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區的宗族關係可以說是相當緊密，也由於過於緊密，導致很多在外打工的潮汕人都不願回去。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大都相似：過於依賴宗族間的人情網路，普通的人沒有立足之地，不普通的人就另當別論。

潮汕企業多數是家族化產業，很少股份化的，導致外人實際很難進入到管理層參與管理，所以也就吸引不了優秀的人才，大家都覺得我幹得再好也沒用，反正功勞全部都被老闆的親戚拿了。

在潮汕地區，最漂亮豪華的建築物可能除了政府的辦公大樓之外，便是一座座祖宗祠堂了。以祭祀為主題活動在潮汕隨處可見：共同出資修、建祠堂，巡遊活動。許多活動都要求出錢出力，可是現代都市生活壓力這麼大，到處都需要錢，這些活動實際並不能提高生活水平，人們覺得有那閒錢我還不如吃好點穿好點，幹嘛要把錢浪費在這些活動上，所以許多在大城市打工者觀念發生轉變後，開始不願回老家發展。

中國有五千年文化，一直到今天。我們現在是法制下"人情社會‘，而潮汕些地區，又有著最根深蒂固的宗族社會觀念！

就宗族兩個字，深入瞭解潮汕的“宗族”特點，是瞭解潮汕民風民性必不可少的。而這其中最可以被拿來剖析的，當屬過往發生頻率的宗族械鬥，可謂是潮汕社會的人文縮影。

關於潮汕人，一直有一種說法：在外團結無比，在內鬥爭至死。大概意思就是潮汕人在外面非常團結，可是回到潮汕本土，卻永遠是內鬥不斷，大到市之間的衝突，小到村之間的糾紛。千百年來，內鬥的事情不曾停止，而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宗族間的械鬥。

在《我來自潮州》這部電視劇的第一集中，澄海某地兩個相鄰的村因為一坨牛屎便打起了群架，幾乎兩個村的所有成年男丁都上場了。這種景象就是潮汕宗族械鬥的寫實體現，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從古至今，我們都可以發現不少關於宗族械鬥的痕跡。

說近的，13年揭陽朋友親生經歷，他們隔壁鎮上做大戲，有鄰村a小孩去玩，打架之後被祠堂"老大."捉去拷問，回家後告訴大人。矛盾立即升級，大人覺得這個不是小孩的問題，而是整個村面子，連夜打鑼鼓，集中人員。隔天進行械鬥。後來當地政府介入，才和解！

而說遠的，在那個法治落後的時代，潮汕的宗族械鬥更是數不勝數。《潮陽縣誌》中記載發生於1862年的沙隴與石坑的宗族械鬥就是最好的例子。

1862年，潮陽沙隴有一個賣酒餅的人在惠來石坑死了，沙隴的老大就要找石坑理論。石坑的人聽了也不爽，覺得人的死跟石坑沒關，沒吵幾句，兩個鄉的人就打了起來。而石坑根本就打不贏沙隴，事後便主動聯合了跟沙隴有矛盾的鄉，最終形成了十三鄉的團體，並想借此力量收拾沙隴。

可沙隴人也不是吃素的老虎。當時沙隴最有勢力的一對兄弟是鄭錫彤和鄭錫位，他們看到了石坑聯合十三鄉的狀況，便決定聯合其它一些跟沙隴關係好的鄉寨，最終也形成了八鄉的團體。從而開始了八鄉對陣十三鄉的局面。

後來這種局面持續了很長的一陣時間，雙方互有輸贏，僵持不下。直到了鄭錫彤的兒子鄭熙森上臺處理鄉間事務後，僵持著的局面才被打破。他有謀略地對一切進行了重新規劃，不斷地加強了八鄉的實力，這其中做了幾點重要的部署。一、先解決內部問題，攤丁入畝，減少鄉里窮苦宗親的負擔。按照鄉里各人佔有土地的面積，攤派錢糧用於與十三鄉的爭鬥，對於窮人家和佃戶來說，這是一個讓人容易接受的做法。畢竟原來按照人口攤派錢糧的方式很不合理，憑什麼他們錢跟富裕人家和地主出得一樣多，拼殺卻還得衝在最前？因此鄭熙森掌握鄉間話事權之後的第一步就是均衡利益，攘外必先安內。

二、加強械鬥實力，購買兵器，製造土炮。

三、收編男丁，按照軍營的體制訓練鄉勇。

四、各個突破，先勸說那些受到威脅而加入十三鄉的鄉保持中立，或者改為支援八鄉；至於那些表示強烈反抗態度的，就逐個強攻。

隨著鄭熙森的有序部署，八鄉慢慢佔了上風。而十三鄉則是四分五裂，漸漸孱弱，落敗收場。最終的結局就是八鄉霸佔了十三鄉的許多土地，不少十三鄉的鄉民因耕地失去，被迫漂泊南洋。

這就是潮汕宗族械鬥的幾個例子，它們發生的導火線基本都是刻意且滑稽的。正如在《我來自潮州》裡面一樣，一坨牛屎便成為了械鬥的起因。

而背後的深層衝突，則多是耕地和水利的搶奪。正如沙隴八鄉在勝仗後霸佔十三鄉的土地一樣，這才是赤裸裸的械鬥動機。沙隴打石坑，就像美國打伊拉克，在本質上來說，都是資源的掠奪。

而從根源上來說，宗族械鬥是宗族社會的產物。械鬥是明清時期中國南方常有的事，而宗族傳統越強的地方，宗族械鬥的頻率和程度也會居高不下。因此對於以宗族社會自居的潮汕來說，械鬥也便成了歷史上常見的事。總之，宗族的集體利益神聖不容侵犯，誰侵犯就打誰。說到底，在鄉間的共同利益面前，大家必須團結起來，這就是潮汕人宗族觀念的體現。

而宗族觀念對潮汕社會的影響，卻要深遠得多，並不只體現在宗族械鬥這一事情上。潮汕人的處世哲學的根基可以說就是宗族觀念的泛化，很多事情其實也頗有宗族械鬥的影子。

潮汕人在外非常團結，其實也就是宗族觀念的衍生，從血緣和宗緣上的團結發展成為地緣上的團結。一人有事，全員相助，這跟械鬥中一人被打，全員出動是何等相似。

潮汕社會中，人與人的衝突喜歡私了，不喜歡對簿公堂。有糾紛的話，先找有話事權的人協調。以前多找鄉里老大，現在多找鄉紳老闆。就像宗族械鬥一樣，出事了先找鄉里的老大，在過去，老大在話語權層面，位置確實頗高。

潮汕人也很喜歡以暴制暴，有時候甚至體現在對抗基層執法人員上。比如前幾年，老家附近一個村的村民還幹過燒砸警車的事。而起因就是派出所在過年正月初二就安排人手抓捕魚蝦蟹參賭人員。按照常規來說，正月前三天應該是睜隻眼閉著眼。這樣的做法也就導致了村民的抵抗情緒：既然你敢來抓，我就敢掀翻了你的警車。宗族話語權的存在和宗族力量對於執法行為的阻擾，就是潮汕長期以來“大社會、小政府”困局存在的原因。在古代的宗族械鬥中，官府很難介入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再深入一點，潮汕觀念的濃厚也大大促進了潮汕人情社會的形成。因為人與人存在一個整體中，想要別人在重要的時刻撐你一把，就必須盡力維繫，而維繫的主要方式當然就是人情來往。缺乏了人情的支援，宗族社會很難穩固維持。因此也可以說，兩者是相互相生。這也正是當有人被外人欺負時，宗親都會出動的原因，若是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他日自己出事，勢必無人伸手。宗族械鬥也往往是因為一人出事，而引發大型武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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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這兩個字其實就是潮汕社會的底層結構，在城裡長大的人，怕是對這兩個字陌生了。整個潮汕人文就是建立在宗族的基礎上，宗族觀念對潮汕人處世哲學中影響頗深。而宗族械鬥作為宗族社會的產物，其中的每個環節都猶如潮汕社會人文的縮影。隨著現代文明的衝擊，宗族械鬥也將漸漸成為過去，但是宗族觀念留下的集體意識，卻會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