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糾正提問裡的錯誤，誰說明朝中後葉的倭寇進犯，“較少選擇”江蘇和廣東？

事實是，在明朝中後期的“嘉靖大倭亂”裡，江蘇和廣東，都是飽受倭寇侵擾的重災區，比如江蘇，在嘉靖三十年以後，幾乎年年遭到倭寇的侵擾，嘉靖三十一年五月，蘇州松江等地都被倭寇荼毒，好些村鎮被焚燬一空。嘉靖三十二年時，揚州淮安等地也慘遭侵擾。嘉靖三十三年和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兩次燒殺到蘇州城下，四十名倭寇甚至一路從浙江殺到了南京。正是因為江蘇越演越烈的倭患，當時的南京中軍都督府僉事萬表，才憤然請少林僧兵助戰，開始了少林武僧的抗倭傳奇。

而比起江蘇來，明代廣東的倭患，也是同樣慘烈。甚至在浙江福建的倭寇基本肅清後，廣東倭寇的氣焰卻更加熏天。嘉靖四十三年時，廣東潮州一地的倭寇，數量就有兩萬人之多。另外還有盤踞南澳的海盜吳平，麾下同樣有上萬倭寇。直到明朝調集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部，對這些倭寇進行強力打擊，才終於在安南萬橋山（今越南境內）將其徹底滅殺。也同樣隨著廣東倭寇的覆滅，中國東南沿海，才從此再無大規模倭患。

不過相比之下，明朝初期曾是倭寇侵擾重災區的山東沿海，明朝中期後的倭患，卻相對非常少。哪怕是“嘉靖大倭亂”時代，山東被侵擾的次數也不過三次。這其中的原因，首先因為明朝在遼東和山東沿海，水師力量相對較強。由於擔負著遼東防務交通的任務，比起東南沿海海防廢弛的局面，山東沿海的水師相對完整。而且嘉靖三十二年時，擔任山東防倭署都指揮僉事的，正是未來的明朝戰神，時年二十五歲的戚繼光。在他的大力整治下，山東沿海的巡防十分嚴密，幾次倭寇侵擾，都是剛登了岸，基本就被打跑。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明朝中後期的倭寇，都主要集中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這幾省？具體說來，有如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葡萄牙殖民者與倭寇的合流。自明朝正德年間起，葡萄牙殖民者就多次侵擾廣東沿海。雖然明朝水師付出了很大代價，終於將葡萄牙艦隊重創。但不死心的葡萄牙人，很快又找到了新辦法：與倭寇合作。

於是，從明朝嘉靖年間起，大批的葡萄牙火槍火炮，都陸續輸入到日本去，葡萄牙人一邊賺了大錢，一邊又在倭寇侵擾時，主動給倭寇當帶路黨。甚至坐地分贓。比如浙江的雙嶼島，就是葡萄牙人與倭寇合作的產物。他們在島嶼上修築堡壘工事，大搞走私劫掠。甚至還修起了教堂，一起在中國的土地上，賺得盆滿缽滿。

所以，有這樣穩定的合作伙伴，倭寇的裝備水平，當然就直線升級。再來中國打劫，也就直奔葡萄牙人出沒極多的地方，一起在中國荼毒千里。

但更重要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這幾個省份，水師防務的廢弛。

雖然在明朝中期後，海防廢弛是沿海各省都曾有的情況。但是北方的山東與遼東沿海，情況相對比較好。畢竟毗鄰北方要衝，特別是山東沿海的艦船，有時更要擔負往遼東運輸糧草物資的重任，所以海防馬虎不多，艦船水師也相對完整。小規模的倭寇，基本不敢靠近，大規模的倭寇呢？打劫成本也太高。自然不怎麼來。

但是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四省就不同了，這四省自明朝中期起，當地的衛所衰退就嚴重，明朝設立在這裡的官營造船廠，也基本剩下個空殼子。比如明朝嘉靖年間，要建造出使海外的封舟時，南京福建幾個省的官營船廠，竟然連工匠都找不齊。造船任務只能轉包給民間船廠。造船都成這樣狀況，水師也就可想而知。《明實錄》記載，嘉靖大倭亂前，浙江賬面上的四百艘大船，幾乎全沒了影。廣東水師的兵力，比正德年間縮水了一半。衛所士兵更大量逃亡。看上去森嚴的沿海防務，全都是空架子。

海防成了空架子，又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對於兇殘的倭寇來說，當然就好似一盤肥肉。於是兇殘的大倭患，就這樣荼毒東南。

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計程車紳豪族，與倭寇的可恥勾結。

事實上，比起明朝初年倭寇主要由日本人構成的狀況，明朝中後期，特別是嘉靖年間的倭寇，成員卻是魚龍混雜，領頭的汪直吳平是華人，成員除了日本海盜，還有葡萄牙甚至越南的匪徒。如此特殊匪徒，背後自然有東南沿海士紳們的支援，由於明朝海禁政策的僵化，這些士紳們趁機透過資助扶持倭寇團伙，趁機大發橫財。與他們同氣連枝的朝中官員們，則在京城大肆鼓吹“海禁”，也免明朝開放民間對外貿易，妨礙他們的財路。

如此一來，東南的倭亂，也就成了惡性迴圈，而更為可恥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些沿海士紳們不但扶持倭寇，甚至對抗倭的忠臣良將，進行各種構陷打壓。比如著名的雙嶼島大戰時，名將朱紈本已成功拔除倭寇據點，正要乘勝追擊時，這些沿海“精英”們，立刻指使朝中親信們顛倒黑白，胡說被朱紈剿滅的葡萄牙人是“貢使”，朱紈殺掉的那些嗜血倭寇匪徒，都是無辜百姓。可憐悲憤自殺的朱紈，臨終留下振聾發聵吶喊：去外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直到後來更為狠辣的名臣胡宗憲，一手挑起東南抗倭重擔，首先對這些“衣冠之盜”進行兇狠打壓，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將們，這才有了大展拳腳的平臺，從而乾脆利落剿滅倭寇。其中的真理，至今，值得深思。

參考資料：《明史》、《紀效新書》、《籌海圖編》

這種說法不是非常準確。明代的時候還沒有設立江蘇省。現在的江蘇安徽和上海三地在當時基本上都歸屬於南直隸省。南直隸省南部地區的沿海也有倭寇問題。上海嘉定博物館當中，就有關於當時倭寇侵犯的歷史展示。還有一個關於石童子的傳說。據說這個孩子在撒尿的時候，意外發現了倭寇的動向，向全城報警。但是卻因此被倭寇殺害。後人為了紀念他，將其稱為石童子。在嘉定博物館可以看到石童子的雕像。

但是在山東和廣東地區確實很少出現倭寇問題。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地理。山東雖然離日本在距離上更近，但是卻有一個天然屏障就是北韓半島。實際上倭寇除了騷擾中國之外，對北韓也形成了嚴重的騷擾。簡單來說就是北韓幫山東擋掉了這個災害。廣東是因為太遠了不方便。攤開地圖就不難發現，從日本到北韓半島南端，然後沿季風，直接向南就可以到達現在的江蘇南部海岸，從這一地區開始，一直到福建就是倭寇最嚴重的地區。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倭患本身不完全是日本人造成的。倭寇問題從元代中後期開始出現，一直持續到了明代中晚期。這一階段的大體上也就對應了日本的戰國時代。可以說倭患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國內動亂。大批的流浪武士，透過做海盜的方式來謀生。華人將其稱為倭寇。在明代嘉靖年以前，倭寇的主體就是日本人，其中有少部分華人充當助手。嘉靖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有很多華人，主要是閩浙地區沿海的移民迫於生計，也開始充當海盜，為了躲避官府的追查，往往以倭寇的身份作掩護。當然很多日本人也參與其中。到了明代萬曆年以後，倭寇問題實際上就主要是一箇中國內政問題，和日本人關係就不大了。這一時期其實主要就是個海盜問題，而這些海盜大部分都是華人。

北方人窮，衛所多，屯田之兵亦多。觀徐州地方誌也多次調徐州衛之兵卒馳援海州等地。明朝衛所編列是不均衡，又有內奸引導倭寇，防禦薄弱處自然多受攻擊。

據《高麗史》記載，1223年倭人洗劫北韓半島上的金州。史初稱日人海盜為倭寇。這是倭寇一詞之由來。

而倭寇的成因則是，當時的島國正處於諸侯並起的的戰國時期。以足利家族為首的室町幕府的日漸式微，進而導致接踵而至的發生了“應仁之亂”和“文明之亂”。至1572年室町幕府結束統治，諸侯開始各自為政、不受中央節制。由於長期的戰爭，島內民眾大量破產，起初為謀生路，開始零星流入中國、北韓沿海，以劫掠為生、入海為盜。後來，倭寇漸漸地組隊為伍掠奪財帛，並以劫得之不義之財，支援各自的大名，對抗中央和參與諸候爭雄。

這充分反映了，倭寇劫掠是一種有組織的諸候政冶經濟行為，而非單純的流民謀生為寇的現象。

至於，倭寇集中侵犯我浙閩地區的原因，則是基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和私人海上貿易的發展的大前提之上的。

實際上，倭寇也曾涉足入侵過江北及山東，並深入江北的許多城鎮劫掠，但這塊地區因多以農耕經濟為主，不甚發達富裕，讓倭寇漸失劫掠的興趣，轉向專掠浙閩商品經濟發達之地。

當然，還有一個次要原因是，倭寇大都出於薩摩島周邊居多。因為日本海域環流利於航行至浙閩的緣故，薩摩島很早就開始了對該地區的商貿活動，倭寇自然也深知浙閩之富餘。

日人破產做不了生意，改做倭寇剪徑時，當然認為對物阜民豐的浙閩之地進行劫掠，方便進退出入；至於江北、山東，一則信風不利，更主要是地方不太富裕。而廣東、海南又隔之太遠，不利進掠避剿。

倭寇對明代中國的侵擾，多集中在浙江和福建，主要是受洋流、地形和當地人性格有關。

一、先天不足的航海術，便以洋流和海風為舵

明代的日本，在航海技術上並不發達，對於財力不足的浪人來說，購買和配置一條小船已然艱辛，更不用說要研製精確指向的遠洋大船。

在東亞，受黑潮暖流影響，從日本到浙江舟山群島、臺灣海峽形成了諸多小的支流，倭寇可以乘這些洋流輕鬆到達江浙和福建沿海。

如果再合理利用冬季和夏季的東亞季風，則可以在洋流的基礎上以風帆為動力行駛於東亞沿海的東北方(日本)和西南方(中國東南沿海)之間。

顯然利用洋流走向和季節性風向變化的季風，即使只是扁小小船的倭寇，也可以輕易來往於日本與東南沿海。至於颱風季有多少倭寇命喪東海，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當然也不會去關心的。

二、複雜的地形更利於小股倭寇迂迴作戰

相比于山東和蘇北一望無際的平原，浙江和福建簡直是地無三里平。

中國的正規軍極其擅長平原作戰，面對單兵能力較強的倭寇，並無任何障礙和難度。

然而在東南，高低不平的山區和複雜的海岸線間，百姓依山傍海而居。倭寇駕舟自海上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各聚落掃劫一空並迅速轉移。待官軍到來，倭寇早已遁去，或藏於老林，或秘於海中小島，完全無法根治。

加上經南宋一代的發展，東南浙江與福建最為富裕，藏富於民的誘惑令倭寇百試不爽。

三、海禁之下，東南海民鋌而走險引狼入室才是罪魁禍首

倭寇其實並不可怕，他們不過是失去田地和權勢的落魄武士，對中國的侵擾只是無奈之下的謀生手段。

而正是如此，一些亦盜亦商的明代華人便收留和僱傭倭寇為己用，內賊勾結外鬼共同對沿海進行燒殺搶掠。

這些內賊主要來自浙江和福建，如海澄二十四將，當然像徽州的王直則是典型的商人。他們和倭寇達成了共同的利益鏈，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海禁的不滿，只是這種代價實在太大。

後世華人在面對同樣的海禁時，其實也採用了同樣的方式，只是少了倭寇這樣規模的組織和人群。

倭寇以福建和浙江為目標，正是瞄準了當地經濟文化發達，山高皇帝遠；民間嚮導充足，航海成本低，是獲利風險最小的買賣之選。

謝邀，一方面，浙閩地區本來靠日本就近，加之閩浙地區海防沒有蘇魯地區強，蘇魯地區向來都是明朝統治的重要根基地區，都是重兵部署區，所以倭寇難有作為。至於廣東地區，距離也比較遠，補給也需從浙閩地區獲取。個人覺得，就近設遠和避其鋒芒是比較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