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是英雄造時勢吧！

雖然歷史書總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可是我們也看到，在歷史的拐點處，總會出現改變歷史命運的人物，如商鞅的改革、便是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如果放到滾滾歷史洪流中，我們說到特定的歷史人物或事件，都會說時勢造英雄，可是特定的時候，就一定會有英雄出現嗎？在我看來，不同情況要區別對待，政治領域是時勢造英難，而思想、改革往往是英雄造時勢。

縱觀中國歷史，記載最多的無非是天下治亂更替、君臣豪傑的故事。實際上，當中國的農耕版圖從秦朝基本定形後，中國的歷史就進入300年輪迴的怪圈，其實也不算怪圈，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情況，在生產力沒有突變增長的前提下，不斷增長的人口達到環境承受的上限，便會在天災的作用下引發動亂，人口的毀滅不是天災，那就是戰爭。與歐洲相比，華人更不信命，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把以會拿起武器抗爭，西方、印度就少得多，活不下去是命不好，相信真主和菩薩，下輩子投個好胎。

治亂更替有客觀情況的必然性。所以每到亂世末期，總會出現英明神武的君主，身邊圍繞一批優秀的文臣武將，平定亂世，開創新的王朝。用經濟學的話說，每一輪的治亂更替只是中國這個大蛋糕的再分配，從秦到清的2000多年，總蛋糕並沒有變大多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2000年更沒有多大變化。

政治上，永遠都是時勢造英雄。沒有A，就會出現B，總會有人開創新王朝。可是這些明君賢臣不過是另一個迴圈的起點，因為他們不會給國家、社會帶來增量蛋糕，做的都是重複性事情。施政也是一樣，王朝初期休養生息，隨著既得利益者增加，增加稅收，百姓生活水平下降，慢慢進入亂世。

推動社會進步的永遠是生產力，是思想、科技，不是戰爭和朝堂的政治鬥爭。

幾千年歷史，也存在幾次做大蛋糕的改變。商鞅的改革就是如此，他讓秦國承認土地的私有制，人的命運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上陣殺敵，就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爵位世襲，幾代人下來，一個貴族家族會從草根逆襲。

思想和改革是偶然的。只有天縱英才可以散播出新思想，土地私有是符合人性的改革，激發了百姓的生產積極性。思想的革命才能推動科學的發展，才能提高生產力，提升環境承受能力的上限。縱觀全球文明，印度、阿拉伯、埃及都只在興亂交替的圈子裡迴圈，只有東方中國和西方希臘在2000多年前出現了思想革命，出現了第一次文化運動。只是我們2000多年沒有跳出先秦的文化束縛，而希臘思想則穿透了歷史，直到現代。

所以我們看到，政治上的治亂更替全球都有，可思想和改革卻不是哪都有，所以它的偶然性更大，屬於英雄造時勢。

商鞅和商鞅變法也是如此，戰國七雄都在尋求變革，可只有秦國成功實現變法圖強。另外，政治的鬥爭和軍事的變革卻7國都有，更突顯商鞅變法的不易，以及英雄的天縱奇才，所以商鞅是英雄造時勢。

英雄時勢，相輔相成。縱然有時勢造英雄的說法，但是英雄造時勢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的。比如，改革開放。從歷史的發展，經濟的需要，時代的進步，改革開放都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但是，同樣相似的軌跡，北韓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相似的國情，結果不同，時勢何在？假如沒有鄧小平力主，就沒有現在興盛的中國。這就是英雄造時勢。商鞅變法的年代，是強生弱死的春秋戰國，在頃刻間戰敗亡國的現實威脅下，山東諸國卻由於貴族勢力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礙，不思變革。這時候，個人的力量有時會很關鍵。比如，吳起變法強軍。助魏則魏強，助楚則秦亡。如果當時吳起的改革能夠徹底執行下去，統一中國到底是誰，真很難說。《烏合之眾》裡寫到，人民的行為思想其實是可以引導掌控的，所謂人民其實只是一群隨大流容易被各種或真或假的輿論掌控的“烏合之眾”，他們會被“貪婪”引誘，會被“大義”鼓動，會被宗教思想“誘惑”。所以，人民雖然事實上創造了歷史，但他們卻很難決定歷史的走向。相反，歷史的走向關鍵，掌握在少數“英雄”或者“梟雄”手中。烏合之眾，清醒的個人是無法抵擋被鼓譟的民意洪流的。關鍵的個人能夠決定的，是這個洪流是清流還是濁流。

商鞅既是時勢造英雄，又是英雄造時勢。

1.時勢造英雄

商鞅，生於戰國時期，衛國王族，名鞅，法家代表人物。戰國時期，各國戰爭劇烈程度已遠遠超過春秋。日益頻繁劇烈的戰爭，導致原本“士的戰爭”擴散到了“民的戰爭”。原本春秋各國對外拓展的戰爭是士大夫階層的事情，庶民就負責生產不需要參加戰爭，國和國的兼併，就跟公司兼併一樣，員工跳個槽還是那麼幹活，畢竟都是炎黃子孫周天子的子民。但戰國不一樣了，戰爭規模成幾何上漲，就跟賭博一樣，賭本越壓越大，普通庶民也被拉進了戰爭。於是，問題就產生了。在傳統庶民理念中“國是君卿大夫士的事”。如何調動庶民的參戰積極性就是個歷史性的大課題，沒有好處誰跟你去拼命，而且跟大一統時期不同，庶民都是自由民，你今天敢拉壯丁，明天分分鐘人就跑光，全跑對面去了。給好處，必然就會和原有既得利益者產生矛盾，如何平衡這個矛盾。於是，商鞅的那套管民的理論就登場了。

要是商鞅的政策往前挪個一百年會怎樣？先看看商鞅政策的具體實施方案“十家編為一什，五家編為一伍，各家互相監督檢舉，若一家犯法則十家一併治罪。明知奸惡而不告發的處以腰斬，告發奸惡的與斬敵首級的封賞一樣，藏匿奸惡的與投降敵人的刑罰一樣。一家有兩個以上的壯丁而不分居的，賦稅加倍。有軍功的人，按規定標準封爵領賞；因為私利打架鬥毆的，視情節輕重處以刑罰。從事農業生產的，糧食與布帛增產免除勞役或賦稅。從事工商業因懶惰而貧困的，其妻子全部沒收為官婢。在王族中而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家族的名冊。明確尊卑爵位等級秩序，各按等級差別佔有土地、房產，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飾，按各家爵位等級決定。有軍功的顯赫富貴，沒有軍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顯榮。”這些內容在戰國以前根本不可能實行，無論是貴族還是庶民都不會支援的。但，戰國時期就可以。所以說是時勢造英雄。

2.英雄造時勢

商鞅的一系列政策，從本質上來說包含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具有積極意義的軍功授爵制度。第二部分，就是透過愚民，抑制商業的方式來壓榨國力，達到短時間內暴兵，達到一波流平推的效果。事實上商鞅的法也就是一波流，秦一停下侵略自己就活不下去了，內部矛盾太劇烈了，無法透過戰爭轉移壓力就自爆了。

秦是自爆了，但是商鞅的政策遺毒禍害了中華兩千多年。可以說，雖然漢武帝獨尊儒術，但事實上中國封建時代，一直都是個法家的時代。法家的法，不是法制，而是和“大道”對應的“小法”，用另一個名字來替代才更為合適，就是“術”。把這套東西用到了極致的就是滿清。造了兩千多年的有害時勢啊，可以說甲午之後的苦難，根子就在法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