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一.殺人者死；二.傷人者賠償；三.盜竊者為奴；四.男女不能亂搞；五.同姓不得結婚；六.部落人不許越界；七.部落不許仇殺；八.生活中要避諱。
箕子治國思想：八政八法，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
神道設教：箕子在《洪範》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於是發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後，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禹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著神秘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係”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裡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絡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關係，鯀由於不掌握水、土之性，採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透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效能，採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
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效能關係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絡思想的萌芽，給後人帶來了有益的啟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鬥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效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製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展冶煉鑄造，變革自然，為人所用。
箕子認為，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著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著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闢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後，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後，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佔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於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願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為，如果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說。所謂“休徵”，就是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就是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補偏就正：箕子指出各種不同型別的個性特徵和品格，都應採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於正道。他說，“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覆，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採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穀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重視五事：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說，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為聖人。
箕子作為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為，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註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聖君。
惟材所用：箕子對周武王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說，凡是百姓中，有謀略、有作為、有操守的，天子要經常想到他們。行為不合法則，又沒有陷入罪惡的人，君王要寬容他們。有猷、有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為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侷限的例證。
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一.殺人者死；二.傷人者賠償；三.盜竊者為奴；四.男女不能亂搞；五.同姓不得結婚；六.部落人不許越界；七.部落不許仇殺；八.生活中要避諱。
箕子治國思想：八政八法，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
神道設教：箕子在《洪範》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於是發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後，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禹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著神秘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係”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裡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絡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關係，鯀由於不掌握水、土之性，採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透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效能，採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
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效能關係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絡思想的萌芽，給後人帶來了有益的啟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鬥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效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製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展冶煉鑄造，變革自然，為人所用。
箕子認為，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著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著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闢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後，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後，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佔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於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願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為，如果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說。所謂“休徵”，就是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就是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補偏就正：箕子指出各種不同型別的個性特徵和品格，都應採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於正道。他說，“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覆，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採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穀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重視五事：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說，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為聖人。
箕子作為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為，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註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聖君。
惟材所用：箕子對周武王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說，凡是百姓中，有謀略、有作為、有操守的，天子要經常想到他們。行為不合法則，又沒有陷入罪惡的人，君王要寬容他們。有猷、有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為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侷限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