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後，老蔣為獎勵上官雲相的第32集團軍作戰“有功”，特賞法幣5萬元；1947年劉汝明兵團被劉鄧大軍揍得稀里嘩啦損失一個整編師，老蔣為安撫雜牌特撥重建經費法幣5億元；1948年陳誠離滬赴臺養病，老蔣批“特支費”金圓券5萬元，杜聿明母親過壽再送金圓券10萬元，這幾次的貨幣種類的和金額，你確定看懂了嗎？
“法幣”是國民政府1935年11月正式發行的法定紙幣，彼時老蔣已經用武力壓服了各地軍閥，南京政府擁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權威，為統一北洋以來亂七八糟的貨幣體系，南京政府在英國和美國的幫助下，開始正式發行“法幣”。按金融學的專業詞彙，法幣是為本位制貨幣，國民政府規定一切公私款項必須以法幣收付，市面上的銀圓則收歸國有，以一法幣兌換銀圓一元，同時限期收回各軍閥政權發行的其他紙幣。
最早宣佈與法幣掛鉤的是英國貨幣，匯價為1元法幣等於英鎊1先令2.5便士，然後美國加入，匯價是1元法幣等於0.3美元，因此在行政命令、外匯支撐等手段之下，法幣不僅很快成為民國時期的標準紙幣，並且還一度比較堅挺。關於金融和貨幣學咱是外行，反正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其實這才是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幣制改革”，而且是基本成功了的。
因此在1936年以後，市面上銀圓的流通就逐漸少了，而國民政府也因為法幣的發行和正常流通，在財政狀況上頗有好轉，其實也是趕上了民國“黃金十年”的較穩定時期，法幣的波動不大。即便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統區甚至部分淪陷區的市場交易，也仍然以法幣為主，日本侵略軍發行過自己的“軍票”，也企圖偽造過法幣，但均未從根本上摧毀法幣的流通體系。
前述上官雲相一個集團軍才賞法幣5萬元，便可知道其堅挺和穩定程度，當時中央軍嫡系部隊每個師每個月軍費為法幣25萬元左右，非嫡系和雜牌的數額略少，約為12萬到18萬元不等。而何應欽最初答應給新四軍的軍費是每月法幣18萬元，後來開始耍賴，從1937年11月起，每月實發只有法幣8萬元。
新四軍組建之初僅有10000餘人，這8萬元法幣包括軍餉、伙食、日雜等各種費用，說明法幣在抗戰時期還未出現嚴重貶值情況，說不“嚴重”是因為抗戰艱難、國民政府因財政困難難免增發紙幣，肯定還是有一些貶值的，只不過還在可控範圍內。到抗戰勝利的1945年至1946年間，法幣也還維持著一定的權威和信譽，然而到了1946年年底以後，情況就惡化起來了。
因為老蔣挑起了全面內戰，蔣軍數百萬軍隊每月的軍費、軍火、給養需要耗費大量資金，而南京政府脆弱的財政根本經不起這樣的消耗，於是就濫發紙幣，使法幣的通貨膨脹率像氣球一樣越吹越大，到1947年已經是慘不忍睹了。1947年劉汝明得到的軍費就以“億”來計算，你就知道錢毛到了什麼程度：
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餘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而到1947年4月，發行額已然增至16萬億元以上。再到了蔣軍丟掉大批城市和地區的1948年初，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於是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至此法幣體系終於徹底崩潰。
於是國統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反飢餓反內戰”的呼聲此起彼伏，經濟上趨於崩潰的後果，就是政治上的崩潰，進而也會造成軍事上的徹底崩潰。蔣軍官兵如果發不出軍餉（發來也是一堆廢紙）、部隊買不到糧食蔬菜、南京政府也無法採購軍需物資，這仗還能打下去嗎？所以各方面情況都逼得老蔣進行新一輪“幣制改革”，那就是廢止法幣，發行新幣“金圓券”。
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正式下令實行第二次幣制改革，即以金圓券取代法幣，次日老蔣以總統令的形式釋出《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自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紙幣，發行總限額為20億元，限11月20日前，民眾必須以法幣300元摺合金圓券1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摺合金圓券一元的比率，強制兌換金圓卷，同時還頒佈了一堆細則條例。
第二次幣制改革最狠的條目，是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百姓手中的金銀及外幣，也就是說，你手裡私藏金條銀元或者美金英磅而不限期兌換成金圓卷，那是犯法的，被發現就會抓起來判刑。這麼幹一方面是禁止在金圓卷以外，民間用硬通貨私下交易，另一方面是蔣政權搜盡了最後一點民脂民膏，因為一旦金圓卷立不住，稍微有點餘財的中產階級也立馬破產，任何財富也沒有了。
諜戰大劇《北平無戰事》描繪的就是這一時期的場景，因為幣制改革的重點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這些城市是民國的經濟中心，佔據較大體量比重。所謂的“孔雀東南飛計劃”，就是運來金圓券並且保證它的正常兌換和流通，那麼想要它正常流通，就必須能夠在市面上買到東西、並且市面上還得有足夠的東西，這是基本經濟常識。
於是為了貫徹落實幣改，小蔣親自坐鎮上海擔任經濟督導專員，中心任務就是兩條，第一監督強制兌換金圓卷，就是把錢得換下去；第二就是平抑物價和打擊屯積居奇，讓市場流通起來。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小蔣以行政手段強迫凍結物價，商人們無利可圖，就想盡方法儲存貨物而不出售，以便等待機會再賣，僅有的交易也大都轉往黑市進行，老百姓拿到金圓卷卻買不到必需的東西，比如糧食、棉紗、煤炭和日用品等，那有什麼用？
所以小蔣就要“打虎”，打擊這些商人們的屯積居奇行為，期間蒼蠅小虎確實打了幾個，包括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煞有介事。然而當打到大老虎孔令侃時，遭到宋家和孔家的強力反彈，甚至搬出老蔣出面，終於不了了之，而孔令侃免於處罰，意味著小蔣在上海的“督導”徹底失去了威信，於是屯積居奇、投機倒把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狂，市面上則是“有價無貨無市”，金圓券遭遇嚴重信任危機。
更要命的問題是，由於龐大的政府開支和軍費需要，國民政府又突破了承諾的發行總額限制，因為當局1948年的戰時財政赤字，每月高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那隻能依靠狂印鈔票填補，美國的貸款援助也從來沒有落實。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再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元，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元，比十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24萬倍。
至1949年5月，在上海買一石大米的價格要4億多元的金圓券，你得揹著一麻袋的錢換來一小袋大米，完全是扯淡了，而且由於貶值太快，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金圓券，交易後或發薪後所取得的金圓券，皆儘快將其換成外幣或實物，或乾脆拒收金圓券。因為民國的GDP和經濟體量不夠大，濫發鈔票的結果就是飲鴆止渴，早晚會使經濟體系和財政信譽徹底崩潰，民心盡失，也成為壓垮蔣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至於幣制改革的結果嘛，當然就是劇中小蔣對曾可達所說的：“可達同志，我們失敗了”。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後，老蔣為獎勵上官雲相的第32集團軍作戰“有功”，特賞法幣5萬元；1947年劉汝明兵團被劉鄧大軍揍得稀里嘩啦損失一個整編師，老蔣為安撫雜牌特撥重建經費法幣5億元；1948年陳誠離滬赴臺養病，老蔣批“特支費”金圓券5萬元，杜聿明母親過壽再送金圓券10萬元，這幾次的貨幣種類的和金額，你確定看懂了嗎？
“法幣”是國民政府1935年11月正式發行的法定紙幣，彼時老蔣已經用武力壓服了各地軍閥，南京政府擁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權威，為統一北洋以來亂七八糟的貨幣體系，南京政府在英國和美國的幫助下，開始正式發行“法幣”。按金融學的專業詞彙，法幣是為本位制貨幣，國民政府規定一切公私款項必須以法幣收付，市面上的銀圓則收歸國有，以一法幣兌換銀圓一元，同時限期收回各軍閥政權發行的其他紙幣。
最早宣佈與法幣掛鉤的是英國貨幣，匯價為1元法幣等於英鎊1先令2.5便士，然後美國加入，匯價是1元法幣等於0.3美元，因此在行政命令、外匯支撐等手段之下，法幣不僅很快成為民國時期的標準紙幣，並且還一度比較堅挺。關於金融和貨幣學咱是外行，反正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其實這才是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幣制改革”，而且是基本成功了的。
因此在1936年以後，市面上銀圓的流通就逐漸少了，而國民政府也因為法幣的發行和正常流通，在財政狀況上頗有好轉，其實也是趕上了民國“黃金十年”的較穩定時期，法幣的波動不大。即便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統區甚至部分淪陷區的市場交易，也仍然以法幣為主，日本侵略軍發行過自己的“軍票”，也企圖偽造過法幣，但均未從根本上摧毀法幣的流通體系。
前述上官雲相一個集團軍才賞法幣5萬元，便可知道其堅挺和穩定程度，當時中央軍嫡系部隊每個師每個月軍費為法幣25萬元左右，非嫡系和雜牌的數額略少，約為12萬到18萬元不等。而何應欽最初答應給新四軍的軍費是每月法幣18萬元，後來開始耍賴，從1937年11月起，每月實發只有法幣8萬元。
新四軍組建之初僅有10000餘人，這8萬元法幣包括軍餉、伙食、日雜等各種費用，說明法幣在抗戰時期還未出現嚴重貶值情況，說不“嚴重”是因為抗戰艱難、國民政府因財政困難難免增發紙幣，肯定還是有一些貶值的，只不過還在可控範圍內。到抗戰勝利的1945年至1946年間，法幣也還維持著一定的權威和信譽，然而到了1946年年底以後，情況就惡化起來了。
因為老蔣挑起了全面內戰，蔣軍數百萬軍隊每月的軍費、軍火、給養需要耗費大量資金，而南京政府脆弱的財政根本經不起這樣的消耗，於是就濫發紙幣，使法幣的通貨膨脹率像氣球一樣越吹越大，到1947年已經是慘不忍睹了。1947年劉汝明得到的軍費就以“億”來計算，你就知道錢毛到了什麼程度：
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餘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而到1947年4月，發行額已然增至16萬億元以上。再到了蔣軍丟掉大批城市和地區的1948年初，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於是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至此法幣體系終於徹底崩潰。
於是國統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反飢餓反內戰”的呼聲此起彼伏，經濟上趨於崩潰的後果，就是政治上的崩潰，進而也會造成軍事上的徹底崩潰。蔣軍官兵如果發不出軍餉（發來也是一堆廢紙）、部隊買不到糧食蔬菜、南京政府也無法採購軍需物資，這仗還能打下去嗎？所以各方面情況都逼得老蔣進行新一輪“幣制改革”，那就是廢止法幣，發行新幣“金圓券”。
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正式下令實行第二次幣制改革，即以金圓券取代法幣，次日老蔣以總統令的形式釋出《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自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紙幣，發行總限額為20億元，限11月20日前，民眾必須以法幣300元摺合金圓券1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摺合金圓券一元的比率，強制兌換金圓卷，同時還頒佈了一堆細則條例。
第二次幣制改革最狠的條目，是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百姓手中的金銀及外幣，也就是說，你手裡私藏金條銀元或者美金英磅而不限期兌換成金圓卷，那是犯法的，被發現就會抓起來判刑。這麼幹一方面是禁止在金圓卷以外，民間用硬通貨私下交易，另一方面是蔣政權搜盡了最後一點民脂民膏，因為一旦金圓卷立不住，稍微有點餘財的中產階級也立馬破產，任何財富也沒有了。
諜戰大劇《北平無戰事》描繪的就是這一時期的場景，因為幣制改革的重點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這些城市是民國的經濟中心，佔據較大體量比重。所謂的“孔雀東南飛計劃”，就是運來金圓券並且保證它的正常兌換和流通，那麼想要它正常流通，就必須能夠在市面上買到東西、並且市面上還得有足夠的東西，這是基本經濟常識。
於是為了貫徹落實幣改，小蔣親自坐鎮上海擔任經濟督導專員，中心任務就是兩條，第一監督強制兌換金圓卷，就是把錢得換下去；第二就是平抑物價和打擊屯積居奇，讓市場流通起來。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小蔣以行政手段強迫凍結物價，商人們無利可圖，就想盡方法儲存貨物而不出售，以便等待機會再賣，僅有的交易也大都轉往黑市進行，老百姓拿到金圓卷卻買不到必需的東西，比如糧食、棉紗、煤炭和日用品等，那有什麼用？
所以小蔣就要“打虎”，打擊這些商人們的屯積居奇行為，期間蒼蠅小虎確實打了幾個，包括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煞有介事。然而當打到大老虎孔令侃時，遭到宋家和孔家的強力反彈，甚至搬出老蔣出面，終於不了了之，而孔令侃免於處罰，意味著小蔣在上海的“督導”徹底失去了威信，於是屯積居奇、投機倒把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狂，市面上則是“有價無貨無市”，金圓券遭遇嚴重信任危機。
更要命的問題是，由於龐大的政府開支和軍費需要，國民政府又突破了承諾的發行總額限制，因為當局1948年的戰時財政赤字，每月高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那隻能依靠狂印鈔票填補，美國的貸款援助也從來沒有落實。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再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元，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元，比十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24萬倍。
至1949年5月，在上海買一石大米的價格要4億多元的金圓券，你得揹著一麻袋的錢換來一小袋大米，完全是扯淡了，而且由於貶值太快，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金圓券，交易後或發薪後所取得的金圓券，皆儘快將其換成外幣或實物，或乾脆拒收金圓券。因為民國的GDP和經濟體量不夠大，濫發鈔票的結果就是飲鴆止渴，早晚會使經濟體系和財政信譽徹底崩潰，民心盡失，也成為壓垮蔣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至於幣制改革的結果嘛，當然就是劇中小蔣對曾可達所說的：“可達同志，我們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