些思想均滲透到宋徽宗畫作深處,我們在對其畫作的總體認識也必須結合諸如此類的背景特徵,才能更好地解讀徽宗畫中的精髓。《聽琴圖》在藝術上臻於高超的境界,可以說《聽琴圖》是詩畫與音樂的結合之作。與《韓熙載夜宴圖》相比較,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在樂舞中更趨於動,而《聽琴圖》在琴音中更傾向於沉靜,徽宗身後,為一株高松,琴音悠揚。

      關於提押款印,其特點也是順乎畫中氣局。此圖於右上標題上,瘦金書三字“聽琴圖”,正好高於松樹之頭,與畫中氣息相合,而押書“天下一人”,寫於畫之左下部,與標題上下呼應。但這裡出現了個疑問,畫中松樹之上,題款是蔡京詩一首,這樣的做法豈不是對徽宗的“大不敬”麼,清代的胡敬在其《西清札記》中,就提出了君臣題跋地位不可逾越的觀點,但是在北宋,並沒有這樣的規矩,北宋的畫作中,本身就少題詩,署名一般也是在隱秘之處,因為在北宋畫家看來,畫中的空白也是孕育著生機,不能隨意的破壞。謝稚柳先生曾以《聽琴圖》與《文會圖》、《雪江歸棹圖》上蔡京題詩和款式的位置,以及有無對宋徽宗的頌揚之詞之類的做比較,認為《聽琴圖》不是宋徽宗真跡,是畫院中的作品,只是徽宗認為此作品高妙,因而在上面提款,而蔡京也只是奉命在上面題詩。但是筆者認為僅從畫作的提款來加以否定,《聽琴圖》乃他人之代筆,似乎過於簡單。

      《聽琴圖》的設色絢麗中又不失質樸,色彩與墨色的運用十分精妙,清新自然。例如,畫中的古松,枝葉用色清麗,針葉都以色彩勾勒而出,枝葉渾然一體;人物的衣飾雖然大紅大綠,但是十分的協調,與畫面的主色調和諧一致。在《聽琴圖》中所繪的古琴,墨色黝黑髮亮,肯定是當時上等的墨色,在與《柳鴉蘆雁圖》中的鴉背上的墨色相比可謂一家之墨色。在《聽琴圖》中,又如宋徽宗的衣服,外衣是黑色,內衣卻是白色;大臣的烏紗帽是黑色,其穿的鞋子卻是白色,因此可看作者用了高超的繪畫技藝,用墨色之時不忘用白色相襯托,使得墨色與渲染的色彩相互交輝,畫面感也有所增強。這些是由於宋徽宗妙於用墨,重色彩融於墨色之中的,巧妙的運用這種技法,這是一般的畫工畫匠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度。

      關於宋徽宗的畫,鑑者一般認為用工麗設色和墨筆簡拙來區分宋徽宗畫的真偽,筆者認為這其實是個很大的誤區。繪畫的個人風格與這個時代總體的繪畫風尚是不能截然分開的,重顏色的渲染和水墨的樸實,也並不對立兩者並無矛盾之處,況且宋徽宗少年時期的畫作便是名聲在外,甚至終生“別無他好,唯好畫耳”,其作畫有長達三十多年的歷程,怎麼可能他的繪畫風格會一成不變呢?一般的說,宋徽宗早期的畫偏重於工麗用色,而後期的畫風則趨於質樸凝重。正如《聽琴圖》這幅作品色彩並不絢麗,墨色是主調,圖中人物衣服為紅和綠,這種紅色和綠色是為了襯托其獨具的黑色。畫面整體上單純拙樸,其用筆設色,也未擺脫北宋畫一般的時代風格。這也正是宋徽宗道教意念在畫中深刻的流露與表現,是其獨具的藝術個性:崇尚單純、質樸、空靈,畫中極為重視墨法的運用,注重氣韻,注重無處不在的空間感。這一筆墨風格在其後期如《柳鴉蘆雁圖》卷中可謂趨於極致。

      從題押款印上看,皆為宋徽宗真跡無疑。《聽琴圖》中“聽琴圖”和“天下一人”的押書,其經營位置與整幅畫的風格和諧一致,氣息貫通。

      “聽琴圖”這個標題,為宋徽宗擅長的且獨創的“瘦金體”,三個字用筆、結體、氣勢均是舒展堅挺,每個字之間的連帶牽絲也都寫出來了,如“琴”字上部連帶自然,再如“聽”字右上一橫和“圖”字“口”的一豎,下筆之筆鋒開叉皆留在絹上。這樣的從容自如的款識,完全可以想象到徽宗當時的心境。至於押書,第一筆橫臥而兩端出鋒,第三筆上挑而回拖,一垂甚長,這已經有別於早期押書短而斜撇的風格。此押書與《瑞鶴圖》和《柳鴉蘆雁圖》中的押書相同。圖中用印,“御書”大印在押書之上,使得整幅作品得以完整。蔡京的題詩,從“臣京謹題”的落款來看,分明為奉命之作,題寫的位置也應該是同時限定的。綜合四句詩意,是盛讚這幅畫為生動傳神、繪形繪聲之作。倘如此理解不錯的話,蔡京這首詩實質就是在頌揚皇帝陛下深諳琴理,且此畫為高超的藝術傑作。仔細研究研究其款書和押書,其中自有規律可循。其最主要的仍是以整體的和諧統一為最主要的考慮範疇,即其款識和押書的位置、字數多少都是看畫中氣韻而決定的,因此不能離開宋徽宗畫作的具體畫面,尤其是畫中的氣韻、筆墨要結合詩書畫印來從整體上看宋徽宗的繪畫作品。

      透過《聽琴圖》中的細節分析,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宋徽宗畫作中所追求的大體有這幾個方面:新穎獨特的藝術構思,詩意與畫面的結合;位置經營的處理,畫作中氣息連貫;對物象的觀察仔細,對物象的描寫十分傳神;用筆細膩生動,富有表現力;注重墨色的運用,強調墨色和賦彩的巧妙和統一;款識印章押書與畫中物象)融為一體。這些特點,互相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畫中相互呼應的。

      總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畫繼》),詩詞書畫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尤其是繪畫方面,無論山水、花鳥、人物,都能“寓物賦形,隨意以得,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廣川畫跋》)。正如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和建築》一書中所說:“帝位為徽宗的繪畫活動創造了條件,但徽宗的畫並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畫作本身的藝術魅力而流傳後世的。”這是一句十分客觀的公道話。可以說,宋徽宗趙佶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擁有較高的藝術涵養和繪畫才能,並真正稱得上畫家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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