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群雄逐鹿，最終形成魏、吳、蜀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之中，魏國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強，吳國次之，蜀國最弱小。然而，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深知自己實力的蜀漢，是怎樣在這戰爭間隙發展經濟的呢？這個問題需要從農業、工商業、財政稅收等方面作一個大概的闡述:

首先說農業。蜀漢政權控制下的益州地區，共分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覆蓋以川西平原為中心的巴蜀地區;二是作為益州北面門戶的漢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區。益州本部和漢中盆地自戰國以來便得到開發，其經濟水平可與中原地區齊肩，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譽。

劉備佔據益州之後，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大力扶植和發展州郡農業經濟，實行軍屯、民屯的“屯田”制度，讓百姓安居從業，然後徵其賦役。另一方面，小農經濟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諸葛亮深諳“民安、國富、兵強”的道理，他在推行“屯田”的同時，對任何“妨害農事”的做法嚴禁不怠，同時實行“務農殖穀、閉關息民”、“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休士勸農”等措施，使民心不亂、安心生產。為配合這一政策的長久有效，還大力發展水利灌溉工程。在諸葛亮的治理下，本來就富足的蜀漢，農業產量更上層樓。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繼續執行諸葛亮的既定國策，其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為以後的伐魏奠定了強大的經濟基礎。

在農業發展的同時，作為工商業的手工業，以鹽、鐵、織綿業最為發達。為此，劉備定益州後，首先把鹽、鐵抓到政府手裡，實行“鹽、鐵”官營，為政府增加了大量的財政收入。此外，蜀漢的絲織業，特別是織錦業，在劉璋父子時期，其產量就相當可觀。劉備入駐以後設錦官，專門管理蜀錦生產，使“蜀錦之盛，當在蜀漢之世”。所以，蜀國織錦業的繁盛、田租的收繳、鹽鐵業的收入，為諸葛亮的歷次北伐，提供了源源不斷地物質。

另外，蜀漢的財政稅收、貨幣的有效改革，也充盈了本來就殷實的國庫，為蜀漢的對外措施又增加了不小的法碼。

再來說蜀漢的人口，漢昭烈帝章武元年，統計在籍的大約二十萬戶九十萬人，在諸葛亮的治理下，一直到蜀亡時共有一百零八萬二千人。其中戶數二十八萬，民數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加之未納入戶口統計的兵籍、吏籍、漏民、蔭戶及少數民族等，蜀漢大約總人口為四百萬左右，這就是當時蜀漢的人口狀況。

因蜀漢的版圖在三國中是最小的，其經濟發展儘管不慢，和東吳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就更別說魏國了。加之人口又少，兵甲不足，再經諸葛亮、姜維歷次北伐，綜合國力已是下降不少。歷史是無情的，不管什麼原因，吳、蜀在強大的北魏面前，其命運只能是滅亡。歷史再一次證明，弱肉強食是自然界永恆的法則，這一法則被魏、蜀、吳演譯的天衣無縫、完美無缺。

三國時期，蜀國是最弱的國家，但是蜀國卻是三國中治理最好的國家，內亂最少，百姓安居樂業，這主要源於諸葛亮的政治才能，下面就來介紹諸葛亮的政治才能表現：

廉政建設

身為丞相，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僅帶頭廉政，樹起一面旗幟，同時還把廉政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設來抓，對蜀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諸葛亮時期的廉政建設，首先表現在對蜀漢宮城規模和惠陵規模的嚴格控制上。

在諸葛亮執政時期，年青的後主，常欲採擇以充後宮。當時負責宮中事務的董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皇妃之數是一個複雜問題，涉及到皇宮規模建制等諸多問題，非董允所能決定。當時，“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

諸葛亮在蜀漢上層創造了一個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圍，蜀國官員以諸葛亮為榜樣，為官節儉，力戒奢華，造就了整整一個廉政時代。

制定法律

諸葛亮立法公開、執法公平，有異於同時代封建的法律思潮。蜀章武元年（221年），劉備在益州成都稱帝建立蜀漢政權。而益州舊為劉璋所統治，所以法令廢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強，劉備統治集團的強力介入破壞了相當一部分人稱霸西南的企圖，這種情況下蜀漢政權作為客籍政權面對著來自益州舊勢力的阻撓。面對這種情況諸葛亮認為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而蜀漢是建立在律令長期廢弛，導致官民混亂君臣無道，紊亂了“綱紀”。他說“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是指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所以只有任法才能改變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變蜀土人士，專權自態，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的態勢。與儒家“崇禮”治世的觀點不同諸葛亮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的根源在乎“法”，因此，諸葛亮一再告誡、反覆強調法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萬之眾，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者，法制使然也。”不僅如此，諸葛亮還進一步從反面強調了不以法治國的嚴重後果“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萊紛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攘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通。”

因此，諸葛亮入蜀之初便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依據和增刪秦漢舊律，共同制訂了蜀國的法典《蜀科》。此外，他還親自起草了各種科條律令數十則，其內容包括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

經濟

諸葛亮在漢中休士勸農期間，利用了漢中的經濟條件，因地制宜地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生產的得力措施，使北伐軍資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決，諸葛亮死後，蜀漢軍撤退，魏軍還在蜀營中“獲其圖書、糧谷甚眾”。這正說明了諸葛亮休士勸農，實行軍屯耕戰的效果。當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來更多的人口，使地廣人稀的漢中重新得到發展，逐步到達人多、糧多的良性迴圈，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

經諸葛亮“踵跡增築”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還是漢中地區灌溉面積最大的水利工程。據李儀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餘畝，灌南鄭縣田三萬零六百餘畝，灌酒縣七千餘畝，共四萬六千餘畝。”漢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據考古調查統計，全區至今尚保留有漢以來的古堰七十多處，一些堰渠經歷代使用維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時各地在繼承和學習古代開發利用水利資源經驗的基礎上，又不斷增修了大批塘、庫、陂池等水利設施。僅勉縣就增修了能蓄十萬立方水的水庫三十七個；塘與陂池達三百多個；冬水田至今仍有五萬多畝。

上述實事說明，漢中盆地古代農田水利設施至今所產生的實際效用和不斷改進利用，與諸葛亮當年在漢中休上勸農時，開拓農田、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的豐功偉績是分不開的。

正因為有諸葛亮出色的政治才能，蜀國才能與強大的魏國抗衡，而在諸葛亮北伐的過程當中，蜀國並沒有因為北伐而消耗國力，而是越來越強大，只有到姜維北伐時，政治治理不如諸葛亮，蜀國國力開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