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次疫情爆發後，眾多外賣和快遞企業紛紛開始採取“無接觸式”模式，日前還有訊息稱，從1月30日開始美團將把“無接觸配送”進一步升級為“美團智慧取餐櫃”，並會率先在武漢和北京兩地進行試點。據悉，近日美團方面還在位於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上的兆豐大廈，投放了在上海的首個智慧取餐櫃，外賣小哥與消費者可直接透過掃描二維碼存取餐。
與此同時，據悉菜鳥也與餓了麼方面也一起在上海嘗試“共享智慧櫃”的試點。菜鳥智慧櫃上海城市經理在接受相關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共享智慧櫃已開展個別試點，這樣的智慧櫃最大的特點就是避免騎手在配送餐品時，與使用者接觸取包裹產生交叉感染的可能。並且菜鳥方面還透露，條件允許時會考慮在一線城市推廣智慧櫃 。
但事實上類似智慧櫃的快遞櫃，早在數年前就已經在快遞行業中引起不小的波瀾。因此外界也觀點認為，這一配送末端設施會出現在外賣行業，顯然並不只是因為疫情所造成的偶然。
【快遞櫃誕生之謎：因為需求，更因成本】
這一條例的出現，顯然也使得快遞櫃的存在陷入了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而在201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智慧快件箱寄遞服務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中，又對快遞櫃的使用提出了更為明確的要求，“智慧快件箱使用企業使用智慧快件箱投遞快件，應當徵得收件人同意；收件人不同意使用智慧快件箱投遞快件的，智慧快件箱使用企業應當按照快遞服務合同約定的名址提供投遞服務。寄件人交寄物品時指定智慧快件箱作為投遞地址的除外。”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顯然我們並沒有少見網友抱怨快遞員擅自將快遞放入自提櫃中，並且僅僅只是發來一條簡訊“通知”。如今快遞/外賣企業出於衛生等方面的考慮，將快遞櫃作為臨時應急措施，使用者自然也能理解，但對此也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這項“應急措施”或有一定機率將在疫情結束後成為常態，畢竟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現階段幾乎沒有比快遞櫃更好節約成本的途徑了。
以快遞行業為例，一包國內的快遞運輸過程我們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從商家打包到快遞員收貨並集中到A地倉庫，從A地到B地，再從B地倉庫經過分發，由快遞員送到收件人手中。從路途來看，首尾兩個階段通常只在同城內發生，而中間A地到B地卻有可能繞大半個中國。但是從成本方面來看，首尾兩個階段往往只能靠人力完成，並且效率相對有限，但是中間階段卻可以憑藉規模效應，將具體到一單的成本均攤到最低。
換而言之，如果快遞企業或者外賣平臺想要節省成本，那麼首尾兩個階段無疑是最容易下手的，所以現如今快遞服務費用便宜的諸如三通一達或百世等企業，都遵循著行業潛規則設立快遞點或加入菜鳥驛站。透過讓消費者自行前往快遞點或菜鳥驛站取件的方式，將原本物流末端大量快遞員送貨上門的成本，轉嫁到了消費者的身上。
【杜絕？抗議？“取餐櫃”落地早有伏筆】
在看到這樣的分析之後，身為萬千使用者之一的你，是否會覺得使用者應當保持警醒，在疫情結束後集體抵制外賣快遞櫃的存在，以保障日後依舊能享受送貨上門或送餐到家的服務？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顯然還是會有相當一部分使用者對於外賣/快遞櫃的出現表示欣喜，甚至產生依賴。
如果你是上班族，那麼肯定會遇到這樣的尷尬情況，快遞小哥通知有快遞到你家，但你此時卻還在公司上班無法簽收，這時快遞員告訴你可以把商品放到小區的快遞櫃中，隨時憑手機號領取。這時你顯然不僅不會計較快遞員沒有送貨到你面前的“服務折扣”，反而會對快遞櫃的存在產生感激之情。事實上，在各大高校、高檔小區，或者高階寫字樓中，都存在因管理矛盾無法“送貨上門”的情況，而快遞企業也瞄準了這類使用者痛點，潛移默化的將快遞點和快遞櫃業務全面鋪開。
同樣的矛盾，顯然也發生在同城配送的外賣行業中。在每年夏天我們能看到不少面板被曬得黝黑的外賣小哥，站在寫字樓門口，頂著正當午的烈日等待玻璃門開啟，走出人來簽收外賣。在這樣的場景中，物業規則與外賣“送貨上門”的服務理念起了衝突，大家同理心無疑會讓我們傾向幫助外賣小哥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而“取餐櫃”無疑則是這一環境中相當有效的解決方案了。
並且從另一方面來看，快遞點、快遞櫃，乃至未來可能出現的“取餐櫃”，也不僅僅只是“便宜”了平臺或快遞企業。我們在日常收發快遞的過程中其實不難發現，服務質量更好的京東或順豐等快遞，所付出的成本也更高，相比之下，四通一達以及其他快遞顯然就要便宜得多。不同的快遞/外賣服務其實從某種程度來說，也是給了使用者更多的選擇，對於價格更為敏感的使用者來說，只要價格便宜，不能送貨上門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妥協”。
【“取餐櫃”推廣註定是場你進我退的博弈】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正逢目前疫情期間的外賣平臺，確實遇上了試點並推廣“取餐櫃”幾乎是最好的契機。在這段時間裡使用者無疑更多會考慮到，“取餐櫃”所降低人與人接觸的好處，而忽視背後成本或服務等方面的問題，也使得“取餐櫃”的鋪開，甚至在今後成為常態並非沒有可能。不過，如果想要讓服務和收益發揮最大價值，未來外賣平臺顯然還需要進行精細化的運營，而不是一味只推廣“取餐櫃”。
就像前文所說，目前在一二線城市的高階寫字樓商圈中，出於管理上的規定，“取餐櫃”有更大機率會獲得使用者的接受甚至歡迎，而這些使用者甚至無論外賣費用是否會發生改變，可能都更傾向於接受“取餐櫃”的存在。但是在這些區域以外，平臺或許就需要調整配送費的價格，來為“取餐櫃”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了。
畢竟消費者點外賣除開出門不便或“懶得動”等原因之外，很大程度還因為外賣平臺前期的燒錢補貼，給使用者注入了“有補貼，外賣甚至可能比堂食更划算”的意識。並且在外賣平臺的幫助下，那些地段偏僻房租便宜的餐廳，也有機會有著不錯的曝光量，而這些餐廳所提供的商品往往較熱門寫字樓及商圈周邊更為便宜且實惠。既然價格優勢能讓自己做飯的人改吃外賣，自然也就能讓開門取餐的人多跑一段路下樓。
不過從快遞櫃的實際案例來看，快遞企業或許並不希望將快遞點或快遞櫃簽收，與降低快遞費用直接聯絡起來，甚至部分快遞櫃早前還曾提出，如果存放時間超過24小時收取“管理費”。畢竟對於平臺來說，不同的服務卻維持標準更高的收費，對企業來說會產生更大的收益。所以如果外賣平臺轉型由快遞櫃“簽收”，那麼或許也有一定的機率提供不同服務，但卻依舊保持原來的費用，以獲得更多利潤。
屆時，就要看消費者是否願意讓自己的腳重新動起來了。事實上，國內外賣市場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取得如今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源自價格和服務上的優勢，而“取餐櫃”的出現，畢竟會改變外賣給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水準，甚至倒逼消費者降低使用外賣平臺的頻率。而一旦原本的高頻使用者變得低頻，這顯然並不是外賣平臺所樂於見到的事情。
自此次疫情爆發後，眾多外賣和快遞企業紛紛開始採取“無接觸式”模式，日前還有訊息稱，從1月30日開始美團將把“無接觸配送”進一步升級為“美團智慧取餐櫃”，並會率先在武漢和北京兩地進行試點。據悉，近日美團方面還在位於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上的兆豐大廈，投放了在上海的首個智慧取餐櫃，外賣小哥與消費者可直接透過掃描二維碼存取餐。
與此同時，據悉菜鳥也與餓了麼方面也一起在上海嘗試“共享智慧櫃”的試點。菜鳥智慧櫃上海城市經理在接受相關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共享智慧櫃已開展個別試點，這樣的智慧櫃最大的特點就是避免騎手在配送餐品時，與使用者接觸取包裹產生交叉感染的可能。並且菜鳥方面還透露，條件允許時會考慮在一線城市推廣智慧櫃 。
但事實上類似智慧櫃的快遞櫃，早在數年前就已經在快遞行業中引起不小的波瀾。因此外界也觀點認為，這一配送末端設施會出現在外賣行業，顯然並不只是因為疫情所造成的偶然。
【快遞櫃誕生之謎：因為需求，更因成本】
這一條例的出現，顯然也使得快遞櫃的存在陷入了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而在201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智慧快件箱寄遞服務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中，又對快遞櫃的使用提出了更為明確的要求，“智慧快件箱使用企業使用智慧快件箱投遞快件，應當徵得收件人同意；收件人不同意使用智慧快件箱投遞快件的，智慧快件箱使用企業應當按照快遞服務合同約定的名址提供投遞服務。寄件人交寄物品時指定智慧快件箱作為投遞地址的除外。”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顯然我們並沒有少見網友抱怨快遞員擅自將快遞放入自提櫃中，並且僅僅只是發來一條簡訊“通知”。如今快遞/外賣企業出於衛生等方面的考慮，將快遞櫃作為臨時應急措施，使用者自然也能理解，但對此也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這項“應急措施”或有一定機率將在疫情結束後成為常態，畢竟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現階段幾乎沒有比快遞櫃更好節約成本的途徑了。
以快遞行業為例，一包國內的快遞運輸過程我們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從商家打包到快遞員收貨並集中到A地倉庫，從A地到B地，再從B地倉庫經過分發，由快遞員送到收件人手中。從路途來看，首尾兩個階段通常只在同城內發生，而中間A地到B地卻有可能繞大半個中國。但是從成本方面來看，首尾兩個階段往往只能靠人力完成，並且效率相對有限，但是中間階段卻可以憑藉規模效應，將具體到一單的成本均攤到最低。
換而言之，如果快遞企業或者外賣平臺想要節省成本，那麼首尾兩個階段無疑是最容易下手的，所以現如今快遞服務費用便宜的諸如三通一達或百世等企業，都遵循著行業潛規則設立快遞點或加入菜鳥驛站。透過讓消費者自行前往快遞點或菜鳥驛站取件的方式，將原本物流末端大量快遞員送貨上門的成本，轉嫁到了消費者的身上。
【杜絕？抗議？“取餐櫃”落地早有伏筆】
在看到這樣的分析之後，身為萬千使用者之一的你，是否會覺得使用者應當保持警醒，在疫情結束後集體抵制外賣快遞櫃的存在，以保障日後依舊能享受送貨上門或送餐到家的服務？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顯然還是會有相當一部分使用者對於外賣/快遞櫃的出現表示欣喜，甚至產生依賴。
如果你是上班族，那麼肯定會遇到這樣的尷尬情況，快遞小哥通知有快遞到你家，但你此時卻還在公司上班無法簽收，這時快遞員告訴你可以把商品放到小區的快遞櫃中，隨時憑手機號領取。這時你顯然不僅不會計較快遞員沒有送貨到你面前的“服務折扣”，反而會對快遞櫃的存在產生感激之情。事實上，在各大高校、高檔小區，或者高階寫字樓中，都存在因管理矛盾無法“送貨上門”的情況，而快遞企業也瞄準了這類使用者痛點，潛移默化的將快遞點和快遞櫃業務全面鋪開。
同樣的矛盾，顯然也發生在同城配送的外賣行業中。在每年夏天我們能看到不少面板被曬得黝黑的外賣小哥，站在寫字樓門口，頂著正當午的烈日等待玻璃門開啟，走出人來簽收外賣。在這樣的場景中，物業規則與外賣“送貨上門”的服務理念起了衝突，大家同理心無疑會讓我們傾向幫助外賣小哥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而“取餐櫃”無疑則是這一環境中相當有效的解決方案了。
並且從另一方面來看，快遞點、快遞櫃，乃至未來可能出現的“取餐櫃”，也不僅僅只是“便宜”了平臺或快遞企業。我們在日常收發快遞的過程中其實不難發現，服務質量更好的京東或順豐等快遞，所付出的成本也更高，相比之下，四通一達以及其他快遞顯然就要便宜得多。不同的快遞/外賣服務其實從某種程度來說，也是給了使用者更多的選擇，對於價格更為敏感的使用者來說，只要價格便宜，不能送貨上門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妥協”。
【“取餐櫃”推廣註定是場你進我退的博弈】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正逢目前疫情期間的外賣平臺，確實遇上了試點並推廣“取餐櫃”幾乎是最好的契機。在這段時間裡使用者無疑更多會考慮到，“取餐櫃”所降低人與人接觸的好處，而忽視背後成本或服務等方面的問題，也使得“取餐櫃”的鋪開，甚至在今後成為常態並非沒有可能。不過，如果想要讓服務和收益發揮最大價值，未來外賣平臺顯然還需要進行精細化的運營，而不是一味只推廣“取餐櫃”。
就像前文所說，目前在一二線城市的高階寫字樓商圈中，出於管理上的規定，“取餐櫃”有更大機率會獲得使用者的接受甚至歡迎，而這些使用者甚至無論外賣費用是否會發生改變，可能都更傾向於接受“取餐櫃”的存在。但是在這些區域以外，平臺或許就需要調整配送費的價格，來為“取餐櫃”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了。
畢竟消費者點外賣除開出門不便或“懶得動”等原因之外，很大程度還因為外賣平臺前期的燒錢補貼，給使用者注入了“有補貼，外賣甚至可能比堂食更划算”的意識。並且在外賣平臺的幫助下，那些地段偏僻房租便宜的餐廳，也有機會有著不錯的曝光量，而這些餐廳所提供的商品往往較熱門寫字樓及商圈周邊更為便宜且實惠。既然價格優勢能讓自己做飯的人改吃外賣，自然也就能讓開門取餐的人多跑一段路下樓。
不過從快遞櫃的實際案例來看，快遞企業或許並不希望將快遞點或快遞櫃簽收，與降低快遞費用直接聯絡起來，甚至部分快遞櫃早前還曾提出，如果存放時間超過24小時收取“管理費”。畢竟對於平臺來說，不同的服務卻維持標準更高的收費，對企業來說會產生更大的收益。所以如果外賣平臺轉型由快遞櫃“簽收”，那麼或許也有一定的機率提供不同服務，但卻依舊保持原來的費用，以獲得更多利潤。
屆時，就要看消費者是否願意讓自己的腳重新動起來了。事實上，國內外賣市場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取得如今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源自價格和服務上的優勢，而“取餐櫃”的出現，畢竟會改變外賣給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水準，甚至倒逼消費者降低使用外賣平臺的頻率。而一旦原本的高頻使用者變得低頻，這顯然並不是外賣平臺所樂於見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