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孔子就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孔聖人認為，如果為了治生求富，無論什麼營生都是可以考慮的。時代的步伐到了明清時期，隨著科舉取士制度的日益完備、高度成熟，文人中第的比率日益降低，入仕的競爭日趨激烈，讀書從政之外，尋求謀生之方顯得愈益緊迫，極為必要。

明中期嘉定人沈齡稱當時“文士無不重財者”，江陰人李詡記時人重財數例：曾有人向名士常熟人桑悅求文，託以親暱，無潤筆，桑悅說：“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蘇州書畫家唐寅，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簿，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蘇州文人都穆雅有“不苟取”之名，曾患疾，當有人求字時，以帕裹頭而強起，旁人請其休息，都穆說：“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曾為人向祝允明求字，問其“是見精神否”（當時人以取人錢為“見精神”——範按），祝回答“然”，並補充道：“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馬又問何物，答稱“青羊絨罷”。

大名鼎鼎的蘇州才子唐寅會試落第後，以書畫為生，賦詩描摹其生涯：“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受人間作業錢。”更吟詩自嘲：“抱膝騰騰一卷書，衣無重褚食無魚。旁人寫我謀生拙，拙在謀生樂有餘。”

這些當時聲名赫赫、後世景仰的江南文人，以書畫易換衣食，獲取潤筆毫不含糊，活脫脫是文人治生的形象寫照。到了嘉靖、萬曆之際，著名文人、官至兵部侍郎的徽商子弟汪道昆更曾借徽商之口說：“丈夫不為名高，則為厚利，安能鬱郁坐困乎？”清康熙十七年（1678），連後來成為著名理學家的陸隴其也認識到：“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他讀著名的古文大家蘇州人汪琬的《鈍翁類稿》有關“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遁世長往，浩然於寂寞之濱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一段時，大發感慨謂：“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

更有甚者，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曾在蘇州做牙人以謀生，有如此精彩問答：人問：“學詩書，明《春秋》，合乎古人之義，人皆稱為君子，可謂賢矣，而何乃自汙於市？”唐答：“今者賈客滿堂，酒脯在廚，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於市廛，日食不匱，此救死之術也，子不我賀，而乃以誚我乎？”人問：“民之為道，士為貴，農次之，惟賈為下，而牙人尤下，先生為之，無奈近於利乎？”唐答：“呂尚賣飯於孟津，唐甄為牙於吳市，其義也一。”唐甄與他人的問答，形象地說明，隨著人生倫理價值觀念的變化，治生求利有了理論依據，文人對自己的治生生涯自視甚高，辯護起來顯得底氣十足。明清文人，治生為急，數百年間，前後一脈相承，賡續不斷。

對於這種極為平常極為普遍的明清時代文人治生現象，在學界已經引起注意，在不同層面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討，也有了較為顯著的成果。但既有研究遠沒有揭示出明清文人治生的豐富而生動的繁複面貌，對文人治生極為突出的江南地區還殊少細膩的描述和精到的考察。明清江南文士是極為突出的著名地域文人集團，其生活狀態富有學術意義和現實參考意義。徐君永斌，以其明清史學和文學的知識積蓄，最近十餘年肆力於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研究，蒐集和徵引了方誌、文集、筆記等豐富材料，專門探討江南文士群體的治生狀況，撰成《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書，為明清人文研究和江南社會生活史研究，奉獻出了一部頗有新意、較有力度的心血之作。

對於這種極為平常極為普遍的明清時代文人治生現象，在學界已經引起注意，在不同層面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討，也有了較為顯著的成果。但既有研究遠沒有揭示出明清文人治生的豐富而生動的繁複面貌，對文人治生極為突出的江南地區還殊少細膩的描述和精到的考察。明清江南文士是極為突出的著名地域文人集團，其生活狀態富有學術意義和現實參考意義。徐君永斌，以其明清史學和文學的知識積蓄，最近十餘年肆力於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研究，蒐集和徵引了方誌、文集、筆記等豐富材料，專門探討江南文士群體的治生狀況，撰成《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書，為明清人文研究和江南社會生活史研究，奉獻出了一部頗有新意、較有力度的心血之作。

全書分為上下篇，上篇主要考察分析文士的治生群體、治生途徑、治生用途及其治生原因，以江南為地域範圍，綜合考察明清文士的治生活動和特點，並以代表性事例和人物加以說明和驗證，更在相應篇章中附以處於不同時代從事不同治生行業的代表性個案，比較不同時代江南文士治生的共性與差異及其原因；下篇探討作者所定江南範圍南京、揚州、蘇州、杭州、上海、徽州六大區域內的文士治生特點，考察文人治生的行業諸如處館、遊幕、書院、書畫、刻書業、業農、經商等，並分析其側重點。作者還在餘論部分對文士治生與明清通俗文學的創作和傳播的關係展開論述，以進一步論述文人治生與文學流播的關係。

全書既分割槽域考察各地文人的治生情形及其異同，又分型別探討江南文人治生的途徑，更分析文人治生的用途和原因，既有總的論述，又擇取各類代表作典型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情形，較為形象地呈現出明清時期江南文人治生的風貌，從而較大程度地豐富和推進了明清生活史和江南人文史的研究。

以下文位元組選網上對本書的介紹：

中國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孔子就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孔聖人認為，如果為了治生求富，無論什麼營生都是可以考慮的。時代的步伐到了明清時期，隨著科舉取士制度的日益完備、高度成熟，文人中第的比率日益降低，入仕的競爭日趨激烈，讀書從政之外，尋求謀生之方顯得愈益緊迫，極為必要。

明中期嘉定人沈齡稱當時“文士無不重財者”，江陰人李詡記時人重財數例：曾有人向名士常熟人桑悅求文，託以親暱，無潤筆，桑悅說：“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蘇州書畫家唐寅，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簿，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蘇州文人都穆雅有“不苟取”之名，曾患疾，當有人求字時，以帕裹頭而強起，旁人請其休息，都穆說：“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曾為人向祝允明求字，問其“是見精神否”（當時人以取人錢為“見精神”——範按），祝回答“然”，並補充道：“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馬又問何物，答稱“青羊絨罷”。

大名鼎鼎的蘇州才子唐寅會試落第後，以書畫為生，賦詩描摹其生涯：“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受人間作業錢。”更吟詩自嘲：“抱膝騰騰一卷書，衣無重褚食無魚。旁人寫我謀生拙，拙在謀生樂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