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矛盾。

在詩歌創作上，白居易提倡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畢生都在踐行這個理念。

年輕時，他參加科舉考試之前，就和元稹一道，創作《策林》數十篇，雖然只是模擬應試之作，卻敢於揭露黑暗，抨擊腐敗，矛頭直指朝廷要員、皇親國戚，甚至包括天子本人。

因《長恨歌》聲名鵲起後，白居易一邊擔任左拾遺，專門給皇帝和文武百官挑刺，一邊創作詩文，針砭時弊，寫下了“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等諷喻名篇。

他不僅自己寫，還帶動李紳、元稹等同時期一大批詩人寫，湧現出了《憫農》《織婦詞》等大量經典作品。

因敢於直言，敢怒敢諫，白居易的仕途自然很是坎坷，多次被貶，先後在江州、杭州、蘇州等地任職。

雖是外放官員，每到一地，他都勤政為民，頗有政績，尤其是在蘇州，他興學辦校，疏建水利，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事，多年以後，當地百姓還自發修建“三賢祠”，以紀念蘇州歷史上最好的三任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和劉禹錫。

無奈此時的中唐，歷經“安史之亂”後，宦官干政，朝綱不穩，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盛唐氣象早已消失殆盡。

白居易的政治主張無法實現，經世之才不能施展，屢屢受挫後，建功立業、憂國憂民的熱情，終究化為了樂天知命、雲淡風輕。

性格和思緒上的變化，自然導致創作風格的演變，白居易後期的作品中，閒適詩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結合詩人的生平經歷來看，這種轉變絲毫不會有突兀之感。

再者，在白居易看來，諷喻詩和閒適詩絕非水火不容的絕緣物，完全可以相互補充、互促共進。按照儒家的思想體系解釋，諷喻是憂國憂民、關注社稷蒼生，屬於“兼濟天下”，閒適則是詩文自娛、陶冶性情，屬於“獨善其身”，兩者兼備，豈不完美？

首先，詩魔白居易轉變詩風並不自相矛盾，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詩人的風格也是如此。就像人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閱歷的豐富，ta看待事物的觀念發生變化再正常不過了。

再說“自相矛盾”是什麼？

我認為先搞明白何為自相矛盾，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自相矛盾這個成語典出《韓非子·難一》。

講述的是楚國一個賣兵器矛與盾的商販，為了增加銷量，他就打廣告說“瞧一瞧看一看啦！我的盾是世上最堅固的盾，任何鋒利的東西都不能刺穿它。”“走過路過不要錯過啊！我的矛，鋒利無比，無堅不摧，無論多麼堅硬的盾，都擋不住它，一刺就穿！”圍觀的吃瓜群眾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其中有個人站出來問：“那按照你的說法，拿你的矛來刺你的盾，看看結果怎麼樣？” 商販目瞪口呆，無從回答，留下一句“打擾了”，溜之大吉。

而白居易他始終貫徹“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念，他的題材是變了，但他一直踐行著初心原則。

經歷官場，他看到了大唐盛世凋零，縱有經世之才，苦於無處施展。滿腔熱情到了晚年遲暮已雲淡風輕，閒適恬靜。

最後有個簡單的問題：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喜歡吃大米，晚年愛吃麵食，難道就說此人自相矛盾嗎？

是的！

題主或許也知道，白居易想念妓女的詩作遠遠高於“諷喻詩”，或者說他的“閒適詩”比例最高。

為什麼晚年的白居易不再“諷喻”了呢？

因為他後來官做得越來越大，而且已經成為了“諷喻詩”裡被諷喻的目標，他自己就是權貴，他在洛陽城裡蓋別墅，他在豪宅裡養美女，他動不動就寫詩曬自己的工資條，偶爾還炫一下富，這一切都導致他不可能再寫什麼諷喻詩來諷刺已經是權貴的自己。

拿著皇上的高額獎金，再反過來罵社會黑暗，換做是別人也幹不出來這種事情，這和恩將仇報有什麼區別呢？

白居易年輕的時候寫諷喻詩是因為看不慣現實，而晚年的白居易深知和光同塵的道理，也清楚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挽救什麼局面。何況皇帝又極為照顧他，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再弄什麼現實詩作！

但這並不妨礙白居易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享受生活，熱衷文藝，崇尚雅趣，喜歡美女，在大唐都不是錯，因為不僅白居易如此，所有的官員都是如此，這是風流性情，這是當時被廣泛認真的社會價值。

寫諷喻詩詞的沒有高官！

寫批評文章的沒有權貴！

正如多情的人不會專情，記仇的人大多感恩一樣。

你的屁股決定你的選擇，而你的選擇不能辜負你的屁股。和他是不是白居易沒有關係。

魯迅當年不也是幾乎沒有罵過蔣委員長麼！

說穿了都是一個道理。

因此，這個自相矛盾實際上就是初心和現實之間的矛盾。

第一，白居易的“諷喻詩”和“閒適詩”是他一生的追求。作品各有千秋，成就斐然，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只是他前後半生寫作題材的變化，實質還是統一的。

白居易的“兼濟”之志，主要體現在他的“諷喻詩”中，多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寫得意激氣烈。比如《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內容。

白居易的“獨善”之心，則多見於知足保和的“閒適詩”。其實他的閒適詩也有很多佳作。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也對自己的閒適感到內疚。在《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

第二，白居易不僅是詩人，還是詩論家、思想家。

孟子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則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

“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思想是相對的，不是矛盾獨立的個體。它們是人生處事態度的兩個層面，通俗的講就是得志發達的時候，要想到行善天下，惠及眾民；窮困落魄的時候，要嚴於律己，務必使自己達到“善”的境界。

有句話說的好，有順有逆才叫人生。其實，順和逆都可以相互轉化。

試想誰的人生不是這樣呢？白居易也是芸芸眾生中的凡人。

第三，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天下”為志，至此之後，他的處事原則漸漸轉向“獨善其身”，但這也是多元化的，沒有那種非黑即白的裂變。

白居易的這種轉變，或許與他的“諷喻詩”多以政治題材有關，或許與他母親去世的人生經歷有關，或許與他後期信奉老莊和佛學有關，但他對“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信奉卻是一生堅守的，也不存在前後矛盾之嫌。

比如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並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白居易的人生信念非常明確“志在兼濟，行在獨善”。他認為，“奉而始終之則為道”，一生都在力行這個信念。在這個一生力行的過程，“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

顯然，思想和行為需要、可以進行“兼濟”的時候，寫得就是諷諭詩。當不能兼濟，退而獨善的時候，寫得就是閒適詩。

而白居易的“兼濟”和“獨善”，並不是截然分成兩個階段的。不是年輕時候，只行“兼濟”，晚年只行“獨善”，晚年只行獨善，不行兼濟。而是，無論是年輕還是晚年，白居易都是“兼濟”和“獨善”兩面共存，也許一天之中，早上是“兼濟”，晚上就“獨善”了。

所以，題主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只可以說，白居易早年思想上、行為上“兼濟”為主，“獨善”少。晚年顛倒過來“獨善”為主，“兼濟”為輔。落實在詩歌上，早年諷喻詩較多，閒適詩相對少，晚年閒適詩多了，諷喻詩相對少了。從而給題主這麼個映象。

年輕人血氣方剛，晚年日趨穩重，白居易這樣的變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人總不能一輩子是憤青，那是劉禹錫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