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國軍隊兵臨城下，當時宋朝還是能守住的，第一次東京保衛戰，在李綱的指揮下加上勤王軍隊到來，逼退了金軍。如果宋欽宗真的轉移了，宋軍軍心和民心不攻自破，而且有認識的大臣一定會勸阻，東京汴梁是大宋的政治心臟，大宋是趙氏的江山，你自己都不防守了，其他人還能守嗎？宋欽宗也想走，可是百姓，軍隊，還有士子們，根本不會答應，一些大臣也不會同意，所以他不能走，也不敢走。

情況很多：目光短淺，沒有意識到危險局面。或者是沒有鬥志，寧可死在開封，也不願意四處奔走。太平天國的洪秀權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主要是宋代君主思想上揹負的包袱太重所致。

其實不單是皇帝如此，宋代理學給所有人都加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有些理念現在看來顯得很迂腐。

皇帝能不能讓城別走？可以，而且很多時候是明智的選擇。

你看看唐朝皇帝都長安跑了多少次，大唐也沒有因為皇帝放棄都城就立刻滅亡了。

唐朝皇帝為何能果斷乾脆的逃離，大臣也沒有堅決反對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唐朝人沒有那些道德綱常條條框框的束縛，他們讀書但不讀死書，不會抱著幾千年的道德羈絆自己。

但是到了宋代以後，可就不一樣了。

宋欽宗想不想走？

當然想，其他不說，就在金軍最後一次圍困開封時候，宋欽宗想“出幸江南”，北宋最後一個宰相何慄勸阻道：“陛下出城，賊必燒宗廟，戮生靈矣。”

宋欽宗不得已留下來，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在此之前，种師道在太原保衛戰後，也曾建議宋欽宗退守關中，結果被文官們用一大堆聖人語怒斥。种師道可是武將出身，他對於形勢的判斷可要比那些文官們強很多，但是呢？在文官看來，武將竟然如此沒種竟然想著逃跑，种師道的這番建議自然沒有被採納。

東京解圍後，种師道很快就被解除兵權，這裡還涉及到北宋重文輕武國策，對武將一向是抑制防範的。

在士大夫看來，他們的正義凜然可以擊退敵人，他們的紙筆，他們的文章可以逼退敵人，他們信奉的聖人經典是至高無上的。

很多士大夫都抱著那一套倫理綱常，對於動議出逃的行為嗤之以鼻，這個也要分開來說。

歷史上的確很多時候，形勢沒有那麼危急的時候皇帝想走，但被大臣勸住，最終力挽狂瀾扭轉局面，這時人們會稱讚他們。

比如遼軍達到澶州城下，就有大臣建議宋真宗遷都，被宰相寇準斥責，最終宋真宗不但沒有遷都反而親征，最終挽救時局，寇準被士人稱讚。

話題在回到靖康之變前，宋欽宗在位一年零兩個月，他任用了26名宰執大臣。

這些宰執大臣中，真正懂得軍事的也就种師道而已，其他的如李綱都是書生，他們並不懂軍事。

种師道死後，開封城內的宰執大臣就幾乎沒有懂軍事的了，書生有意氣，有正氣，但是於救國卻拿不出實際措施。

比如，北宋最後一個宰相何慄，在金軍攻城時，“日于都堂飲酒，談笑自若”，不知是無應敵之策還是為了穩定軍心。

開封外城被攻破後，何慄還“率百姓欲巷戰”，被俘北上後最終絕食而死。

你說像何慄這樣的人該如何評價？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宋君臣在是和是戰方面爭執不休，搖擺不定，以至於最終惡化了形勢，誤了國事。

像李綱何慄這些有忠君報國精神計程車大夫文官，他們思考問題可不會從純粹的軍事角度出發，他們是從道德、正統角度考量問題。

有時候，我們會悲哀的發現，這種考慮可能是迂腐的，誤國的。

這個我們不能責怪他們，是他們的思想已經被理學的價值觀深深影響，與其批評他們，不如批評理學那些不良的思想。

靖康之變開封城遭到過兩次包圍，第二次被破城。為什麼二帝第二次沒逃跑呢，有以下原因：

一、是因為之前金兵已經撤退一次了，所以覺得這次事也不大。

二、因為當時兩個皇帝太天真了，被一個叫郭京的神棍忽悠了，覺得神兵能守城。

三、是當時派人去求和了，覺得金人多給點錢應該就能撤兵。

四、是上次有大批部隊來進京勤王，感覺這次也應該有，而且上次來勤王的兵也不少。但是上次的勤王部隊數十萬人已經被解散了，我感覺皇帝不一定知道這事。

五、二次圍城的時候，金軍十幾萬人已經是四面合圍了，跑都沒處跑了。一次圍城的時候，金軍兵分兩路，但是一路被攔截在太原，只有一路到了開封，所以只圍了兩面。二次圍城的時候太原被攻破了，所有人都來了。

六、主要問題沒有危機意識，總以為花錢就能解決事情，這次人家是要你的命和地來的，二位皇帝還在報以憧憬，說白了這倆人不配當皇帝，不抓走可惜了，抓走也活該！

“靖康之恥”是宋朝乃至中國歷史上漢人王朝少有的亡國悲劇，靖康二年四月（公元1227年），金軍攻破東京（今河南開封），在城中燒殺搶掠，並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以及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共三千餘人北上金國，繁華冠絕一時的東京為之一空，史稱“靖康之恥”，不願直面這一事件的南宋君臣稱其為“二帝北狩”。那麼，在這一事件發生前，宋欽宗為何沒有聽從大臣勸告撤離東京？主要原因在於以下方面：

一是棄國出逃為當時輿論所不容，宋欽宗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1125年12月，面對金兵南下的危局，宋徽宗準備撂攤子，匆忙中傳位於太子趙桓，自己改做太上皇。次年初，宋徽宗以“燒香”為由南下至鎮江避難，童貫、蔡京等人也紛紛跟隨出逃。朝野官民紛紛揭露蔡京、童貫集團的罪惡。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指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為六賊，說"六賊異名同罪"，請把他們處死，"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迫於壓力，宋徽宗回到東京，宋欽宗先後幾次下詔處死了童貫、梁師成、李彥等人，其餘人等也在流放地被處死，這種情形下，棄城南逃無疑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表現。看到童貫等人的下場，看到自己的老爹宋徽宗都被迫回到東京，儘管從西北來援的种師道等人認為東京地形平坦無險可守，建議宋欽宗轉移至其他易守難攻的城市，被迫登上大位的宋欽宗顯然更沒有勇氣從東京轉移，因為這意味著直面天下輿論的攻訐和背棄祖宗打下的江山。

二是對金兵入侵形勢有所誤判，認為金兵短期內不會再次攻城。1126年1月，金兵第一次進攻東京城，因時任汴京守禦使李綱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再加上种師道率領的十萬西軍從西北地區趕到東京勤王，在提出索取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等各萬匹、絹帛百萬匹;宋朝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並以親王、宰相作人質等苛刻要求後，金兵同意議和。宋欽宗認為金兵短期內不會再次南下，為討好金兵，拒絕了抗戰派李綱、鍾師道尾隨金兵伺機攻擊或是在黃河沿岸加強防禦的建議，並罷黜了李綱和鍾師道的職務，李綱被外調河北河東宣撫使，無所作為，最後被逐到江西。种師道不久即憤懣而亡，宋欽宗自毀干城，再加上過早地斥退各地的勤王之師，使得在金兵第二次進攻東京時內無將可用，外無勤王之師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