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立儲，是清王朝在擺脫推舉制之後所形成的立儲制度，同漢唐以來公開立儲的做法迥然不同。康熙對太子的兩立、兩廢。在漢族立儲制度的影響下，康熙十四年（1676年初）十二月，康熙帝立皇后赫舍里氏之子胤礽為皇太子，太子時年兩歲。胤礽“六歲就傅，令張英、李光地為之師，又命大學士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二十五年，上召江寧巡撫湯賦”，“輔導太子”。“太子通滿、漢文字，熟騎射”，按照滿洲貴族的觀點，胤礽並非平庸之輩。在康熙三徵噶爾丹期間，均由太子留守京師，處理國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胤礽在陪康熙行獵時被廢，康熙為此所頒佈的長諭中指責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專擅威權、鴆聚黨羽，窺伺朕躬”、“邀截外藩人貢之人”、“十八阿哥（康熙第十八子胤祈）患病，眾皆以朕年高，無不為朕憂慮，伊系親兄，毫無友愛之心”、“恣取國帑，干預政事”以及“欲為索額圖復仇”等等。康熙對胤礽的不滿，在十八年前第一次親征噶爾丹（康熙二十九年）期間，即已公開化。康熙在出徵後，因受暑熱病倒軍前，“駐驊古魯富爾堅嘉渾噶山”。“召太子及皇三子胤祉至行宮”，康熙因“太子侍疾無憂色”，“以胤礽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甚不懌，令即先回京師”。四年後（康熙三十三年），因制定太子祭奉先殿儀注而將禮部尚書沙穆哈革職。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第三次親征噶爾丹期間，又因聽到“太子暱比匪人”的傳言，“錄太子左右用事者置於法”，將膳房人花喇、茶房人雅頭、哈哈珠子（侍衛）德住處死。太子失寵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康熙四十八年三月（1698年），胤礽在被廢黜半年之後，第二次被冊立為太子。胤礽被廢不久，“相面人張明德曾相胤禩（康熙第八子）後必大貴”以及“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之前謀欲行刺”即被揭露。未幾，胤祉告發皇長子胤禔對胤礽“咒詛”、“用術鎮厭”（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而胤禩黨羽在康熙所召開的立儲會議上（四十七年十一月）的大肆活動，愈發使康熙感到儲位虛懸所釀成的危機，於是康熙復立胤礽為太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胤礽在被廢復立為太子三年半後，第二次被廢。康熙為此召諸皇子諭道：“皇太子胤礽自復立以來”，“大失人心，祖宗弘業斷不可託付此人”，“故將胤礽仍行廢黜禁錮”。又曰：“胤礽秉性兇殘，與惡劣小人結黨”。“估惡不估，是以灰心，毫無可望”。“嗣後眾等各當傾心向主，共享太平，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胤礽第二次被廢的主要原因，即“與惡劣小人結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底，就曾以“國家大臣為皇太子而援結朋黨”的罪名而將都統鄂繕、兵部尚書耿額、刑部尚書齊世武等捉拿。翌年四月，又以步軍統領託合齊“結黨會飲，”公開降旨斥責胤礽：“此事俱因胤禔所致，胤礽行事，天下之人無分貴賤，莫不盡知”，“惟其行事不仁不孝，難於掩蓋，徒以語言貨財買囑此等貪濁諂媚之人，潛通訊息”。不立太子。康熙自第二次廢太子胤礽後，即不再立太子。只要冊立皇太子就要有“附皇太子者”，“逢迎結黨”，高度集中的皇權已經不能允許儲權的存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1714年），胤禩因謀為皇太子受到康熙的申斥，責其“系辛者庫賤婦所生，自幼心高陰險，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覓人謀殺二阿哥（指廢太子胤礽）”，“與亂臣賊子結成黨羽，密行險奸，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為人所保”。“自此朕與胤禩，父子之恩絕矣。朕恐日後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為之興兵構難，逼朕遜位而立胤禊者”，“特諭爾等眾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胤禩因不得立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黨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胤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被禁錮在成安官的胤礽得悉策妄阿拉布坦在西陲構兵，用礬水寫信託御醫賀孟頫帶給公普奇，囑普奇在皇帝面前保舉廢太子為西征大將軍。事發賀孟頫被處死，普奇亦遭拘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初，翰林院檢討朱天保等奏請復立胤礽為皇太子，其疏言“皇太子雖以疾廢，然其過失良由習於驕抗，左右小人誘導之故。若遣碩儒名臣如趙申喬等羽翼之，將左右佞幸盡皆罷斥，則其潛德日彰”，“儲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為覬覦，則天家骨肉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天保因此被處死，其父朱都納以及朱都納之婿常齎等皆受到株連。康熙在第二次廢太子後，身體每況愈下，“心神恍惚，身體虛憊”，“怔忡健忘”，“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每一舉發，愈覺迷暈”，“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及至右手麻痺“不能寫字，用左手執筆批旨”。即使身體如此，康熙仍堅持“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絕口不提立儲。康熙五十七年一月，大學士、九卿為立儲事聯名俱奏，請儘快立皇太子，“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稟承皇上指示，贊襄辦理，候聖躬大安，再親幾務”。康熙卻以“前胤礽為皇太子時，一切禮儀皆索額圖所定，服用儀仗等物逾越禮制，竟與朕相等，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亂”，“今於未立皇太子之前，當預將禮儀議定”。該月二十九日，大學士、九卿將皇太子儀仗冠服、一切應用之物及禮儀定議具奏，並得到康熙的批准，該年三月，當九卿等再次籲請立皇太子時，康熙又以皇太后之喪未滿百日、舉國服喪為辭，加以推脫。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聯名疏請“早定儲位”。康熙懷疑係大學士王挾幕後指使，怒責王撥“欲放二阿哥出，伊等藉此邀榮”，“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為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且斥責“王挾以伊祖王錫爵請明神宗立泰昌（即明光宗）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兩月而亡，致天啟即位（即明熹宗），魏忠賢擅權，天下大亂，而明遂亡”。“王錫爵已滅明朝，王挾以朕為神宗，意欲動搖清朝”。陶彝等十二位御史及王披之子王奕清均發往西陲軍臺效力。終康熙之朝，再無一人敢提及立儲之事。秘密立儲。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於暢春園。康熙第四子胤禛在步軍統領隆科多（佟國維之子）的支援下登上皇帝的寶座，改元雍正。長達十年儲位懸空，誘發康熙諸子——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禵、第十四子胤禵對儲空的覬覦，因而雍正即位以後，就被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所困擾，雍正帝對胤禩、胤禟、胤禵的幽禁，為雍正初政蒙上了骨肉相殘的陰雲。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定秘密立儲之制，把所選定的皇儲——第四子弘曆的名字親筆寫好放在密封的錦匣之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秘密立儲既避免公開立儲所造成的儲權對皇權的威脅，又避免不立太子所造成的儲位之爭及骨肉相殘。從雍正創立秘密立儲，直到咸豐即位之前，清朝廷在皇位繼承上均沿用此制。

秘密立儲，是清王朝在擺脫推舉制之後所形成的立儲制度，同漢唐以來公開立儲的做法迥然不同。康熙對太子的兩立、兩廢。在漢族立儲制度的影響下，康熙十四年（1676年初）十二月，康熙帝立皇后赫舍里氏之子胤礽為皇太子，太子時年兩歲。胤礽“六歲就傅，令張英、李光地為之師，又命大學士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二十五年，上召江寧巡撫湯賦”，“輔導太子”。“太子通滿、漢文字，熟騎射”，按照滿洲貴族的觀點，胤礽並非平庸之輩。在康熙三徵噶爾丹期間，均由太子留守京師，處理國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胤礽在陪康熙行獵時被廢，康熙為此所頒佈的長諭中指責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專擅威權、鴆聚黨羽，窺伺朕躬”、“邀截外藩人貢之人”、“十八阿哥（康熙第十八子胤祈）患病，眾皆以朕年高，無不為朕憂慮，伊系親兄，毫無友愛之心”、“恣取國帑，干預政事”以及“欲為索額圖復仇”等等。康熙對胤礽的不滿，在十八年前第一次親征噶爾丹（康熙二十九年）期間，即已公開化。康熙在出徵後，因受暑熱病倒軍前，“駐驊古魯富爾堅嘉渾噶山”。“召太子及皇三子胤祉至行宮”，康熙因“太子侍疾無憂色”，“以胤礽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甚不懌，令即先回京師”。四年後（康熙三十三年），因制定太子祭奉先殿儀注而將禮部尚書沙穆哈革職。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第三次親征噶爾丹期間，又因聽到“太子暱比匪人”的傳言，“錄太子左右用事者置於法”，將膳房人花喇、茶房人雅頭、哈哈珠子（侍衛）德住處死。太子失寵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康熙四十八年三月（1698年），胤礽在被廢黜半年之後，第二次被冊立為太子。胤礽被廢不久，“相面人張明德曾相胤禩（康熙第八子）後必大貴”以及“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之前謀欲行刺”即被揭露。未幾，胤祉告發皇長子胤禔對胤礽“咒詛”、“用術鎮厭”（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而胤禩黨羽在康熙所召開的立儲會議上（四十七年十一月）的大肆活動，愈發使康熙感到儲位虛懸所釀成的危機，於是康熙復立胤礽為太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胤礽在被廢復立為太子三年半後，第二次被廢。康熙為此召諸皇子諭道：“皇太子胤礽自復立以來”，“大失人心，祖宗弘業斷不可託付此人”，“故將胤礽仍行廢黜禁錮”。又曰：“胤礽秉性兇殘，與惡劣小人結黨”。“估惡不估，是以灰心，毫無可望”。“嗣後眾等各當傾心向主，共享太平，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胤礽第二次被廢的主要原因，即“與惡劣小人結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底，就曾以“國家大臣為皇太子而援結朋黨”的罪名而將都統鄂繕、兵部尚書耿額、刑部尚書齊世武等捉拿。翌年四月，又以步軍統領託合齊“結黨會飲，”公開降旨斥責胤礽：“此事俱因胤禔所致，胤礽行事，天下之人無分貴賤，莫不盡知”，“惟其行事不仁不孝，難於掩蓋，徒以語言貨財買囑此等貪濁諂媚之人，潛通訊息”。不立太子。康熙自第二次廢太子胤礽後，即不再立太子。只要冊立皇太子就要有“附皇太子者”，“逢迎結黨”，高度集中的皇權已經不能允許儲權的存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1714年），胤禩因謀為皇太子受到康熙的申斥，責其“系辛者庫賤婦所生，自幼心高陰險，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覓人謀殺二阿哥（指廢太子胤礽）”，“與亂臣賊子結成黨羽，密行險奸，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為人所保”。“自此朕與胤禩，父子之恩絕矣。朕恐日後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為之興兵構難，逼朕遜位而立胤禊者”，“特諭爾等眾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胤禩因不得立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黨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胤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被禁錮在成安官的胤礽得悉策妄阿拉布坦在西陲構兵，用礬水寫信託御醫賀孟頫帶給公普奇，囑普奇在皇帝面前保舉廢太子為西征大將軍。事發賀孟頫被處死，普奇亦遭拘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初，翰林院檢討朱天保等奏請復立胤礽為皇太子，其疏言“皇太子雖以疾廢，然其過失良由習於驕抗，左右小人誘導之故。若遣碩儒名臣如趙申喬等羽翼之，將左右佞幸盡皆罷斥，則其潛德日彰”，“儲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為覬覦，則天家骨肉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天保因此被處死，其父朱都納以及朱都納之婿常齎等皆受到株連。康熙在第二次廢太子後，身體每況愈下，“心神恍惚，身體虛憊”，“怔忡健忘”，“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每一舉發，愈覺迷暈”，“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及至右手麻痺“不能寫字，用左手執筆批旨”。即使身體如此，康熙仍堅持“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絕口不提立儲。康熙五十七年一月，大學士、九卿為立儲事聯名俱奏，請儘快立皇太子，“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稟承皇上指示，贊襄辦理，候聖躬大安，再親幾務”。康熙卻以“前胤礽為皇太子時，一切禮儀皆索額圖所定，服用儀仗等物逾越禮制，竟與朕相等，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亂”，“今於未立皇太子之前，當預將禮儀議定”。該月二十九日，大學士、九卿將皇太子儀仗冠服、一切應用之物及禮儀定議具奏，並得到康熙的批准，該年三月，當九卿等再次籲請立皇太子時，康熙又以皇太后之喪未滿百日、舉國服喪為辭，加以推脫。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聯名疏請“早定儲位”。康熙懷疑係大學士王挾幕後指使，怒責王撥“欲放二阿哥出，伊等藉此邀榮”，“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為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且斥責“王挾以伊祖王錫爵請明神宗立泰昌（即明光宗）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兩月而亡，致天啟即位（即明熹宗），魏忠賢擅權，天下大亂，而明遂亡”。“王錫爵已滅明朝，王挾以朕為神宗，意欲動搖清朝”。陶彝等十二位御史及王披之子王奕清均發往西陲軍臺效力。終康熙之朝，再無一人敢提及立儲之事。秘密立儲。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於暢春園。康熙第四子胤禛在步軍統領隆科多（佟國維之子）的支援下登上皇帝的寶座，改元雍正。長達十年儲位懸空，誘發康熙諸子——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禵、第十四子胤禵對儲空的覬覦，因而雍正即位以後，就被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所困擾，雍正帝對胤禩、胤禟、胤禵的幽禁，為雍正初政蒙上了骨肉相殘的陰雲。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定秘密立儲之制，把所選定的皇儲——第四子弘曆的名字親筆寫好放在密封的錦匣之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秘密立儲既避免公開立儲所造成的儲權對皇權的威脅，又避免不立太子所造成的儲位之爭及骨肉相殘。從雍正創立秘密立儲，直到咸豐即位之前，清朝廷在皇位繼承上均沿用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