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行要是與外行去辯論那是外行。比如我和火箭科學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選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個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總之在郭德綱看來，只有認清並恪守這些“內行功課”，儘量別給“外行”留下生存空間，相聲行業才有向上健康發展的可能，俗稱“別讓劣幣驅逐良幣”。
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執著堅持下，差點被其他喜劇形式同化的相聲重新成為了一門有高參與門檻的藝術形式，也在高門檻的氛圍裡重新定位了一條正確的發力軌道，最終孵化了2006年後相聲走出“晚會舞臺”、社團劇場迭出的黃金時代。
然而即使故事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郭德綱的“堅持”也始終伴隨著不少爭議。比如郭德綱認定的相聲四門功課“說學逗唱”，馬季老爺子就認為應該與時俱進為“說學唱演”，甚至連“唱”都不一定要堅持只唱“太平歌詞”。
簡單來說，雖然人們也承認相聲的確需要紮實的基本功底，但也同時擔心過於執著地抬高相聲的參與門檻、過於執著地去區分相聲的“內外行”，會不會讓對相聲又變成了一個很“狹義”的藝術形式，以至於丟掉了一塊更廣闊的市場？
這顯然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或者說當郭德綱推動了相聲成為“門檻效應”的受益者時，可能他也並不確定“健康發展”和“低門檻”是不是一對天然的反義詞，抑或是還有“相容”的可能。
更讓人細思恐極的是，這種理論上的可能以及隨之引發的爭議，已經在微博成為了一個現實。
熱搜出了什麼問題？
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前不久發生在微博上的那起“女子哭訴被騷擾”事件。
7月11日，微博名為“春秋兩不沾”的女網友發影片哭訴自己被一名男子長期性騷擾，甚至還遭遇過死亡威脅。並且讓人“憤怒”的是，她聲稱“自己曾經聯絡了當地派出所，但警察表示沒有權利管”。
不過陡增的大量關注，卻最終推動了劇情的反轉：
首先是有網友發現原作者似乎曾經簽約過某網紅團隊，曾經在另一起微博熱搜事件“順豐快遞事件”也擔當主角，這讓人不免懷疑這次的爭議是否有故意“炒作”之嫌；
隨後許多現實中認識“春秋兩不沾”的網友參與了進來，開始陸續補充整個事件被忽略的細節，而整個事件也隨即被還原為“男子郭某在‘春秋兩不沾’處網購被騙、投訴無門反被誣告”。
最終馬鞍山警方的最終求證下，確認“春秋兩不沾”均為編造，將依法進行處理；而微博官方也根據微博相關規定，將其賬號進行封禁。
這場鬧劇能夠得到一個“符合公義”的理想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眾輿論的廣泛參與；而能夠公眾輿論廣泛參與的機會，又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微博的熱搜——無限趨近於零門檻的參與方式，以及“以參與量為導向”的上榜機制，讓微博更容易真實地集中體現人們所關心的公眾議題，也更容易對事件本身起到監督和推動作用。
換句話說，如果微博想要成為最具有影響力的中文內容社群，“女子哭訴被騷擾”事件背後所表現出來的發展脈絡，可能也是一套最理想的發展模型。
並且無獨有偶，就在前不久的6月25日，“網傳影片女子遭男子暴打扒衣拖行”事件能夠順利解決，實際上背後也是相同的脈絡：雖然有官方微博進行主導（如綿陽網警），但事件能夠得到另一個維度的重視、包括許多細枝末節的線索補充（比如是否為暴力催收人員）很大程度上也來自於熱搜模型帶來的公眾輿論參與。
但這套模型能不能一直理想化的執行下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杭州女童失蹤”事件為例。雖然與上述兩起熱搜事件相同，“杭州女童失蹤”事件能夠集中大量的社會資源進行關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眾輿論的推動，但後期出現的許多現象顯然是失控的。
比如在案件調查的同時，關於“女童失蹤系某種邪教行為”的言論開始大量出現，並且在得到公眾的關注後登上了微博熱搜，進行進一步的輿論發酵。甚至直到現在，當你在微博搜尋框裡鍵入“潮汕”這個關鍵詞時（犯罪嫌疑人的家鄉），出現的頭兩個聯想詞就是“潮汕鬼節”和“邪教”。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微博官方已經對相關的謠言熱搜進行了處理，目前已經很難“直接”搜到這些話題，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微博官方的響應處理總是不可避免地滯後於熱搜機制的。
在滯後期間，這些失控的熱搜已經能夠製造足夠的影響力，完成對輿論的再次引導。而再次被引導的輿論，顯然又將形成另一種推動力去尋求“解決方案”，迫使當事參與方進行應對。
在這種情況下，熱搜機制還是微博發展的一個理想模型嗎？顯然我們更容易得到另外一種答案，或者說將引申出另一個問題：
零門檻參與造就了微博，也確實在有些時候成就著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卻不是恆定的，微博能夠承擔地起反噬的代價嗎？
為什麼微博必須要解決熱搜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群體代言人”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能力的延伸，去完成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理想（比如推動某個公共議題的解決），而“群體代言人”必然也會在影響力積累的過程中獲利（比如權利尋租由“粉絲關注”來完成，“群體代言人”積累了廣告主願意採買的粉絲量）。
但歸根結底權利尋租是有邊界的。尤其是當“權利尋租”頻繁進入更開放的社會話題領域，開始成為公眾議題的主流解決方式時，零門檻的機制推動著大量原本沒有能力的人，被動成為參與者，從而帶來一個不可預知的結果，大機率會讓人們支付不必要且不合理的成本。
另一方面當這種跳脫正常發展脈絡的偶然事件開始常規出現，並不斷帶給人們“不可預知”的失控結果，接下來就只剩下了不斷消耗市場信任。
所以擺在微博面前的其實是一道選擇題。並且熱搜越奏效，答案就越急迫：
微博將會是一款什麼樣的產品？是延續現在最核心的競爭力，透過低門檻的機制發展為一個無邊界的輿論發散地，還是主動抬高門檻（比如加強話題審查機制），使之一個安全的淺層輿論娛樂園？
可能沒有哪個答案是完美的，也或許會讓微博想起那個動盪的2012年。
所以在那年微博曾經進行過一次“壯士斷腕”：在香山會議後，微博決定一方面執行移動網際網路優先策略，另一方面開始堅決執行王高飛的“去KOL”的策略，由關注時政話題轉向娛樂大眾。
如今7年過去了，微博似乎又走進了這個輪迴，似乎越來越需要一次新的壯士斷腕。但天知道微博還有沒有“腕”可以“斷”了。
“內行要是與外行去辯論那是外行。比如我和火箭科學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選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個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總之在郭德綱看來，只有認清並恪守這些“內行功課”，儘量別給“外行”留下生存空間，相聲行業才有向上健康發展的可能，俗稱“別讓劣幣驅逐良幣”。
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執著堅持下，差點被其他喜劇形式同化的相聲重新成為了一門有高參與門檻的藝術形式，也在高門檻的氛圍裡重新定位了一條正確的發力軌道，最終孵化了2006年後相聲走出“晚會舞臺”、社團劇場迭出的黃金時代。
然而即使故事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郭德綱的“堅持”也始終伴隨著不少爭議。比如郭德綱認定的相聲四門功課“說學逗唱”，馬季老爺子就認為應該與時俱進為“說學唱演”，甚至連“唱”都不一定要堅持只唱“太平歌詞”。
簡單來說，雖然人們也承認相聲的確需要紮實的基本功底，但也同時擔心過於執著地抬高相聲的參與門檻、過於執著地去區分相聲的“內外行”，會不會讓對相聲又變成了一個很“狹義”的藝術形式，以至於丟掉了一塊更廣闊的市場？
這顯然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或者說當郭德綱推動了相聲成為“門檻效應”的受益者時，可能他也並不確定“健康發展”和“低門檻”是不是一對天然的反義詞，抑或是還有“相容”的可能。
更讓人細思恐極的是，這種理論上的可能以及隨之引發的爭議，已經在微博成為了一個現實。
熱搜出了什麼問題？
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前不久發生在微博上的那起“女子哭訴被騷擾”事件。
7月11日，微博名為“春秋兩不沾”的女網友發影片哭訴自己被一名男子長期性騷擾，甚至還遭遇過死亡威脅。並且讓人“憤怒”的是，她聲稱“自己曾經聯絡了當地派出所，但警察表示沒有權利管”。
不過陡增的大量關注，卻最終推動了劇情的反轉：
首先是有網友發現原作者似乎曾經簽約過某網紅團隊，曾經在另一起微博熱搜事件“順豐快遞事件”也擔當主角，這讓人不免懷疑這次的爭議是否有故意“炒作”之嫌；
隨後許多現實中認識“春秋兩不沾”的網友參與了進來，開始陸續補充整個事件被忽略的細節，而整個事件也隨即被還原為“男子郭某在‘春秋兩不沾’處網購被騙、投訴無門反被誣告”。
最終馬鞍山警方的最終求證下，確認“春秋兩不沾”均為編造，將依法進行處理；而微博官方也根據微博相關規定，將其賬號進行封禁。
這場鬧劇能夠得到一個“符合公義”的理想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眾輿論的廣泛參與；而能夠公眾輿論廣泛參與的機會，又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微博的熱搜——無限趨近於零門檻的參與方式，以及“以參與量為導向”的上榜機制，讓微博更容易真實地集中體現人們所關心的公眾議題，也更容易對事件本身起到監督和推動作用。
換句話說，如果微博想要成為最具有影響力的中文內容社群，“女子哭訴被騷擾”事件背後所表現出來的發展脈絡，可能也是一套最理想的發展模型。
並且無獨有偶，就在前不久的6月25日，“網傳影片女子遭男子暴打扒衣拖行”事件能夠順利解決，實際上背後也是相同的脈絡：雖然有官方微博進行主導（如綿陽網警），但事件能夠得到另一個維度的重視、包括許多細枝末節的線索補充（比如是否為暴力催收人員）很大程度上也來自於熱搜模型帶來的公眾輿論參與。
但這套模型能不能一直理想化的執行下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杭州女童失蹤”事件為例。雖然與上述兩起熱搜事件相同，“杭州女童失蹤”事件能夠集中大量的社會資源進行關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眾輿論的推動，但後期出現的許多現象顯然是失控的。
比如在案件調查的同時，關於“女童失蹤系某種邪教行為”的言論開始大量出現，並且在得到公眾的關注後登上了微博熱搜，進行進一步的輿論發酵。甚至直到現在，當你在微博搜尋框裡鍵入“潮汕”這個關鍵詞時（犯罪嫌疑人的家鄉），出現的頭兩個聯想詞就是“潮汕鬼節”和“邪教”。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微博官方已經對相關的謠言熱搜進行了處理，目前已經很難“直接”搜到這些話題，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微博官方的響應處理總是不可避免地滯後於熱搜機制的。
在滯後期間，這些失控的熱搜已經能夠製造足夠的影響力，完成對輿論的再次引導。而再次被引導的輿論，顯然又將形成另一種推動力去尋求“解決方案”，迫使當事參與方進行應對。
在這種情況下，熱搜機制還是微博發展的一個理想模型嗎？顯然我們更容易得到另外一種答案，或者說將引申出另一個問題：
零門檻參與造就了微博，也確實在有些時候成就著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卻不是恆定的，微博能夠承擔地起反噬的代價嗎？
為什麼微博必須要解決熱搜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群體代言人”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能力的延伸，去完成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理想（比如推動某個公共議題的解決），而“群體代言人”必然也會在影響力積累的過程中獲利（比如權利尋租由“粉絲關注”來完成，“群體代言人”積累了廣告主願意採買的粉絲量）。
但歸根結底權利尋租是有邊界的。尤其是當“權利尋租”頻繁進入更開放的社會話題領域，開始成為公眾議題的主流解決方式時，零門檻的機制推動著大量原本沒有能力的人，被動成為參與者，從而帶來一個不可預知的結果，大機率會讓人們支付不必要且不合理的成本。
另一方面當這種跳脫正常發展脈絡的偶然事件開始常規出現，並不斷帶給人們“不可預知”的失控結果，接下來就只剩下了不斷消耗市場信任。
所以擺在微博面前的其實是一道選擇題。並且熱搜越奏效，答案就越急迫：
微博將會是一款什麼樣的產品？是延續現在最核心的競爭力，透過低門檻的機制發展為一個無邊界的輿論發散地，還是主動抬高門檻（比如加強話題審查機制），使之一個安全的淺層輿論娛樂園？
可能沒有哪個答案是完美的，也或許會讓微博想起那個動盪的2012年。
所以在那年微博曾經進行過一次“壯士斷腕”：在香山會議後，微博決定一方面執行移動網際網路優先策略，另一方面開始堅決執行王高飛的“去KOL”的策略，由關注時政話題轉向娛樂大眾。
如今7年過去了，微博似乎又走進了這個輪迴，似乎越來越需要一次新的壯士斷腕。但天知道微博還有沒有“腕”可以“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