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嚴並沒處處阻撓諸葛亮北伐，相反，他很希望諸葛亮北伐，只是要把他帶上一起去而已。

作為劉備安排給劉禪當的兩大輔政大臣之一，李嚴絕對是堅定貫徹劉備思想的人，所以他並不會阻擋諸葛亮北伐，而是會全力地幫助諸葛亮。

李嚴是劉備入蜀後第一批投靠劉備的人，能力出眾也深受劉備的信任，是參與了蜀漢法律——《蜀科》的五位制定人之一。所謂“法者，治之端也”，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蜀漢可以不制史，卻也不能不製法，可見李嚴的能力和受到的信任並不在諸葛亮之下。

劉備選擇李嚴為中都護，都督內外諸軍事的主要原因就是：李嚴性情孤傲，和荊州、東州、益州等集團都有過矛盾，甚至連自己的部下都受不了李嚴的性格而連官都不做了。安排這樣一個人來負責軍事，可以起到制約諸葛亮的作用，一般來說性格孤傲的人雖然朋友少，但也註定了他不會唯唯諾諾。

所以劉備死前讓諸葛亮帶著劉禪回成都，而留下李嚴鎮守永安，即防備孫權，又分散諸葛亮的權力。不過李嚴是支援諸葛亮北伐的，他的身份中有“都督內外諸軍事”的權力，如果沒有他的同意，諸葛亮是不能輕易用兵。

從公元223年劉備去世後，李嚴就在永安待了三年，期間諸葛亮被任命為武鄉侯、益州牧，還發動過南中之戰，建立起了自己當晚領導班子（開府），可李嚴這時只是一個都鄉侯，做著無所事事的永安都督，李嚴耐不住了，他不願自己的才能就這樣閒渡過去。

在公元226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請求李嚴出兵相助時，李嚴就要求自己也和諸葛亮有著同等地位，希望他和朝廷說說，從巴地割出五個郡來建立巴州，由自己做巴州刺史。當然諸葛亮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是變相地要挾朝廷。

之後李嚴經常拖延時間調兵北上，還設計讓諸葛亮安排在永安的臥底知道：司馬懿似乎有拉攏自己的行為。使得諸葛亮不得不同意，讓李嚴的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封李嚴為驃騎將軍，以中都護身份管理丞相府的事宜，才讓李嚴同意調永安駐軍北上，坐鎮成都。但諸葛亮也是聰明人，他特意安排了劉備的心腹陳到，帶領著五千白毦兵去永安，由陳到取代李嚴成為永安都督。

諸葛亮和李嚴兩人從劉備嚥氣的那一刻開始就不斷地明爭暗鬥，但雙方都還算剋制，並沒有引起軍事衝突。李嚴雖然多次制約諸葛亮，但他也是希望北伐成功（如果他沒有和劉備同一想法的話，劉備不會賜予他如此高的權力），所以李嚴並沒阻礙諸葛亮北伐（真要阻礙的話，直接和劉禪說北伐不行就可以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是有這個資格的）。

這一點難道不覺得奇怪嗎？李嚴作為劉禪的輔政大臣，雖然被諸葛亮打壓，可諸葛亮一死，而且北伐又毫無成果之時，如果李嚴真的反對北伐的話，那他應該很高興才對，而不是抑鬱到去世。所以李嚴並不反對北伐，他也繼承了劉備的意志：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李嚴只希望在這興復大業中，他能有一份功勞，一份足以體現自己能力的功勞。

李嚴與諸葛亮是劉備白帝城託孤的僅有的兩位大臣，丞相諸葛亮為主負責內政，尚書令李嚴為輔，主管軍事。

諸葛亮是蜀漢官僚體系中的荊州派的代表和核心，是追隨劉備入川的管理團隊中心；

李嚴則是劉焉、劉璋時期的東川派系，即從南陽郡及京師三輔中牟、陳留、潁川等地進入益州的舊臣，是有中央幹部背景的人員，李嚴是東州團隊的代表和核心。

諸葛亮和李嚴，作為外來政權的外來官吏，儘管也有利益的矛盾，但在與本土蜀地官吏的立場上，還是保持一致的，這也是劉備託孤的深意。

因而，李嚴雖然不能與諸葛亮保持絕對一致，但絕不會與諸葛亮處處作對。

儘管是劉備託孤，軍事由李嚴負責，但在諸葛亮穩定蜀漢之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諸葛亮核心地位已經確立，已經不可動搖，此時的李嚴還是合作的。

在北伐的戰略上，李嚴還是支援諸葛亮的。

李嚴年輕時就很有才幹的名聲，但是此人性情孤傲，很難與人相處。而且在廉潔方面名聲不很好，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經常與下屬官吏產生矛盾。

231年，諸葛亮北伐，李嚴負責押運糧草。但由於天氣陰雨連綿，導致道路泥濘不堪，因而延誤了時間，沒按時將糧草運達。

為了推卸責任，李嚴於是就歸罪諸葛亮北伐。而且派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給諸葛亮傳話，讓諸葛亮撤軍。

諸葛亮不得已，只好撤軍。

這時，李嚴又故作驚訝的說：“軍糧充裕，怎麼又退軍哪？”

其用意就是在為自己延誤了糧草供應，推卸督辦不力的責任，以顯示出諸葛亮延誤戰機的錯誤。

後來，又給後主劉禪上奏，說：“軍隊偽裝撤退，其實是用來引誘敵人，以便與其決戰。”

諸葛亮退兵之後，就把李嚴前後的奏疏原本一併上奏給後主，李嚴的錯誤和矛盾一下子暴露無遺，不能自圓其說。

最終，李嚴理屈詞窮，無言答對，只得叩頭認罪。

李嚴被罷官免職，廢為平民。

由此可見，李嚴並不是處處阻止諸葛亮北伐，而是因為督辦糧草不力，以反對北伐為藉口，推卸責任，企圖矇混過關。

豈料諸葛亮明察秋毫，一查到底，水落石出，李嚴難以逃脫罪責。

在之前，226年諸葛亮北伐的時候，想調李嚴鎮守漢中。

李嚴不去，想方設法推脫，還討價還價，提出要求想把五個郡化為巴州，讓他擔任刺史，諸葛亮沒有答應。

李嚴還曾經勸諸葛亮接受九錫，慫恿諸葛亮進爵稱王，被諸葛亮斷然拒絕，並加以駁斥。

從此以後，兩人才產生間隙，逐步貌合神離。

由此看來，李嚴不是從北伐是否正確的角度，來看待北伐。而僅僅是從自己的私利上，有選擇性的對待北伐。

具體而言，就是對自己有利就支援，對自己不利就不支援。

從慫恿諸葛亮進爵稱王這件事，也看出來李嚴是想為自己謀利。

這與在後來督辦糧草不力時推卸責任是一脈相承的，李嚴稱不上廉潔勤政的官員，是一個投機取巧，謀求私利的滑吏。

諸葛亮病逝以後，李嚴知道自己的德行和人脈，認為再也不會有人能夠起用自己啦，因此心懷憂悶而死。由此看來，其私慾到底有多大啊。

李嚴的同鄉尚書令陳震就曾經私下裡對諸葛亮說：“李正方腹中有鱗甲”，暗指李嚴心術不正。

但諸葛亮認為“大事未定，漢室頹危，正是用人之際。應該避免他的短處，褒揚他的長處。”希望與李嚴能夠合作，拯救蜀漢的危難，匡扶漢室社稷。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同為託孤大臣，做官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