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外部受到明朝、蒙古、北韓的包圍，處境孤立。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繼承了汗位，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提高汗權。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將其終身幽禁。五年，莽古爾泰同皇太極發生口角時，竟拔刀相向。皇太極遂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銜。至此，四大貝勒，僅剩他和代善兩人。六年，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務的舊制，改成自己南面獨坐，取得了汗的獨尊地位。另外，皇太極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國家統治機構，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三年，建立了由滿漢知識分子組成的“文館”，職掌“翻譯漢字書籍”，“記注本朝政事”，為皇太極推行漢化運籌帷幄。五年，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國家行政事務。十年，又將“文館”擴充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統稱“內三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與敕諭、講經注史、頒佈制度等。稍後，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皇太極透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經濟上，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社會動盪不安。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用漢官管理，使大量漢族奴隸取得了“民戶”地位，成為後金政權下的個體農民。天聰五年，皇太極頒佈《離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採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姦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制申訴等罪，許奴僕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制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僕爭取改變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復興築，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努爾哈赤對外進行擴張的政策。他認為要戰勝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北韓，這既可以解除後顧之憂，又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共同對付明朝。天聰元年一月，皇太極不宣而戰，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人，率三萬大軍進入北韓，迫使北韓簽訂《江都和約》。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又以北韓“屢敗盟誓”，“助明害我”為由，親率十萬大軍入侵北韓，包圍南漢山城。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瀋陽為人質。對蒙古，皇太極則採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受察哈爾林丹汗欺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天聰二年，達成共同征討林丹汗的協議。經過幾次征戰，林丹汗勢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灘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精騎一萬人渡黃河西進，至托里圖，俘獲了林丹汗子額哲及其部眾一千餘戶，統一了漠南蒙古。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絡等手段，贏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援和效忠。
皇太極深知滿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須取得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援。因此，他十分重視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將的作用，對他們採取招降收買政策。天聰三年，首次考試儒生，網羅了兩百名漢族知識分子。此後又多次舉行考試，分別優劣，量才錄用。五年，大淩河戰役後，對大批降將賜以莊田、奴僕、馬匹，並委以官職。天聰七、八年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明朝將領紛紛自願來投，皇太極對他們封王封侯，寵榮備至。隨著蒙古的臣服，明朝將領的降順，皇太極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大大增強了軍事力量。
天聰十年四月，皇太極在瀋陽稱帝，從此全力以赴地對明朝發動進攻。是年秋，他命阿濟格統兵入關，掠奪人畜十八萬。崇德三年，又命多爾袞、嶽託率軍入關。攻破城池五十多處，虜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餘萬兩。為了從正面開啟山海關，自五年三月起，發動了錦州戰役。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皇太極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大敗明軍。七年二月，松山城陷，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關外僅剩寧遠一孤城。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極在宮中猝然病死，葬瀋陽昭陵。廟號太宗，諡號文皇帝。
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外部受到明朝、蒙古、北韓的包圍，處境孤立。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繼承了汗位，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提高汗權。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將其終身幽禁。五年，莽古爾泰同皇太極發生口角時，竟拔刀相向。皇太極遂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銜。至此，四大貝勒，僅剩他和代善兩人。六年，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務的舊制，改成自己南面獨坐，取得了汗的獨尊地位。另外，皇太極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國家統治機構，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三年，建立了由滿漢知識分子組成的“文館”，職掌“翻譯漢字書籍”，“記注本朝政事”，為皇太極推行漢化運籌帷幄。五年，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國家行政事務。十年，又將“文館”擴充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統稱“內三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與敕諭、講經注史、頒佈制度等。稍後，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皇太極透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經濟上，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社會動盪不安。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用漢官管理，使大量漢族奴隸取得了“民戶”地位，成為後金政權下的個體農民。天聰五年，皇太極頒佈《離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採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姦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制申訴等罪，許奴僕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制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僕爭取改變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復興築，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努爾哈赤對外進行擴張的政策。他認為要戰勝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北韓，這既可以解除後顧之憂，又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共同對付明朝。天聰元年一月，皇太極不宣而戰，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人，率三萬大軍進入北韓，迫使北韓簽訂《江都和約》。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又以北韓“屢敗盟誓”，“助明害我”為由，親率十萬大軍入侵北韓，包圍南漢山城。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瀋陽為人質。對蒙古，皇太極則採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受察哈爾林丹汗欺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天聰二年，達成共同征討林丹汗的協議。經過幾次征戰，林丹汗勢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灘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精騎一萬人渡黃河西進，至托里圖，俘獲了林丹汗子額哲及其部眾一千餘戶，統一了漠南蒙古。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絡等手段，贏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援和效忠。
皇太極深知滿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須取得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援。因此，他十分重視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將的作用，對他們採取招降收買政策。天聰三年，首次考試儒生，網羅了兩百名漢族知識分子。此後又多次舉行考試，分別優劣，量才錄用。五年，大淩河戰役後，對大批降將賜以莊田、奴僕、馬匹，並委以官職。天聰七、八年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明朝將領紛紛自願來投，皇太極對他們封王封侯，寵榮備至。隨著蒙古的臣服，明朝將領的降順，皇太極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大大增強了軍事力量。
天聰十年四月，皇太極在瀋陽稱帝，從此全力以赴地對明朝發動進攻。是年秋，他命阿濟格統兵入關，掠奪人畜十八萬。崇德三年，又命多爾袞、嶽託率軍入關。攻破城池五十多處，虜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餘萬兩。為了從正面開啟山海關，自五年三月起，發動了錦州戰役。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皇太極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大敗明軍。七年二月，松山城陷，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關外僅剩寧遠一孤城。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極在宮中猝然病死，葬瀋陽昭陵。廟號太宗，諡號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