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裡的“大案牘術”類似於現在的“大資料分析”。

什麼叫“大案牘術”?

案牘，是指官府文案。

大案牘，是指海量的官府文案。

大案牘術，是指利用海量官府文案有目的的進行分析技術。

由此可以看出，“大案牘術”就是指的現在的“大資料分析”。

唐代的“大案牘術”是怎麼實現的？

我們現在講的“大資料”分析，其實現過程需要三個步驟，分別是“要有資料、“要會分析”、“要有目標”。

根據這三個實現步驟，我們來對比說明下唐代的“大案牘術”是怎麼實現的。

具備完備準確的基礎資料。唐代的官府很重視基礎文案/檔案工作，特別是在初唐，各個部門都按照自己的部門職責進行文案製作和檔案存放。舉個例子，唐代的籍帳管理非常完密，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直至老死，個人資訊都會登載入賬籍。籍是指戶口冊，三年一更新重造；帳是指壯丁冊，一年一更新重造，一次重造稱一比。賬籍一式三份，分別存縣、送州、呈戶部，規定州縣須存5比，戶部存3比，也就是說，州縣可查15年帳籍資訊，戶部可查9年帳籍資訊。由此可見，唐代已建立較為完備的檔案管理機制。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各部門的基礎資料較為準確完備。各部門資料實現“大集中”。各單位的資料透過“靖安司”實現資料“大集中”。劇中李必是這樣介紹靖安司的：這裡是靖安司，靖安司是朝廷新近秘設官署，統攝整個長安賊事策防，統管大堂唐明檔密檔，朝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戶部、吏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御史臺、大理寺、光祿寺、三省六部一臺九寺五監機密要件，全都在此。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就是唐代透過設立“靖安司”消除了部委間的“資訊孤島”，實現了資料“大集中”。建有專業的資料分析團隊。靖安司有一支專業的資料分析團隊，李必從各部門抽調了35個由此專業才能的人，組建了以痴迷“大案牘術”的徐賓為首的資料分析團隊。

李必組建的“大案牘術”團隊個個都業務能力超強，記憶力驚人，能夠快速從一堆“案牘”中分析出想要到結果。

綜上，我們就能看出唐代的“大案牘術”是具有可行性的。

“大案牘術”每天都在阿里內部上演

比如，“識別鑑定真假髮票”。

當消費者舉報商家涉嫌賣假貨後，需要商家出具相關證明材料，否則就要面臨最嚴厲的懲罰。涉嫌售假的商家一定會用盡各種方法來躲避檢查，這時候就需要一個專門的“打假團隊”出馬了。

一張普通的發票，從紙張、字型、油墨、格式等多方面進行甄別，所有細節都對啊，等等，這個公章的字間距不對，假的！

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海量的憑據材料面前，阿里客服用“大案牘術”築起了一道安全防線，守護客戶在平臺上的每個時辰。

早在幾年前，阿里客服部門就已經開始研究建立一個使用者的網購誠信資料模型，參考消費者、商家近千個維度來考量，並且根據消費行為的變化做更新迭代。有了這個模型，面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難題，客服就有了參考依據，應該更信任哪一方。

購物時每個消費者瀏覽的資訊有“千人千面”的定製頁面，那麼在服務過程中是否也能做到“千人千面”的個性化體驗呢？當然能。阿里客服從成千上萬通的電話場景中，進行反覆的比對、嚴謹的分析，終於做出了適用於服務領域的“九型人格圖”。

有了這張圖，客服就能根據每個消費者的不同人物畫像，年齡、性格、購物經歷等提供個性化的服務：電話那頭的大媽是樓下廣場舞的領隊，那溝通方式肯定跟大學生萌妹子不一樣了。

“九型人格圖”是客服小二在工作中發明創造的，在阿里內部，還有眾多優秀人才，藏龍臥虎。只要掌握了大資料模型和靈活的資料分析應用能力，在阿里人人都有機會成為靖安司的“徐賓”。

具體內容詳見https://www.toutiao.com/i6715287576263000583/

先說結論吧，“大案牘術”不僅具有可行性，並且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中一直在實行，只不過是分解開的“小案牘術”，沒有在中央層面形成集中。

所謂大案牘術，這實際上解決的就是一個人口管控的問題，那麼古代“大案牘術”是如何實行的呢？簡單來說，主要靠裡保甲制度，在城市中再加以裡坊、門禁、巡兵。

中國自春秋時期，就有了里長，每八十戶為一里，里長主裡政，檢具善惡，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了民國，其生命力非常強大，里長要熟知本轄區內的各種基本社會資訊，家庭成員，家庭財產，也包括人員流動，可以這麼說，每一名里長，都是“大案牘術”的實行者，他們不僅負責蒐集人員資料，還要負責掌握人員動向，《長安十二時辰》裡面，也多次反映了張小敬、姚汝能詢問里正，瞭解龍波、狼衛的資訊和動向。，唐代一里大約管理人口一百戶左右，但是也不止一個里長，他也有自己的部下。

而到了宋代，里長的管理範圍就演變到了一里十戶的程度，也就是一個里正只管理十戶人口，這個管理強度是極大的，在古代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這麼說吧，你們家今天買了二斤豬頭肉，里正要是足夠負責，也都一清二楚。

而在城市管理中，不僅有里正，還增加了門禁和巡兵。

所謂門禁，就是坊與坊之間均設定門禁，由專人看守，據考古發現，北魏時一門就設里正兩人，吏四人，門士八人，而在唐代的長安雖然沒有望樓，卻有專門的武侯鋪，每個大門100人，小門20人，大坊30人，小坊5人，而一個大坊的面積也不過一平方公里左右，這個管理強度其實是大於我們今天的城市管理的，古代科技不發達，沒有天眼這樣大大節約人力的城市監控系統，就只能靠堆人頭來加強管理，但是從史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城市中發生騷亂基本上很快就會被撲滅，群死群傷基本上都是人員聚集或者自然災害造成的，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對於城市的管理都是非常嚴格的，拿宋朝城市設定來說，每200步就有一個軍巡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200米就有一個警察站在街上，是個什麼力度。

所以馬伯庸先生虛構出來的望樓，在古代城市中基本上沒有存在的必要。在忠於職守的情況下，里正、門禁加上巡兵，足以實現對城市治安的良好控制，而所謂的“大案牘術”，古代的治安狀況其實不像我們今天這麼複雜，對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分析，基本上也不需要上升到中央層面，依靠里正保長就已經足夠，當然這有個前提，那就是中央財政狀況良好（所以里正保長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其實是幫助收稅），足以供養足夠的官員，一旦經濟上出了問題，這種嚴重依靠人力的管理體制，則不可避免的出現崩壞，而古代資訊傳遞和維護成本很高，要把所有資訊都蒐集到中央層面統一管理，其實從經濟上來講是不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