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怪文化你知道多少？妖怪文化起初是原始宗教的信仰，受早期的萬物有靈論誘發而起，萬物有靈論原意是指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現象中存在一種神秘屬性，朱狄在《原始文化研究》中指出，在持有這種原始宗教信仰的觀點的人看來，無法感知的物件比能直接感知的物件更重要。這也說明了早期人類在面對無法用常理解釋的自然現象、甚至是與之所接觸平常物不同的周圍事物時會以萬物有靈的觀點去了解世界，萬物有靈成為妖怪文化的一種引發性元素，而該種觀點逐漸為大眾接受，延伸出民間信仰體系。但是妖怪文化真正實現發展是出於宗教因素，以自戰國至漢初成書的“古今語怪之祖”《山海經》為例，其囊括了大量中華民族的原始神話以及特殊的精怪造型，書中記錄大量神異之物，比如在第一卷《南山經》中描述九尾狐“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山海經一書很大程度上是與道教造仙運動有關的。戰國戰爭不斷，“長生不死”觀念的不斷深化加之造仙運動的展開“使得儒士、方士甚而是道徒在博物志怪系列文字中透過書寫神祗和神仙、陳述神異物產、描繪仙境美景等三種較為典型的表達方式……”（陽青李賀《從山海經到神異經海內十州記》——博物志怪走向道教仙話的敘事丕變。到了秦漢時期由於之前在戰國時期出現大量的方士，加之道教的根基與陰陽五行的盛行，建構出秦漢的神仙觀念，為這一時期的妖怪文化的思想土壤。據記載，漢代石刻畫像及磚畫中，九尾狐與白兔、蟾蜍、青鳥並列在西王母座旁（張進步《妖非妖》）。魏晉南北朝時期，妖怪文化在道、佛兩教的驅使下走向成熟。魏晉南北朝動盪的時代背景下，佛道二教得到空前發展。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一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可見魏晉南北朝到晉這一時期妖怪文化已逐漸步向成熟，這段時期以《搜神記》《列異傳》《博物志》等為代表。而在思想開明的唐宋時期，記載妖怪文化的載體——志怪小說開始出現，廣大文人有意識地進行妖怪文化的書寫，妖怪文化有了質的變化，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廣異志》《宣室志》等志怪小說連篇累牘敘狐，《太平廣記》專錄狐事者更達九卷之多。除此之外，唐人小說《任氏》《計真》等對該方面也有著墨。（張進步《妖非妖》）。
到了明清，神魔小說鼎盛，影響範圍之廣，涉及妖怪數量之多，複雜性以及背後的內涵都是之前零碎化的妖怪文化所不能比擬的，同時其繼承前代的基礎，特別是沿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中的形象核心，具有明清時期特有的社會底蘊及宗教底蘊。雖說清代之後的“怪異現象”會被稱為“鬼”，但從記載流傳方面看，明清時期的妖怪文化依託長篇神魔小說的記載，在妖怪形象的現實性、生動化方面而言具有極大的進步性，從明清出現的《西遊記》《封神演義》《東度記》《繡雲閣》《天女散花》等長篇小說中可見一般。並且明清時期的妖怪文化中有與前代截然不同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其對人間真善美的褒獎與對世間醜惡的諷刺，《魯迅全集》中提到“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混而析之”。明清神魔小說中對於各式妖怪均有描繪，其中不乏對於善良的妖怪的認同以及對一心向善的妖怪的鼓勵，就如《西遊記》中豬八戒與孫悟空此類原本為妖怪的角色，在其走上取經道路收穫正果時，其也從妖怪轉變為神佛，還有便是狐妖金奶奶本領強大卻從不害人。除此之外，明清小說另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其本身具有的反叛性。《西遊記》中孫悟空孫行者行事與常規不同，極具個性，突出明清時期社會內部對於封建統治的反抗色彩，正如秦娟在《明清神魔小說中的妖怪形象研究》一文中所敘述的“明清時期，官方所倡導的主流思想文化走向僵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向被人們視為異己力量的妖怪身上的異質文化因素就被利用起來，歷史地擔當反主流文化這一任務。這主要表現在對主流文化維護的封建正統秩序的蔑視和反抗上。”據有關資料收集，明清神魔小說作品約有70多部，其中40多部便有妖怪形象的出現，妖怪形象突出、數量較多的就有20多部。從上述起源發展我們可以瞭解到在原始信仰觀念以及佛道二教的驅使下妖怪文化的發展逐漸走向成熟，但是現如今中國的妖怪文化相關研究卻呈現碎片化，比之日本專門的“妖怪學”而言，中國明顯在這方面較為薄弱。日本妖怪文化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從日本平安時代起，中日兩國交往頻繁。在中國的隋唐時期，隨著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來中國學習文化時，中國的妖怪文化也隨之一道傳往日本，特別是《山海經》中的天狗形象在日本深入人心。並且隨著19世紀末日本著名佛教哲學家井上圓了為了促進日本明治時期改革而開創的“妖怪學”這門學問的發展，日本的妖怪文化乃至於妖怪學逐漸發展形成一個固定的學科體系。而中國本為妖怪文化的發源國為何至今在此方面發展較為薄弱，這與妖怪文化本身以及發展過程遭受打壓具有重要關係。
理解妖怪文化本身原因，我們必須先明確何為妖怪。“妖怪”一詞在原始神話中有著不同的職能。據《左傳》記述：“天反時為炎，地反物為妖。”不符合自然規律的事物就是“妖”。而由徐華龍主編的民間信仰口袋書系列之一的《妖》一書中，作者將妖定性為人類所想象出來的，與人對立的虛幻之物。而“怪”原意指與眾不同、奇異的，但後來逐漸發展為畸形、邪惡的代名詞。而在中國“妖怪”該詞常常與“精怪”一詞相混淆，精怪與妖怪的實質上並不一樣，精怪比之妖怪更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趨近，精怪更有來歷且有原型，其強調吸收日月精華、修煉多年，具有妖怪所沒有的靈性，往往以有生命的物種來體現，比如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等，而妖怪卻是憑空幻想之物，缺乏原型支援又缺少靈氣，故古代文人落筆寫文大多會選擇與現實相關的精怪著書，這也造成了真正妖怪為主的故事以口頭形式表現為主而非書籍等記錄形式。造成這背後的原因是文人思想習慣與這一習慣背後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儒家提倡“無一字無來歷”（徐華龍《妖》），在飽讀儒家經典的文人筆下與其花費大量精力憑空幻想，倒不如有民間記錄的精怪受歡迎。並且由於中國民間口頭形式與記錄方面並未明確區分妖怪與精怪的區別，因而在後世傳說乃至記錄中往往會被人認為二者是相同的。在妖怪文化發展過程中，怪物形象被民間宗教利用，受到統治力量的壓制。這一點與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有關，在楊慶堃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中提到“任何不符合儒家經典的宗教，或者祭祀不在官府祀典中的神鬼，都有可能被冠以異端之名”，由此異端而遭受到統治力量的打擊，故而中國的妖怪文化或者是精怪文化並未登上過主流文化層面，反而是當妖怪文化衝擊到主流思想時會遭受打壓。可以說，妖怪文化本身特質是其發展受阻的內部原因，那麼宗教思想與傳統國家統治則為其外部受阻原因。中國的妖怪文化以原始宗教與民間信仰為發展沃土，經歷多個朝代的發展變化，在如今呈現其獨特的歷史特點與歷史特色。
妖怪文化你知道多少？妖怪文化起初是原始宗教的信仰，受早期的萬物有靈論誘發而起，萬物有靈論原意是指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現象中存在一種神秘屬性，朱狄在《原始文化研究》中指出，在持有這種原始宗教信仰的觀點的人看來，無法感知的物件比能直接感知的物件更重要。這也說明了早期人類在面對無法用常理解釋的自然現象、甚至是與之所接觸平常物不同的周圍事物時會以萬物有靈的觀點去了解世界，萬物有靈成為妖怪文化的一種引發性元素，而該種觀點逐漸為大眾接受，延伸出民間信仰體系。但是妖怪文化真正實現發展是出於宗教因素，以自戰國至漢初成書的“古今語怪之祖”《山海經》為例，其囊括了大量中華民族的原始神話以及特殊的精怪造型，書中記錄大量神異之物，比如在第一卷《南山經》中描述九尾狐“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山海經一書很大程度上是與道教造仙運動有關的。戰國戰爭不斷，“長生不死”觀念的不斷深化加之造仙運動的展開“使得儒士、方士甚而是道徒在博物志怪系列文字中透過書寫神祗和神仙、陳述神異物產、描繪仙境美景等三種較為典型的表達方式……”（陽青李賀《從山海經到神異經海內十州記》——博物志怪走向道教仙話的敘事丕變。到了秦漢時期由於之前在戰國時期出現大量的方士，加之道教的根基與陰陽五行的盛行，建構出秦漢的神仙觀念，為這一時期的妖怪文化的思想土壤。據記載，漢代石刻畫像及磚畫中，九尾狐與白兔、蟾蜍、青鳥並列在西王母座旁（張進步《妖非妖》）。魏晉南北朝時期，妖怪文化在道、佛兩教的驅使下走向成熟。魏晉南北朝動盪的時代背景下，佛道二教得到空前發展。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一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可見魏晉南北朝到晉這一時期妖怪文化已逐漸步向成熟，這段時期以《搜神記》《列異傳》《博物志》等為代表。而在思想開明的唐宋時期，記載妖怪文化的載體——志怪小說開始出現，廣大文人有意識地進行妖怪文化的書寫，妖怪文化有了質的變化，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廣異志》《宣室志》等志怪小說連篇累牘敘狐，《太平廣記》專錄狐事者更達九卷之多。除此之外，唐人小說《任氏》《計真》等對該方面也有著墨。（張進步《妖非妖》）。
到了明清，神魔小說鼎盛，影響範圍之廣，涉及妖怪數量之多，複雜性以及背後的內涵都是之前零碎化的妖怪文化所不能比擬的，同時其繼承前代的基礎，特別是沿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中的形象核心，具有明清時期特有的社會底蘊及宗教底蘊。雖說清代之後的“怪異現象”會被稱為“鬼”，但從記載流傳方面看，明清時期的妖怪文化依託長篇神魔小說的記載，在妖怪形象的現實性、生動化方面而言具有極大的進步性，從明清出現的《西遊記》《封神演義》《東度記》《繡雲閣》《天女散花》等長篇小說中可見一般。並且明清時期的妖怪文化中有與前代截然不同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其對人間真善美的褒獎與對世間醜惡的諷刺，《魯迅全集》中提到“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混而析之”。明清神魔小說中對於各式妖怪均有描繪，其中不乏對於善良的妖怪的認同以及對一心向善的妖怪的鼓勵，就如《西遊記》中豬八戒與孫悟空此類原本為妖怪的角色，在其走上取經道路收穫正果時，其也從妖怪轉變為神佛，還有便是狐妖金奶奶本領強大卻從不害人。除此之外，明清小說另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其本身具有的反叛性。《西遊記》中孫悟空孫行者行事與常規不同，極具個性，突出明清時期社會內部對於封建統治的反抗色彩，正如秦娟在《明清神魔小說中的妖怪形象研究》一文中所敘述的“明清時期，官方所倡導的主流思想文化走向僵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向被人們視為異己力量的妖怪身上的異質文化因素就被利用起來，歷史地擔當反主流文化這一任務。這主要表現在對主流文化維護的封建正統秩序的蔑視和反抗上。”據有關資料收集，明清神魔小說作品約有70多部，其中40多部便有妖怪形象的出現，妖怪形象突出、數量較多的就有20多部。從上述起源發展我們可以瞭解到在原始信仰觀念以及佛道二教的驅使下妖怪文化的發展逐漸走向成熟，但是現如今中國的妖怪文化相關研究卻呈現碎片化，比之日本專門的“妖怪學”而言，中國明顯在這方面較為薄弱。日本妖怪文化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從日本平安時代起，中日兩國交往頻繁。在中國的隋唐時期，隨著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來中國學習文化時，中國的妖怪文化也隨之一道傳往日本，特別是《山海經》中的天狗形象在日本深入人心。並且隨著19世紀末日本著名佛教哲學家井上圓了為了促進日本明治時期改革而開創的“妖怪學”這門學問的發展，日本的妖怪文化乃至於妖怪學逐漸發展形成一個固定的學科體系。而中國本為妖怪文化的發源國為何至今在此方面發展較為薄弱，這與妖怪文化本身以及發展過程遭受打壓具有重要關係。
理解妖怪文化本身原因，我們必須先明確何為妖怪。“妖怪”一詞在原始神話中有著不同的職能。據《左傳》記述：“天反時為炎，地反物為妖。”不符合自然規律的事物就是“妖”。而由徐華龍主編的民間信仰口袋書系列之一的《妖》一書中，作者將妖定性為人類所想象出來的，與人對立的虛幻之物。而“怪”原意指與眾不同、奇異的，但後來逐漸發展為畸形、邪惡的代名詞。而在中國“妖怪”該詞常常與“精怪”一詞相混淆，精怪與妖怪的實質上並不一樣，精怪比之妖怪更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趨近，精怪更有來歷且有原型，其強調吸收日月精華、修煉多年，具有妖怪所沒有的靈性，往往以有生命的物種來體現，比如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等，而妖怪卻是憑空幻想之物，缺乏原型支援又缺少靈氣，故古代文人落筆寫文大多會選擇與現實相關的精怪著書，這也造成了真正妖怪為主的故事以口頭形式表現為主而非書籍等記錄形式。造成這背後的原因是文人思想習慣與這一習慣背後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儒家提倡“無一字無來歷”（徐華龍《妖》），在飽讀儒家經典的文人筆下與其花費大量精力憑空幻想，倒不如有民間記錄的精怪受歡迎。並且由於中國民間口頭形式與記錄方面並未明確區分妖怪與精怪的區別，因而在後世傳說乃至記錄中往往會被人認為二者是相同的。在妖怪文化發展過程中，怪物形象被民間宗教利用，受到統治力量的壓制。這一點與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有關，在楊慶堃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中提到“任何不符合儒家經典的宗教，或者祭祀不在官府祀典中的神鬼，都有可能被冠以異端之名”，由此異端而遭受到統治力量的打擊，故而中國的妖怪文化或者是精怪文化並未登上過主流文化層面，反而是當妖怪文化衝擊到主流思想時會遭受打壓。可以說，妖怪文化本身特質是其發展受阻的內部原因，那麼宗教思想與傳統國家統治則為其外部受阻原因。中國的妖怪文化以原始宗教與民間信仰為發展沃土，經歷多個朝代的發展變化，在如今呈現其獨特的歷史特點與歷史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