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楊朱是何許人？有的說楊朱是戰國初魏華人，有的說楊朱是老子的弟子。說楊朱是老子弟子的理由是：在《莊子》的與篇中，有陽子居問道於老子的故事。有的學者認為：古代“陽”與“楊”通假，“陽子居”是“楊朱”的轉音，所以就認為陽子居就是楊朱。 又因為《莊子》篇中有一個人物叫“陽子”，而楊朱又稱“楊子”，所以又認為陽子就是楊朱。因此，透過學者的考證，楊朱就變得既多名又多事了。 老子是春秋人，楊朱既然拜了老子為師，這樣一來，楊朱也就成了春秋人。楊朱是生在戰國？還是長在春秋？也就變得多疑了。而《莊子》書中，常“楊、墨”並稱，如篇雲：“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莊子並不稱“楊”為“陽”，故認定《莊子》書的“陽子”即是“楊子”，“陽子居”就是“楊朱”，證據嘗不充分。 再說楊朱宣傳何學？有的書上說：楊朱主張“貴生”、“重己”，“全真葆性，不以物累形。”楊朱確實“重己”，但並不“貴生”，更不“全真葆性”。其理由何在？且聽下回分解。 有人把楊朱的學說列為道家，可能是因為《列子》中有一卷＜楊朱＞的緣故。因為《列子》屬於道書，而＜楊朱＞又在道書之中，所以就誤以為楊朱是道家了。其實，楊朱的學說不但受到莊子的指責，而且與＜老子＞也大相徑庭。老子主張以“道德”為依歸，而楊朱的學說並非如此。 楊朱的學說早已星散，好在《列子》收錄＜楊朱＞一卷，雖不能窺其全豹，但也可以一葉而知秋，故權以＜楊朱＞為據而論之。楊朱學說中最有名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其具體原文如下：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不禹不以一身而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這一段分析起來很意思，楊朱的辯才也有此可見一斑。先看第一句，楊朱說：“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為何“不以一毫利物”呢？因為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既“舍國而隱耕”，又不參與世事，也不與人交往，自耕自作，自食其力，自然也就無從利人了。 伯成子高的事蹟與泰伯很相似，泰伯也是“舍國而隱耕”，在《論語－泰伯》中，孔子說：“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民無得而稱”有二種解釋，一種解釋為：百姓對於泰伯的道德，無法用恰當言詞來稱讚。另一種解釋為：百姓雖然沒有從泰伯身上得到利益，但仍然十分稱讚泰伯的道德。這二種解釋雖然略有不同，但稱讚泰伯“棄天下如敝屣”這一點，還是相同的。那麼，楊朱從這件事中推斷出了什麼結論呢？ 楊朱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大家注意楊朱在此用了“障眼法”，把“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偷換成了“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很顯然這二句話的意思大差其遠。如果以財富地位比喻“毫毛”的話，那麼，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能說是“一毛不拔”嘛？其實正好相反。古人道德高尚的事，到了楊朱口中，居然全然翻轉，真可謂口舌如刀，言辯而偽。難怪莊子要鉗楊朱之口了。 且說楊朱以古人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推論出“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不與也。”顯然不妥。但以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推論出“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到也合乎道家“棄天下如敝屣”的風格。那麼，楊朱真提倡“舍國而隱耕”，清廉而自守嘛？卻又不然。 何以見得？楊朱說：“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生。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 “窶”音“據”，指貧窮。“殖”是貨殖，指經商。楊朱說：原憲在魯國受窮，子貢在衛國經商。原憲貧窮有損於身體，子貢經商有累於身體。所以貧窮也不行，經商也不行。 原憲與子貢都是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而富裕，原憲清高而貧窮。原憲隱耕而貧窮，貧窮確實不利於養身，但富貴不可以妄求，不安貧又當奈何？子貢經商以脫貧，經商確實有累於身體，但衣食不自天降，不經商衣食何來？且原憲跡近於伯成子高，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原憲也“隱耕”。為何說原憲也隱耕？因為原憲不仕不殖，清廉自守，衣食從何而來？故推斷其由耕作而來。原憲貧窮有損於身，隱耕有累於身，伯成子高也一樣，隱耕有累於身，清貧有損於身。另外，莊子的處境也與原憲相近似，安貧而樂道。莊子不以為憂，而楊朱卻以為非。由此可見，楊朱之學與道家相差遠矣！ 楊朱說：“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生。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生者不殖。”這話是說：“要怎樣才行呢？要生活快樂才行，要身體安逸才好。所以，善於享樂者不貧窮，善於安逸者不經商。說得到不錯！但問題是：善於享樂者不貧窮，財從何來？善於安逸者不經商，食從何來？莫非會天上掉下來不成？ 說到楊朱提倡不事勞作，安逸享受，與老子提倡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相違背。因此，要把楊朱歸入道家，恐怕很困難。要把楊朱說成是老子的弟子，恐怕也很困難。 或許有人會說：楊朱所說的“樂”，是指“安貧樂道”的“樂”，而不是“貪圖享樂”的“樂”。楊朱所說的“逸”，是指“身勞心逸”的“逸”，而不是“貪圖安逸”的“逸”。如此理解，粗看也通，但細究並非如此。因為楊朱說：“窶亦不可，殖亦不可。”貧也不可，勞也不可，分明是指身貧與身勞皆不可。楊朱又說：“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不窶”就是不貧窮。“不殖”是指不勞作。“不窶”、“不殖”分明又指不可身貧與身勞。所以可知楊朱提倡的安逸享受，與道家提倡的精神修養是大有區別的。 因此，楊學的漏洞也就顯現出來，楊朱一面說：“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那應該自耕自作，自食其力才對。一面又說：“子貢之殖累生”，“殖亦不可。”又應該不事耕作，不食其力才對。既曰不取於人，又要不事勞作，不知享受安逸的衣食酒肉從何而來？ 所以楊學因此產生的矛盾，也就因此產生了流弊。縱心所欲而不事勞作，會造成怎樣的社會後果呢？孟子親歷其危害，那就是：“仁義充塞”，“人將相食”。也就是造成了社會不顧道德，巧取豪奪的風氣，其後果是多麼嚴重啊！ 由上可知，楊朱的學說自成水火，難以自圓其說。因此可見楊朱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不過是徒逞口辯而已，不但難以實行，而且連楊朱自己也難以做到。不象墨子的理論，墨子是親自實踐而且做到的。楊朱則不然，說“人人不損一毫”，不過是不以一毫利人的藉口，並非自己也不去損人一毫。 要想不損人一毫，就得要清廉自守，而要想衣食無憂，就得要不辭辛勞。既想著安逸，又想著享樂，結局不外乎二：一、飢寒而死。二、巧取豪奪。能夠忍飢挨餓，必為清廉之士，而為清廉之士，必不享樂安逸。然而清廉貧寒，又非楊朱所樂聞。楊朱說：“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清貞之誤善若此”。再加上楊朱對原憲的評價，“原憲之窶損生”，可見其不讚清貧。那既要安逸，又不窮困，還要享樂，衣食何來？想來路也只有一條了。
先說楊朱是何許人？有的說楊朱是戰國初魏華人，有的說楊朱是老子的弟子。說楊朱是老子弟子的理由是：在《莊子》的與篇中，有陽子居問道於老子的故事。有的學者認為：古代“陽”與“楊”通假，“陽子居”是“楊朱”的轉音，所以就認為陽子居就是楊朱。 又因為《莊子》篇中有一個人物叫“陽子”，而楊朱又稱“楊子”，所以又認為陽子就是楊朱。因此，透過學者的考證，楊朱就變得既多名又多事了。 老子是春秋人，楊朱既然拜了老子為師，這樣一來，楊朱也就成了春秋人。楊朱是生在戰國？還是長在春秋？也就變得多疑了。而《莊子》書中，常“楊、墨”並稱，如篇雲：“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莊子並不稱“楊”為“陽”，故認定《莊子》書的“陽子”即是“楊子”，“陽子居”就是“楊朱”，證據嘗不充分。 再說楊朱宣傳何學？有的書上說：楊朱主張“貴生”、“重己”，“全真葆性，不以物累形。”楊朱確實“重己”，但並不“貴生”，更不“全真葆性”。其理由何在？且聽下回分解。 有人把楊朱的學說列為道家，可能是因為《列子》中有一卷＜楊朱＞的緣故。因為《列子》屬於道書，而＜楊朱＞又在道書之中，所以就誤以為楊朱是道家了。其實，楊朱的學說不但受到莊子的指責，而且與＜老子＞也大相徑庭。老子主張以“道德”為依歸，而楊朱的學說並非如此。 楊朱的學說早已星散，好在《列子》收錄＜楊朱＞一卷，雖不能窺其全豹，但也可以一葉而知秋，故權以＜楊朱＞為據而論之。楊朱學說中最有名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其具體原文如下：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不禹不以一身而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這一段分析起來很意思，楊朱的辯才也有此可見一斑。先看第一句，楊朱說：“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為何“不以一毫利物”呢？因為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既“舍國而隱耕”，又不參與世事，也不與人交往，自耕自作，自食其力，自然也就無從利人了。 伯成子高的事蹟與泰伯很相似，泰伯也是“舍國而隱耕”，在《論語－泰伯》中，孔子說：“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民無得而稱”有二種解釋，一種解釋為：百姓對於泰伯的道德，無法用恰當言詞來稱讚。另一種解釋為：百姓雖然沒有從泰伯身上得到利益，但仍然十分稱讚泰伯的道德。這二種解釋雖然略有不同，但稱讚泰伯“棄天下如敝屣”這一點，還是相同的。那麼，楊朱從這件事中推斷出了什麼結論呢？ 楊朱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大家注意楊朱在此用了“障眼法”，把“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偷換成了“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很顯然這二句話的意思大差其遠。如果以財富地位比喻“毫毛”的話，那麼，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能說是“一毛不拔”嘛？其實正好相反。古人道德高尚的事，到了楊朱口中，居然全然翻轉，真可謂口舌如刀，言辯而偽。難怪莊子要鉗楊朱之口了。 且說楊朱以古人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推論出“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不與也。”顯然不妥。但以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推論出“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到也合乎道家“棄天下如敝屣”的風格。那麼，楊朱真提倡“舍國而隱耕”，清廉而自守嘛？卻又不然。 何以見得？楊朱說：“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生。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 “窶”音“據”，指貧窮。“殖”是貨殖，指經商。楊朱說：原憲在魯國受窮，子貢在衛國經商。原憲貧窮有損於身體，子貢經商有累於身體。所以貧窮也不行，經商也不行。 原憲與子貢都是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而富裕，原憲清高而貧窮。原憲隱耕而貧窮，貧窮確實不利於養身，但富貴不可以妄求，不安貧又當奈何？子貢經商以脫貧，經商確實有累於身體，但衣食不自天降，不經商衣食何來？且原憲跡近於伯成子高，伯成子高“舍國而隱耕”，原憲也“隱耕”。為何說原憲也隱耕？因為原憲不仕不殖，清廉自守，衣食從何而來？故推斷其由耕作而來。原憲貧窮有損於身，隱耕有累於身，伯成子高也一樣，隱耕有累於身，清貧有損於身。另外，莊子的處境也與原憲相近似，安貧而樂道。莊子不以為憂，而楊朱卻以為非。由此可見，楊朱之學與道家相差遠矣！ 楊朱說：“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生。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生者不殖。”這話是說：“要怎樣才行呢？要生活快樂才行，要身體安逸才好。所以，善於享樂者不貧窮，善於安逸者不經商。說得到不錯！但問題是：善於享樂者不貧窮，財從何來？善於安逸者不經商，食從何來？莫非會天上掉下來不成？ 說到楊朱提倡不事勞作，安逸享受，與老子提倡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相違背。因此，要把楊朱歸入道家，恐怕很困難。要把楊朱說成是老子的弟子，恐怕也很困難。 或許有人會說：楊朱所說的“樂”，是指“安貧樂道”的“樂”，而不是“貪圖享樂”的“樂”。楊朱所說的“逸”，是指“身勞心逸”的“逸”，而不是“貪圖安逸”的“逸”。如此理解，粗看也通，但細究並非如此。因為楊朱說：“窶亦不可，殖亦不可。”貧也不可，勞也不可，分明是指身貧與身勞皆不可。楊朱又說：“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不窶”就是不貧窮。“不殖”是指不勞作。“不窶”、“不殖”分明又指不可身貧與身勞。所以可知楊朱提倡的安逸享受，與道家提倡的精神修養是大有區別的。 因此，楊學的漏洞也就顯現出來，楊朱一面說：“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那應該自耕自作，自食其力才對。一面又說：“子貢之殖累生”，“殖亦不可。”又應該不事耕作，不食其力才對。既曰不取於人，又要不事勞作，不知享受安逸的衣食酒肉從何而來？ 所以楊學因此產生的矛盾，也就因此產生了流弊。縱心所欲而不事勞作，會造成怎樣的社會後果呢？孟子親歷其危害，那就是：“仁義充塞”，“人將相食”。也就是造成了社會不顧道德，巧取豪奪的風氣，其後果是多麼嚴重啊！ 由上可知，楊朱的學說自成水火，難以自圓其說。因此可見楊朱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不過是徒逞口辯而已，不但難以實行，而且連楊朱自己也難以做到。不象墨子的理論，墨子是親自實踐而且做到的。楊朱則不然，說“人人不損一毫”，不過是不以一毫利人的藉口，並非自己也不去損人一毫。 要想不損人一毫，就得要清廉自守，而要想衣食無憂，就得要不辭辛勞。既想著安逸，又想著享樂，結局不外乎二：一、飢寒而死。二、巧取豪奪。能夠忍飢挨餓，必為清廉之士，而為清廉之士，必不享樂安逸。然而清廉貧寒，又非楊朱所樂聞。楊朱說：“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清貞之誤善若此”。再加上楊朱對原憲的評價，“原憲之窶損生”，可見其不讚清貧。那既要安逸，又不窮困，還要享樂，衣食何來？想來路也只有一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