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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原因是寺廟佔有大量的勞動力,田產,銅器,金錢!而且都不用給國家交稅,國家為了自己統治的需要,為了財政富裕,為了兵力充足,肯定要滅佛,才能繼續向前發展!
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原因是寺廟佔有大量的勞動力,田產,銅器,金錢!而且都不用給國家交稅,國家為了自己統治的需要,為了財政富裕,為了兵力充足,肯定要滅佛,才能繼續向前發展!
歷史上四次滅佛都是那些皇帝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
歷史上主要的滅佛事件指的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後周世宗柴榮。“三武滅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若加上後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為“三武一宗之厄”。在中國歷史上,這幾位皇帝曾經發動過毀滅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很大打擊,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法難”、“三武一宗之厄”。
佛教在東漢時期經天竺傳入中國,在戰亂不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輪迴轉世”、“因果報應”、“眾生平等”等學說給了戰亂時期命如草芥的普通大眾以精神信仰,因而得到迅速傳播,在隋唐時期甚至一度衝擊了儒學的正統地位。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的傳統神話體系已經將神佛平等對待了。 但是,歷史上仍然有這麼四位皇帝,他們偏偏毫無畏懼,遇佛殺佛,興起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1、太武帝拓跋燾(408年—452)太武帝拓跋燾是北魏第三位皇帝,在位期間先後攻滅胡夏、北燕、北涼等多個割據政權,又擊敗了柔然、吐谷渾、山胡等多個遊牧民族,統一了北方。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燾一紙詔書“罷沙門(佛教術語,佛教派別的統稱)年五十以下”,強迫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中人一律還俗服兵役,這是他滅佛行動的開始。
後來,太武帝聽取三朝元老崔浩的建議,改信寇謙之創立的天師道教,開始徹底排斥佛教。也是倒黴,長安的一所寺廟後來牽連到蓋吳起義之中,太武帝大怒,加上崔浩的推波助瀾,正式開啟了大規模的滅佛行動:長安幾乎所有的沙門中人被誅殺,北魏全國的經文、佛像和寺廟被焚燬。
2、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北周第三位皇帝,宇文邕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立志統一天下。北周武帝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下令“初斷佛、道二教,經象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同時,還下令“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在這次運動中,佛像全都被毀,寺廟被收為國有,寺僧均被勒令還俗。
3、唐武宗李炎(814―846)唐武宗是唐朝的第十五任皇帝,在位期間,對內打擊藩鎮勢力,對外擊敗回鶻,加強了中央集權,造就了“會昌中興”。他本人崇通道教,深惡佛教,又因,財政緊缺,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援下,從會昌二年(842年)開始毀佛行動。
4、後周世宗柴榮(921-959)後周世宗柴榮是五代十國中後周的第二位皇帝,文治武功成就極高,一舉扭轉了唐末以來社會的頹勢。史學界對他的評價也極高,稱讚他為“五代第一名君”,卻英年早逝。
根據《資治通鑑》記載:“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侍養者不許出家。無敕寺舍並須停廢。……此年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存者為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以所毀銅佛像鑄錢。”由此可見,柴榮在位時也興起了大規模的滅佛行動,只不過相對比較溫和,保留了不少寺廟。
這四位大規模滅佛的皇帝很明顯都是非常有作為的明君,都在自己執政時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們之所以頂著罵名乃至天譴的壓力滅佛,都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的,而滅佛之後取得的效果也證明了他們的行動是有意義的。而深入分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在給百姓帶來信仰,發展壯大的同時也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一系列的負擔。 在政治上雖然“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等學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減少百姓的反抗意識,穩固統治者的政權。但發展壯大的佛教徒也一度與朝廷分庭抗禮、不畏皇權,甚至干預政治、組織叛亂。僅僅在北魏時期就發生過沙門慧隱、沙門法秀、沙門司馬惠御和“法慶之亂”等多起佛教徒組織的叛亂。佛教一度成為陰謀者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有引發政教合一的趨勢。
在經濟上早期佛教傳播規模不大的時候,對於經濟的影響不明顯。但隨著佛教傳播規模越來越大,信徒越來越多,它對於經濟的負擔就凸顯出來了。佛教僧侶和寺廟不需向朝廷納稅、不必服徭役,而眾多的寺廟不僅佔據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而且內部也逐漸發展出剝削制度,大量的人口依附於寺廟,開始承受寺廟統治階層的剝削,而且他們的剝削程度甚至遠超朝廷的賦稅。此外,統治者因信奉佛學往往會大興土木,修建佛堂、廟宇、雕像,這本身也是對民力的一種浪費。可以說,古代的貧苦百姓不僅要承受朝廷的負擔,還要承受沙門的負擔。
在文化上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就成了中國古代的正統思想,加上本土又誕生了影響力同樣很深的道教。而佛教無論教義如何,終究是外來文化,在很多習俗、理論上與中國傳統儒學、道教格格不入。例如,儒家《孝經·開宗明義》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佛教則講究“六根清淨”,出家為僧必須要剃光頭髮。佛教文化如果不能根據中國傳統做出改變,勢必會遭到統治者的抵制。
“三武一宗”滅佛雖然略有差異,除了太武帝拓跋燾的做法過於粗暴,出現了屠殺僧侶的流血事件之外。歷次滅佛行動的方式都是拆毀寺廟、佛像,財產充公,僧眾強制還俗後遣散。而達到的效果也基本相似:增加了朝廷的兵員和納稅人口及土地,增強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軍事實力,緩和了寺廟統治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中國本土文化,根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國古代生根發芽的可能性。
不過,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文化,終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滅佛行動僅僅只是糾正佛教發展中的一些弊端,並不能根除佛教在的傳播。但是,佛教文化為了便於在中國生存,還是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融合,發展出了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如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上座部佛教等。但歷史上滅佛的四位皇帝卻都是短命的結局。
佛教是外來宗教,佛教的發展,給寺廟和僧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加上佛教寺廟往往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向佛寺的極大集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唐朝會昌滅佛時就說“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另外,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擁有大量僕役、女婢,在人力資源匱乏的古代,這一現象對社會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更加明顯。寺院經濟力量的過分發展,終於引起了世俗統治階級的強烈不滿,而僧侶不守戒律霸佔田產魚肉百姓的行為更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種種交織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時,導致統治階級透過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中國佛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之難,也就是這種矛盾鬥爭激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