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你提的問題本身就是偽命題！歷史不是所謂勝利者書寫的！史書的記載是史學家們經過嚴格的考證，經受了反覆的質疑而成書的！所謂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論調，是推行歷史虛無主義，隨意顛覆歷史，否定歷史英雄，為歷史罪人翻案，顛覆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的人為自己製造的藉口。

歷史是有勝利者書寫的，這句話沒有錯，但是歷史同時也是史學家書寫的。勝利者可以稍微修改一下歷史，但是史學家的筆鋒是不會放棄他們的。

所以即便是勝利者，你在書寫歷史的時候也是需要注意尊重客觀歷史的，不被大眾承認的歷史，那只是歷史小說。

劉邦以前是流氓，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但是同時他也是斬殺了白蛇的王者不是嗎？你認為後者是真的存在嗎？所以說後者才是勝利者的筆鋒，前者才是史學家的筆鋒。

說古代的史書是勝利者書寫的，這個說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古代都有專門的史官，而史官就是專門記載歷史事實的。古代的史官也是一群很有骨氣和信仰的人，史學家司馬遷就是因為不願意按漢武帝的意志篡改歷史，而被漢武帝施以腐刑。古代史官對歷史的記載是以事實為依據，還是比較客觀的，所以記載漢高祖是流氓出身也屬正常！

古代史官是一個神聖的職業，一般都是由某些家族世襲的。而史官秉持的原則，就是秉筆直書，有什麼寫什麼。

至少在唐太宗以前，皇帝都是不能干涉史官的，不管把你寫得多壞你也只能受著。

所以你會看到，《春秋》《左傳》《戰國策》裡面，充滿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每個人物都不是完美的，而是有很多黑點。亂倫通姦弒父殺弟，比比皆是，真實而且有料，這就是先秦史書的魅力。

春秋時期兩個著名的史官

晉國的董狐和齊國的太史

晉靈公是一個暴烈的昏君，時常殘害臣民，執政大臣趙盾勸說無果，後密謀刺殺晉靈公。刺殺失敗，趙盾出逃，在外聽說晉靈公被弟弟趙穿帶兵殺死，於是立即回國繼續執政。

在我們看來，趙盾刺殺晉靈公其實是一件好事，是出於正義。但作為史官的董狐，秉持客觀，並不美化趙盾，而是直接寫道：“趙盾弒其君”，給趙盾定了個“弒君大罪”。

儘管趙盾辯解，認為人是弟弟趙穿殺的，但董狐仍然認為趙盾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記錄歷史講究客觀，有一說一，不因有感情偏向而刻意美化。

董狐秉筆直書，倒沒有遭遇什麼報復。而齊國太史記載大臣崔杼弒君，結局就比較慘了。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為了記載崔杼弒君一事，齊國太史氏兄弟三人前赴後繼，哥哥死掉之後弟弟接著寫。

史料中的“南史氏”，指的是齊國南方另一個著史的家族。南史氏聽聞太史氏兄弟都要死絕了，於是自己拿著竹簡，準備代替太史氏接著寫。

崔杼看到這種情況，表示無奈，最終也不再繼續殺史官，而是由他們去寫。

後來文天祥寫《正氣歌》，裡面就稱讚道“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兩位史官的精神的確值得敬佩。

漢以後的史官

到了漢朝，更有著名的司馬遷，直接寫當朝史事，把項羽列為本紀，把陳涉寫成世家，把漢武帝貶得像個大暴君大昏君。漢武帝固然生氣，但好歹也沒有篡改史書。《史記》居然在漢朝流傳了下來，併為人稱頌。

但畢竟寫當朝史事是一件大不敬的事。隨著皇帝集權的加強，帝王們也越來越不能容忍這種現象的發生。

於是東漢班固寫《漢書》，便只寫西漢史，不涉及本朝史。從此以後，斷代修史成為慣例。而且修前朝史，多由政府組織，官方修訂。儘管如此，大部分史家仍然能夠保持客觀性。

即使到了陳壽《三國志》，記述也還算有趣，人物刻畫得比較飽滿立體，沒有太多刻意美化。

這是為什麼呢?一方面是史官精神所在，另一方面是資料儲存較好，試想沒有充分的檔案資料，史官再敢秉筆直書，也寫不出什麼。

這是因為，雖然史官是斷代修史，但不意味著無人記錄當代史。

皇帝的衣食住行，所有言論，都會有專門的史官記錄。《起居注》、《實錄》就是這麼來的。

而根據規定，皇帝不可以看這些記錄，更加不能隨意篡改。幾百年來所有的帝王都這麼遵守了。於是這些真實的檔案得以儲存，為後世著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唐太宗修改實錄

事情的變化，源於唐太宗。

眾所周知，李世民透過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兄弟，逼迫老爸退位，自己成了皇帝。

現在我們看到的歷史記載，大多都把李建成以及李淵，描繪成比較平庸無能的人，相反李世民則比較有才能有魄力。

真實的情況是，李建成非常有能力，在輔助父親建立唐朝的過程中，立下的功勞不比弟弟李世民少，甚至功勞更大。當然李淵也不是靠著兒子躺贏，他也有非常過人的地方。

其實從玄武門之變，我們就能看出：李世民憑藉正常的手段，根本爭不過李建成。無論是比功勞，還是比朝廷中的支持者，他都比不過，更何況李建成還是長子，地位更高。著名的魏徵，不就是李建成的擁護者麼。魏徵這樣聰明的人，他所追隨的人，又能差到哪去呢?

所以李世民不得不採取非常陰險的手段，把自己的兄弟殺掉，清除一切大患。這麼做固然是一種帝王的手腕和魄力，無可厚非，但總是名不正言不順，而且遭人鄙夷。為此他非常在意史書對他的評價。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閱讀記錄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時褚遂良不許，後來他再要求房玄齡，房玄齡應允並與許敬宗將《起居注》刪定為《高祖實錄》、《今上實錄》，於貞觀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獻予太宗。

他還專門規定宰相兼修史書，因為宰相是皇帝身邊的紅人，著史時一定會考慮皇帝的利益。因而在後世，太宗李世民幾乎成了完美皇帝的代名詞，歷史上幾乎沒有什麼黑點和缺陷。

如今學界對於唐太宗篡改史書，已經大致有了定論。但是評價帝王主要看他的為政和功績，因而這些倒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偉大的帝王。

只是從此以後，開了一個不好的風氣，所謂成王敗寇，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便是從這裡來的。試想李建成如果躲過刺殺，李世民又會是什麼下場，成王敗寇在這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自太宗以後，史官幾乎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記錄也不再客觀。

唐以後的史書，普遍質量和真實性值得懷疑。這些史書對於人物的刻畫以及歷史的記載，有千篇一律、格式化的傾向，體現不出人物的鮮明特色。一方面是資料少，沒什麼可寫，一方面是不容易出錯，觸犯到當權者。

相反，一些民間野史，料子很足，記錄很生動，成為了值得參考的史料。現在研究唐以後歷史的學者，幾乎都不會只看正史，而是兼採百家，就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