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原名管謨業。1956年出生在山東省高密縣一個荒涼農村，家裡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質生活極度貧困，他像小狗、小貓一樣長大。上小學時，碰上文化大革命，因為家庭出身上中農以及叔叔被劃為右派，年僅12歲的他被視為“壞分子”而被迫綴學，回鄉務農。他祖父只不過有幾畝地和幾頭牛，在當時就被劃為階級敵人。文化大革命沒結束，就輟學回家勞動，因此他的正式學歷是小學五年級。1976年，他參軍，離開農村，歷任戰士、政治教員、宣傳幹事。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
童年的悲劇性遭遇，因經濟貧困和政治上受歧視，讓他取名字諧音來作筆名以告誡自己，也直接影響了他後來的小說創作。
成年後，莫言飽看了太多農民的憂傷和苦難，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將悲傷與憤怒打扮成無動於衷。1984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了兩年，期間寫出成名作《紅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師範大學，走上專業創作道路。我見過對莫言小說最好的一句話評論是：“他筆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備同情自己的能力”。這決非指責莫言沒有悲憫，相反，喜歡佛學的他，無論言談還是寫作，都具備人道主義情懷，只是不肯露骨而已。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儘管他對政治並非全無看法。他的政治觀點，常以特別迂迴的方式藏起來，這是一個體制內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筆名所規定的法則：莫言。
飢餓和孤獨是莫言創作的源泉，農村和農民則是他創作的物件。在經歷《紅高粱家族》的寫作高峰後，莫言繼續尋求突破，創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數部極具份量的長篇小說。其中，《豐乳肥臀》曾獲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檀香刑》曾獲臺灣《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獎、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紅高粱系列》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生死疲勞》獲第二屆紅樓夢獎，《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莫言是中國先鋒派文學的一員，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這是作家莫言執著堅守的最好回報，也是對中國作家群的極大肯定，更是中國文學事業的巨大勝利！
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的頒獎典禮上演講《講故事的人》，演講裡面說了莫言的媽媽希望莫言能做一個文靜大方、沉默寡言的孩子，這樣少說話會少得罪人，所以起名叫“莫言”。莫言他自己也說了，自己是個愛說話的孩子，跟自己的名字不是很相符。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謨業，生於山東高密縣，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青島科技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複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莫言在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塑造神秘超驗的物件世界，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2011年8月，莫言憑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
莫言：講故事的人（節選）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透過電視或者網路，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瞭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裡。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裡。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裡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開啟水。因為飢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鑽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裡鑽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裡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衝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箇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幹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幹，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幹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裡。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飢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迴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迴應，我就心驚膽顫，跑到廂房和磨坊裡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裡大哭。這時，母親揹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儘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裡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裡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醜在哪裡？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醜，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莫言，原名管謨業。1956年出生在山東省高密縣一個荒涼農村，家裡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質生活極度貧困，他像小狗、小貓一樣長大。上小學時，碰上文化大革命，因為家庭出身上中農以及叔叔被劃為右派，年僅12歲的他被視為“壞分子”而被迫綴學，回鄉務農。他祖父只不過有幾畝地和幾頭牛，在當時就被劃為階級敵人。文化大革命沒結束，就輟學回家勞動，因此他的正式學歷是小學五年級。1976年，他參軍，離開農村，歷任戰士、政治教員、宣傳幹事。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
童年的悲劇性遭遇，因經濟貧困和政治上受歧視，讓他取名字諧音來作筆名以告誡自己，也直接影響了他後來的小說創作。
成年後，莫言飽看了太多農民的憂傷和苦難，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將悲傷與憤怒打扮成無動於衷。1984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了兩年，期間寫出成名作《紅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師範大學，走上專業創作道路。我見過對莫言小說最好的一句話評論是：“他筆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備同情自己的能力”。這決非指責莫言沒有悲憫，相反，喜歡佛學的他，無論言談還是寫作，都具備人道主義情懷，只是不肯露骨而已。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儘管他對政治並非全無看法。他的政治觀點，常以特別迂迴的方式藏起來，這是一個體制內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筆名所規定的法則：莫言。
飢餓和孤獨是莫言創作的源泉，農村和農民則是他創作的物件。在經歷《紅高粱家族》的寫作高峰後，莫言繼續尋求突破，創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數部極具份量的長篇小說。其中，《豐乳肥臀》曾獲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檀香刑》曾獲臺灣《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獎、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紅高粱系列》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生死疲勞》獲第二屆紅樓夢獎，《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莫言是中國先鋒派文學的一員，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這是作家莫言執著堅守的最好回報，也是對中國作家群的極大肯定，更是中國文學事業的巨大勝利！
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的頒獎典禮上演講《講故事的人》，演講裡面說了莫言的媽媽希望莫言能做一個文靜大方、沉默寡言的孩子，這樣少說話會少得罪人，所以起名叫“莫言”。莫言他自己也說了，自己是個愛說話的孩子，跟自己的名字不是很相符。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謨業，生於山東高密縣，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青島科技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複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莫言在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塑造神秘超驗的物件世界，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2011年8月，莫言憑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
莫言：講故事的人（節選）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透過電視或者網路，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瞭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裡。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裡。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裡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開啟水。因為飢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鑽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裡鑽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裡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衝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箇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幹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幹，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幹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裡。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飢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迴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迴應，我就心驚膽顫，跑到廂房和磨坊裡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裡大哭。這時，母親揹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儘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裡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裡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醜在哪裡？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醜，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