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從1909年8月歸國到1920年夏，醉心於輯校古籍、蒐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主要成果有《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書雜集》、《嶺表錄異》、謝承《後漢書》等；從1920年8月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到1927年辭中山大學教職，先後撰寫《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漢文學史綱要》、《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學術史論著，輯校並出版了《小說舊聞鈔》和《唐宋傳奇集》；從1927年10月抵滬到36年逝世，校定《嵇康集》、合編《北平箋譜》和撰寫《門外文談》等，但主要興趣在雜文，只是仍不忘為撰寫中國字型變遷史及中國文學做準備。
魯迅不僅是現代小說的創始人、傑出的雜文家，還是一位不朽的學者。他既有家學淵源，又曾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對國學頗有研究。而且，無論是古籍的整理，還是文化史的研究，他都做出了巨大成績。魯迅承繼了樸學傳統，治學非常謹嚴，做了許多基礎工作，特別在輯佚、校勘、考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如他對鄉邦文獻的蒐集，有《會稽群故書雜集》等；對小說資料的輯錄，有《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對古人文集的校勘，有《嵇康集》等；此外，還有一些關於逸文、墓誌、碑銘的考證文字。他還收集過漢畫像磚和碑刻的拓片，編了目錄，只是由於條件的限制，生前未曾出版。他晚年還與鄭振鐸合作，選印了《北平箋譜》，翻印了《十竹齋箋譜》。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史料。在魯迅看來，古籍的整理，史料的收集和考訂，都是為研究工作服務的。他對小說史料的輯佚和整理，為他的小說史研究提供了基礎。他在中國小說史方面開創性的著述，至今仍被視為經典大作。
能夠代表魯迅學術最高成就者當數《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史略》將唐代以前散佚小說彙集成篇，述周秦至清末小說蛻變之大概。《古小說鉤沉》凡四部二十八篇：第一部為《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第二部為《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三部為《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四類為雖不見於史籍，而漢唐人卻已引用者。
魯迅之所以著小說史，是因為“中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華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華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十一，故於小說仍不詳”。於是，他要“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裡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這正是魯迅最基本的學術理念。因此，魯迅由整理“雜亂的作品”人手，繼而理清小說發展的脈絡，揭示小說發展演變的規律。《中國小說史略》敘述始於上古神話傳說，繼之以漢人小說、六朝鬼神志怪，然後是唐傳奇、宋志怪傳奇、宋話本擬話本，接著是元明講史，再及於明清各種章回小說，終至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魯迅作為小說史家的崇高地位。它的出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阿英說：“中國的小說，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書，中國小說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產生，才有所依據的減少了許多困難，得著長足的發展。”（《小說四談》）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魯迅在研究中每每都有自己新穎獨到的見解。他說：“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這也是魯迅的一個重要學術理念。所以，他對中國古籍“每每有新穎的見解，而且對於舊的觀點和封建的宗法社會傳統的倫理觀念常有敢於持異的勇氣”（馮雪峰：《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而反對人云亦云，因循守舊的研究作風，強調學術研究“要積累資料，要多看原書。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就是取巧”（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因此，他能“廢寢輟食，銳意窮搜”輯錄第一手小說史料，寫出第一部系統性的中國小說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能夠把作家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全面的考察，所以他能超越別人所設定的框框，而提出新穎獨到的、更符合歷史實際的見解。例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對嵇康、阮籍的看法，就發人所未發。魯迅說：“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衰默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這種觀點，是非常獨到而深刻的。
魯迅的學術研究還富有現代理念和現代意識，這就使他立意獨標，能夠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東西，得出別人得不出的結論。比如，他從現代民主觀念出發來看《水滸傳》，就提出了迥異於他人的觀點：“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雖然這一尖銳的批評使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但從理性上分析起來，就不能不承認魯迅的評價是合理的。
魯迅的學術成就，還得益於其求真、求信的科學精神。蔡元培曾評價魯迅說：“魯迅先生本受清代學者的濡染，……惟彼又深研科學，酷愛美術，故不為清儒所囿，而更有他方面之發展。”（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可見，魯迅受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影響，無疑，清代乾嘉學派的“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態度為他所接受，他不為所囿，又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學方法，堅持科學精神，故能獲得發展。
魯迅曾篤信進化論，但他並不是一個機械進化論者。在小說史研究中，他總是將進化論思想與中國的實際情形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他說：“許多歷史學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但中國的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以後而舊的又回覆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以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他正是本著求實求真的精神，用一種更符合實際的眼光，多層面、多角度地考察小說發展演變的規律。可貴的是，魯迅並不停留在進化論思想上，他自覺接受新思想，學習科學理論。他曾說：“以史的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又說：“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許多以前認為糾纏不清的問題，用馬克思上義的觀點一看就明白了：”（霽野：《回憶魯迅先生》）可見，魯迅的學術思想體系是開放型的。他清醒地意識到，在學術活動中，是要有科學的理論作武器的，沒有先進的思想和科學的理論，難以解決問題。正是這種科學精神，加上他那深厚的文化修養，使他擁有了很高的學術品格與學術內涵。
魯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從1909年8月歸國到1920年夏，醉心於輯校古籍、蒐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主要成果有《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書雜集》、《嶺表錄異》、謝承《後漢書》等；從1920年8月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到1927年辭中山大學教職，先後撰寫《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漢文學史綱要》、《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學術史論著，輯校並出版了《小說舊聞鈔》和《唐宋傳奇集》；從1927年10月抵滬到36年逝世，校定《嵇康集》、合編《北平箋譜》和撰寫《門外文談》等，但主要興趣在雜文，只是仍不忘為撰寫中國字型變遷史及中國文學做準備。
魯迅不僅是現代小說的創始人、傑出的雜文家，還是一位不朽的學者。他既有家學淵源，又曾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對國學頗有研究。而且，無論是古籍的整理，還是文化史的研究，他都做出了巨大成績。魯迅承繼了樸學傳統，治學非常謹嚴，做了許多基礎工作，特別在輯佚、校勘、考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如他對鄉邦文獻的蒐集，有《會稽群故書雜集》等；對小說資料的輯錄，有《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對古人文集的校勘，有《嵇康集》等；此外，還有一些關於逸文、墓誌、碑銘的考證文字。他還收集過漢畫像磚和碑刻的拓片，編了目錄，只是由於條件的限制，生前未曾出版。他晚年還與鄭振鐸合作，選印了《北平箋譜》，翻印了《十竹齋箋譜》。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史料。在魯迅看來，古籍的整理，史料的收集和考訂，都是為研究工作服務的。他對小說史料的輯佚和整理，為他的小說史研究提供了基礎。他在中國小說史方面開創性的著述，至今仍被視為經典大作。
能夠代表魯迅學術最高成就者當數《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史略》將唐代以前散佚小說彙集成篇，述周秦至清末小說蛻變之大概。《古小說鉤沉》凡四部二十八篇：第一部為《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第二部為《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三部為《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四類為雖不見於史籍，而漢唐人卻已引用者。
魯迅之所以著小說史，是因為“中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華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華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十一，故於小說仍不詳”。於是，他要“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裡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這正是魯迅最基本的學術理念。因此，魯迅由整理“雜亂的作品”人手，繼而理清小說發展的脈絡，揭示小說發展演變的規律。《中國小說史略》敘述始於上古神話傳說，繼之以漢人小說、六朝鬼神志怪，然後是唐傳奇、宋志怪傳奇、宋話本擬話本，接著是元明講史，再及於明清各種章回小說，終至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魯迅作為小說史家的崇高地位。它的出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阿英說：“中國的小說，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書，中國小說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產生，才有所依據的減少了許多困難，得著長足的發展。”（《小說四談》）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魯迅在研究中每每都有自己新穎獨到的見解。他說：“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這也是魯迅的一個重要學術理念。所以，他對中國古籍“每每有新穎的見解，而且對於舊的觀點和封建的宗法社會傳統的倫理觀念常有敢於持異的勇氣”（馮雪峰：《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而反對人云亦云，因循守舊的研究作風，強調學術研究“要積累資料，要多看原書。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就是取巧”（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因此，他能“廢寢輟食，銳意窮搜”輯錄第一手小說史料，寫出第一部系統性的中國小說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能夠把作家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全面的考察，所以他能超越別人所設定的框框，而提出新穎獨到的、更符合歷史實際的見解。例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對嵇康、阮籍的看法，就發人所未發。魯迅說：“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衰默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這種觀點，是非常獨到而深刻的。
魯迅的學術研究還富有現代理念和現代意識，這就使他立意獨標，能夠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東西，得出別人得不出的結論。比如，他從現代民主觀念出發來看《水滸傳》，就提出了迥異於他人的觀點：“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雖然這一尖銳的批評使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但從理性上分析起來，就不能不承認魯迅的評價是合理的。
魯迅的學術成就，還得益於其求真、求信的科學精神。蔡元培曾評價魯迅說：“魯迅先生本受清代學者的濡染，……惟彼又深研科學，酷愛美術，故不為清儒所囿，而更有他方面之發展。”（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可見，魯迅受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影響，無疑，清代乾嘉學派的“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態度為他所接受，他不為所囿，又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學方法，堅持科學精神，故能獲得發展。
魯迅曾篤信進化論，但他並不是一個機械進化論者。在小說史研究中，他總是將進化論思想與中國的實際情形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他說：“許多歷史學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但中國的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以後而舊的又回覆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以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他正是本著求實求真的精神，用一種更符合實際的眼光，多層面、多角度地考察小說發展演變的規律。可貴的是，魯迅並不停留在進化論思想上，他自覺接受新思想，學習科學理論。他曾說：“以史的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又說：“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許多以前認為糾纏不清的問題，用馬克思上義的觀點一看就明白了：”（霽野：《回憶魯迅先生》）可見，魯迅的學術思想體系是開放型的。他清醒地意識到，在學術活動中，是要有科學的理論作武器的，沒有先進的思想和科學的理論，難以解決問題。正是這種科學精神，加上他那深厚的文化修養，使他擁有了很高的學術品格與學術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