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在中國傳統禮制系統中，尤以歷代王者主持的祀天之禮最為莊嚴虔敬，所謂“禮莫大(部落格,微博)於敬天，儀莫大於郊祀”。商周之際，天有“昊天上帝”“天皇大帝”等人格化稱謂，因有“祀帝於郊，敬之至也”的說法。西周時期實行的天子祀天於圜丘（圓形神壇）、祭地於方丘（方形神壇）的郊社之禮，歷周秦漢唐以至明清，成為歷代王朝遵行不變的定製。近年來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影響深遠的古代祀天之禮，早在《周禮》成書3000年之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而其產生的機制則與農業的發生與發展密切相關。
據近年取得的農業考古研究成果，世界上最早的水田稻作農業和旱地粟作農業分別起源於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和北方的黃河流域與遼海地區一帶。上個世紀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的近百個儲糧坑穴（有學者認為是祭祀遺存）中，發現有大量灰化穀物，發掘者認為屬於人工栽培的粟類遺蹟。據測算，其腐朽之前的重量可達10萬斤以上。這種情況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北方地區的農業就已經超越了初始發展階段。近年，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重新對磁山遺址發現的灰化穀物樣品進行了系統的植矽體檢測和分析，發現距今約10000～8700年前，磁山遺址儲存的早期農作物為黍類，到了距今約8700～7500年期間，出現了少量的粟類。2003年，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興隆溝遺址興隆窪文化房址居住面和堆積層中發現了1500餘粒碳化穀物標本，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粟類穀物顆粒實物遺存。經中日有關專家鑑定，這些穀物標本包括黍類和粟類兩種人工栽培作物。其中，黍的比例佔90%，粟佔10%。此外，在下遼河的瀋陽新樂文化遺址，也曾發現有年代稍晚的人工栽培黍類顆粒實物遺存。據有關植物考古專家研究，在興隆溝遺址發現的碳化穀物顆粒與黃河中游一帶發現的同期穀物顆粒相比，在形態學上要顯得更進步一些。種種跡象表明，紅山文化遺存集中分佈的遼海地區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旱地粟類農業作物的中心區域之一，在距今約8000～5000年的時段範圍內，興隆溝古代居民的食譜已經長期以植物類食品為主。其中，在距今約8000年的興 隆窪文化時期，遼西史前居民所食植物類食物的比例為60%，到了距今6000年前後的紅山文化中晚期，植物類食物的比例已經增長到了80%。這意味著北方旱地粟類作物的馴化過程在紅山文化時期已大體完成。
農業發生和發展的直接結果就是土地載能的有效提升，從而使社會得以供養較多的人口，規模較大的農業定居聚落於是漸次出現，由此引發城鄉的分化和國家文明社會的到來。如果從社會秩序的管理和控制角度觀察，可以把中國大陸農業發生以來最近萬年的歷史概括為前國家時期和國家時期這樣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在前國家時期，社會秩序的掌控主要是透過祭祀神靈來運作和實現，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周易·觀卦·彖辭》），而隨著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社會調控的機制不再是單純的宗教活動，更多的則是王權的運作和王政的推行。在以西周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國家發展階段，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透過不斷整合、昇華遠古以來的祭神禮儀而形成的禮儀制度，是謂禮制。禮制的推行和軍事的強化成為中國古代國家調控的主要內容，因此有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的說法。據《大戴禮記》等記載，中國古代禮儀制度最核心的內容有三個，其中第一條就是祭祀天地，另外兩條是宗事祖先和尊崇君師。所謂“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古人是懷著一種感恩之心來權衡禮儀制定原則的。《禮記·禮器》上說，“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郊特牲》上說，“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古人之所以“尊天親地”，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禮記·郊特性》）。從文化發生學的角度觀察，宗教觀念的邏輯起點，往往是人類對於自身及其衣食來源的神化。所謂“民以食為天”。人類維繫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物產資財，都由地而生，而四季農時的更替、耕作物候的把握皆取法於日月星辰的移易，即取法於上天的垂象。祀天祭地，是出於對天地偉力和功德的敬畏、感激與回報。
在漁獵時代，人類的基本食物來源是野生的動、植物。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舉凡能夠被感知的動物和植物，都可以幻化成受到尊崇的神靈。遼西史前考古研究結果表明，在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前期階段，隨著社會分化現象的逐漸產生和發展，人們觀念中的各種神靈也相應地發生了分化。一個突出例證就是與人類物質生產密切攸關的以豬、鹿、鳥、蛇為代表的動物神靈受到了高度的重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具有眾神之長地位的龍神。漁獵時代崇豬、崇鹿、崇鳥與崇蛇觀念的昇華與整合，便是中國古代崇龍禮俗出現的契機。紅山文化時期的西遼河地區，是標準的獸首蛇軀蜷體龍最早出現的原生產地。
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隨著農業的發展並漸次超越傳統的漁獵而上升到社會經濟生活的主體地位，報謝天恩與序時祈年遂相應成為與人們日常生活休慼相關的重大訴求，天神崇拜於是應運而生。天神是繼龍神之後，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又一個至上大神。龍神是漁獵經濟巔峰時代的產物，天神則是農業經濟地位獲得顯著提升時期的產物，二者在中國傳統的觀念形態發展史上，均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如果說，龍神的出現，意味著傳統的漁獵時代即將終結的話，天神的出現，則預示著一個嶄新國家文明時代即將來臨。
據古代禮書記載，早期祭祀天地的禮儀場所是建在野外高地之上且周圍施以矮牆的露天建築。《禮記·禮器》言圜丘祭天曰：“為高必因丘陵。”《周禮·春官·大司樂》：“冬至日，於地上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周禮·地官·封人》：“封人掌王之社壝。”上個世紀80年代初發現於遼寧省朝陽市的紅山文化祭壇遺址，其整體建築佈局和構造特徵與上述引文所描述的周代社壇的“壇壝”建築幾乎完全相合。整個遺址位於大淩河岸邊一個稱作東山嘴的近水高臺地之上，幾座先後出現的圓形祭壇分佈於遺址的南側，一座方形祭壇位於遺址的北側。在方壇外圍的東西兩翼，發現有與壇體平行砌築的石牆基址，應為祭壇外緣的圍牆（堳埒）。在南側的圓壇周圍，曾發現有人形陶塑神像殘塊20件，可辨形體者，至少包括2尊中型盤腿坐姿神像和2尊小型垂腳高坐神像；在北側的方壇附近，則發現有雙龍首玉璜等高規格玉器。各種資訊綜合表明，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格最高的具有郊祭性質的史前大型公共祭祀中心遺址。這表明中國古代以祭祀天地為核心內容的郊社之禮，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率先出現在北方的遼海地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在中國傳統禮制系統中，尤以歷代王者主持的祀天之禮最為莊嚴虔敬，所謂“禮莫大(部落格,微博)於敬天，儀莫大於郊祀”。商周之際，天有“昊天上帝”“天皇大帝”等人格化稱謂，因有“祀帝於郊，敬之至也”的說法。西周時期實行的天子祀天於圜丘（圓形神壇）、祭地於方丘（方形神壇）的郊社之禮，歷周秦漢唐以至明清，成為歷代王朝遵行不變的定製。近年來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影響深遠的古代祀天之禮，早在《周禮》成書3000年之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而其產生的機制則與農業的發生與發展密切相關。
據近年取得的農業考古研究成果，世界上最早的水田稻作農業和旱地粟作農業分別起源於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和北方的黃河流域與遼海地區一帶。上個世紀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的近百個儲糧坑穴（有學者認為是祭祀遺存）中，發現有大量灰化穀物，發掘者認為屬於人工栽培的粟類遺蹟。據測算，其腐朽之前的重量可達10萬斤以上。這種情況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北方地區的農業就已經超越了初始發展階段。近年，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重新對磁山遺址發現的灰化穀物樣品進行了系統的植矽體檢測和分析，發現距今約10000～8700年前，磁山遺址儲存的早期農作物為黍類，到了距今約8700～7500年期間，出現了少量的粟類。2003年，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興隆溝遺址興隆窪文化房址居住面和堆積層中發現了1500餘粒碳化穀物標本，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粟類穀物顆粒實物遺存。經中日有關專家鑑定，這些穀物標本包括黍類和粟類兩種人工栽培作物。其中，黍的比例佔90%，粟佔10%。此外，在下遼河的瀋陽新樂文化遺址，也曾發現有年代稍晚的人工栽培黍類顆粒實物遺存。據有關植物考古專家研究，在興隆溝遺址發現的碳化穀物顆粒與黃河中游一帶發現的同期穀物顆粒相比，在形態學上要顯得更進步一些。種種跡象表明，紅山文化遺存集中分佈的遼海地區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旱地粟類農業作物的中心區域之一，在距今約8000～5000年的時段範圍內，興隆溝古代居民的食譜已經長期以植物類食品為主。其中，在距今約8000年的興 隆窪文化時期，遼西史前居民所食植物類食物的比例為60%，到了距今6000年前後的紅山文化中晚期，植物類食物的比例已經增長到了80%。這意味著北方旱地粟類作物的馴化過程在紅山文化時期已大體完成。
農業發生和發展的直接結果就是土地載能的有效提升，從而使社會得以供養較多的人口，規模較大的農業定居聚落於是漸次出現，由此引發城鄉的分化和國家文明社會的到來。如果從社會秩序的管理和控制角度觀察，可以把中國大陸農業發生以來最近萬年的歷史概括為前國家時期和國家時期這樣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在前國家時期，社會秩序的掌控主要是透過祭祀神靈來運作和實現，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周易·觀卦·彖辭》），而隨著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社會調控的機制不再是單純的宗教活動，更多的則是王權的運作和王政的推行。在以西周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國家發展階段，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透過不斷整合、昇華遠古以來的祭神禮儀而形成的禮儀制度，是謂禮制。禮制的推行和軍事的強化成為中國古代國家調控的主要內容，因此有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的說法。據《大戴禮記》等記載，中國古代禮儀制度最核心的內容有三個，其中第一條就是祭祀天地，另外兩條是宗事祖先和尊崇君師。所謂“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古人是懷著一種感恩之心來權衡禮儀制定原則的。《禮記·禮器》上說，“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郊特牲》上說，“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古人之所以“尊天親地”，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禮記·郊特性》）。從文化發生學的角度觀察，宗教觀念的邏輯起點，往往是人類對於自身及其衣食來源的神化。所謂“民以食為天”。人類維繫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物產資財，都由地而生，而四季農時的更替、耕作物候的把握皆取法於日月星辰的移易，即取法於上天的垂象。祀天祭地，是出於對天地偉力和功德的敬畏、感激與回報。
在漁獵時代，人類的基本食物來源是野生的動、植物。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舉凡能夠被感知的動物和植物，都可以幻化成受到尊崇的神靈。遼西史前考古研究結果表明，在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前期階段，隨著社會分化現象的逐漸產生和發展，人們觀念中的各種神靈也相應地發生了分化。一個突出例證就是與人類物質生產密切攸關的以豬、鹿、鳥、蛇為代表的動物神靈受到了高度的重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具有眾神之長地位的龍神。漁獵時代崇豬、崇鹿、崇鳥與崇蛇觀念的昇華與整合，便是中國古代崇龍禮俗出現的契機。紅山文化時期的西遼河地區，是標準的獸首蛇軀蜷體龍最早出現的原生產地。
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隨著農業的發展並漸次超越傳統的漁獵而上升到社會經濟生活的主體地位，報謝天恩與序時祈年遂相應成為與人們日常生活休慼相關的重大訴求，天神崇拜於是應運而生。天神是繼龍神之後，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又一個至上大神。龍神是漁獵經濟巔峰時代的產物，天神則是農業經濟地位獲得顯著提升時期的產物，二者在中國傳統的觀念形態發展史上，均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如果說，龍神的出現，意味著傳統的漁獵時代即將終結的話，天神的出現，則預示著一個嶄新國家文明時代即將來臨。
據古代禮書記載，早期祭祀天地的禮儀場所是建在野外高地之上且周圍施以矮牆的露天建築。《禮記·禮器》言圜丘祭天曰：“為高必因丘陵。”《周禮·春官·大司樂》：“冬至日，於地上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周禮·地官·封人》：“封人掌王之社壝。”上個世紀80年代初發現於遼寧省朝陽市的紅山文化祭壇遺址，其整體建築佈局和構造特徵與上述引文所描述的周代社壇的“壇壝”建築幾乎完全相合。整個遺址位於大淩河岸邊一個稱作東山嘴的近水高臺地之上，幾座先後出現的圓形祭壇分佈於遺址的南側，一座方形祭壇位於遺址的北側。在方壇外圍的東西兩翼，發現有與壇體平行砌築的石牆基址，應為祭壇外緣的圍牆（堳埒）。在南側的圓壇周圍，曾發現有人形陶塑神像殘塊20件，可辨形體者，至少包括2尊中型盤腿坐姿神像和2尊小型垂腳高坐神像；在北側的方壇附近，則發現有雙龍首玉璜等高規格玉器。各種資訊綜合表明，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格最高的具有郊祭性質的史前大型公共祭祀中心遺址。這表明中國古代以祭祀天地為核心內容的郊社之禮，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率先出現在北方的遼海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