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也是一步步實施自己的計劃，而這個計劃隨著就是胡惟庸被殺，同時牽連數千人被殺而宣告丞相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但是一開始，朱元璋是不敢直接廢除丞相制度的，畢竟這個制度從秦漢以來，流傳了上千年，自己盲目廢除，必然導致天下大亂，民生費怨。在中國歷史上，宰相的權力被描述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歷史上丞相也不止一次把持朝政，甚至取而代之。東漢丞相曹操，把持朝政，其子取代漢朝，司馬懿作為丞相，其攫取權力，建立西晉。後周丞相楊堅也是把周靜帝趕下臺自己建立隋朝。朱元璋貧苦出生，非常珍惜自己的東西，他怎麼會輕易對手中的權力放手呢？加強皇權就必須削弱或者消滅相權，於是他開始縱容丞相胡作非為，胡惟庸在打敗劉基後更加猖狂，貪汙受賄，排擠不是自己的人，私自截留奏章，替皇帝下決定。勾結武將，拉百官下水，其中包括李善長，他自認為自己人足夠多，朱元璋不敢輕易對自己下手，但是李善長知道朱元璋的毒辣，朱元璋一句話就輕鬆解決了胡惟庸出的難題。胡惟庸案後，朱元璋藉機廢除丞相制度，把丞相權力一分為六，由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六部處理具體事務，內閣提供解決方案，皇帝做出最後裁決。從而解除了相權對皇權的威脅。朱元璋看似一勞永逸的做法，看似給後代解決了威脅問題，其實事與願違。因為起初，內閣大學士就是提供解決方案，皇帝做出決定，就是一個顧問身份，但是到明仁宗，明宣宗期間，內閣倍受尊崇，權力也日益增大。到明朝成化年間，內閣已經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集團代表了。明世宗期間，將大學士的朝次位列六部之上，地位進一步提升，嚴嵩作為內閣首輔，專擅朝政二十多年，內閣的權利已經和以前的宰相一樣了。到張居正改革，內閣正式成為政府運轉中樞，內閣制度徹底完善成熟。朱元璋千方百計廢除的丞相制度又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了。

大明建立之初，在行政體系的架構上沿襲了元代朝廷設中書省、各地設行中書省的的制度，但是在朱元璋看來，相權集中在中書省左、右丞相身上必定會對皇權形成威脅，所以朱元璋於洪武十三年（1380年）乘滿朝文武不斷告發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罪狀之機廢除了丞相，並嚴禁後繼之君復設丞相。

廢除丞相後，相權的大部分都被集中到皇權、小部分被分散到六部，明代皇權的集中程度超越了之前的歷朝歷代。這樣，皇權透過集中大部分相權的方式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但是，從明成祖朱棣開始，朱元璋的後繼之君們卻不斷透過主動分權、被動分權的方式將朱元璋集中的皇權分出一部分給了內閣和宦官。

永樂時期，朱棣設立內閣，皇權中的最高決策權由洪武時期的皇帝獨享變成了皇帝與內閣輔臣共享。

洪熙時期，內閣獲得了票擬之權，最高決策權的大部分都給了內閣，皇權中的最高決策權就只剩下了批紅與蓋印兩項。

宣德時期，為了使宦官擁有制衡文官集團的實力，明宣宗朱瞻基將批紅與蓋印之權轉交給了司禮監。

部分皇權分給內閣和宦官後，皇權必然會被削弱，而這明顯與朱元璋透過廢除丞相集中皇權進而加強皇權的本意相違背。

那麼，問題也就來了：朱元璋廢除丞相的本意是為了加強皇權，結果為何卻會事與願違？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從朱元璋為保證皇權不被削弱所設立的權力制衡方式講起。

這個制衡方式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皇帝制衡藩王、藩王制衡文官和武將。透過這種層層制衡的方式，人數和做事最多的文官就處在了權力的最底層、武將因立功後可以封爵而處在了權力的第三層、藩王因為制衡文官和武將的緣故而處在了權力的第二層、皇帝得益於藩王的助力而處在了權力的頂層，並且由於文官和武將無法繞過藩王威脅皇權、所有的藩王加起來也無法同皇帝對抗，導致藩王、文官、武將都沒有削弱皇權的實力。

如果建文帝繼位後能繼續沿用朱元璋設立的權力制衡方式，那他很有可能不會失去皇位，他之後的大明皇帝也不用一再向內閣和宦官分權。可惜，建文帝繼位後不久卻在黃子澄、方孝孺等文官的忽悠下開始削藩。

削藩的過程中，建文帝一直沉醉於黃子澄給他描述的漢代平定七國之亂的故事，滿心歡喜的以為自己可以高枕無憂，愣是將靖難之役的性質由平叛戰爭變成了皇位爭奪戰，結果導致自己的皇位被朱棣奪走。

藩王朱棣成為大明新君後，朱元璋設立的權力制衡方式即告瓦解，以朱棣的文韜武略固然能避免皇權被削弱，但是隨著下西洋、修大典、治運河、移京師等重大活動的進行，朱棣無奈的發現自己即使像父親朱元璋那樣沒日沒夜的幹也處理不完越來越多的軍國大事，所以，他只能透過與內閣輔臣分享最高決策權的方式來減輕自己的負擔。

朱棣駕崩後，新繼位的明仁宗深刻的認識到將避免皇權被削弱寄託到皇帝的文韜武略上是一件相當不靠譜的事，畢竟不是每個皇帝都能擁有朱元璋、朱棣的文韜武略，所以，極富政治智慧的明仁宗先是透過任命鎮守總兵官的方式提升武將的權力，接著又透過恢復三公和三孤銜、賦予內閣票擬之權的方式提升文官的權力。這樣，他就能基於文官、武將相互制衡設立新的權力制衡方式。

明宣宗繼位後不久就發現了父親明仁宗設立的權力制衡方式有缺陷：武將因在永樂時期的國本之爭中支援朱高煦而被明仁宗和明宣宗疏遠，結果導致武將在朝廷上無法制衡文官；武將因鎮守總兵官的設立而掌握了地方上的軍權，結果導致在地方上文官無法制衡武將。

所以，明宣宗先是透過增加御馬監權力、將批紅和蓋印之權轉交司禮監的方式給予了御馬監製衡武將掌控的五軍都督府、司禮監製衡文官掌控的內閣和六部的能力，接著又透過在地方設立鎮守文官和鎮守宦官的方式使得鎮守宦官可以制衡鎮守總兵官和鎮守文官。

如此一來，明宣宗向司禮監轉交批紅和蓋印之權等行為的目的就清晰了，他就是想以宦官取代藩王來恢復朱元璋設立的層層制衡的權力制衡方式，但是，隨著宦官王振成為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明宣宗的願望徹底落空了。

土木堡之變後，文官集團的權力伴隨著內閣首輔制的確立和巡撫、總督的相繼設立而不斷增大。這其中雖然有著皇帝想文官做事必須得向文官集團分權的因素，但更多的原因卻在於宦官勢力和武將勢力在土木堡之變遭受重創後無力制衡文官。

當明武宗透過寵信武將的方式來恢復洪熙時期文官、武將相互制衡的權力制衡方式的企圖破滅後，明代的皇帝就只能透過向內閣和宦官分權的方式來維持朝政的平穩，如此一來，雖然朱元璋廢除丞相的本意是為了加強皇權，但結果卻只能是事與願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