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給他們提高供那麼優厚的條件，股民投資很多，她自己已經富得流油。她們危害兒童安全，至少要判無期徒刑，收繳違法所得。

食藥行業是國家的重災區，必須重點整治，必須要有刮骨療毒的勇氣和手段。現在在外面吃飯不放心，嫌看病貴，關鍵貴不說還是假藥……普通民眾怎麼辦?感覺法律對這方面的懲罰太低了，有關民生方面的犯罪還是應該有嚴酷的懲罰才對

這才哪到哪。長春長生自己本來沒有生物反應器製備狂犬疫苗技術，是買原液（嚴重非法行為）起家的。要查就一查到底，看看當初誰把原液賣給了長春長生。

長生生物的事情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了，這期間媒體似乎早已轉移開始捕捉新的熱點，但是一想到不良廠家拿著孩子的健康成長和祖國的未來換取一時的利益，仍然氣憤不已，無法原諒！

除面臨鉅額罰款，當事人被調查，長生生物在資本市場也不斷受挫。7月15日至今，疫苗事件已經爆發39天，其股價一路暴跌，從疫苗事件爆發前收盤的24.55元，到今日開盤跌停報收4.22元，其市值已經跌去198億元。

一查到底，方可紓解疫苗焦慮

經過三鹿奶粉、地溝油、毒藥丸（毒膠囊）等等事件。政府應對假疫苗事件對藥企食企農資造假、製假、銷售假貨，直接對藥企食企農資負責人、控制人、主要監管責任人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死刑槍斃。相關監管責任人以瀆職罪判刑15年，罰沒200倍收入。加大對藥企食企農資在生產、儲藏、運輸、銷售應不定期、隨機檢查。不應以罰代刑。修改完善食品藥品農資法律法規（廢除偽劣食品偽劣藥品等）。加大對藥企食企農資的監督、檢查力度。各級各地食藥監局人員應互換檢查，防止失職瀆職。加大對藥食監管人員腐敗瀆職處罰力度。

謝謝邀請：關於這個問題也許是根深蒂固了。所以高俊芳就不肆法律的存在，什麼是人性的底線？高俊芳一切不管，再加上地方滴包庇主義和對金錢的誘惑，所以造成全全失控。現在希望政府嚴查最近幾年高俊芳的轉賬計錄，必須把黑錢追回，給祖國的花朵一個交代。同時殺雞敬猴看誰以後還敢幹。

食品藥品關係到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命關天的大事，要加強對生產經營主體的監管，對非法生產經營者進行嚴懲，絕不能姑息。這是法律的紅線也是道德底線，準敢觸碰就叫他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就這樣了，該罵罵了，該罰罰了，大家不要緊追不放，該散了，我想應該有一個正式的道歉吧，打過義苗的損失找誰去。

長生生物事件反思——立信，治私，方能解決社會治理大問題

對長生生物疫苗事件的處理終於有了結果！問責、立案處理了一大批領導幹部，其中省部級幹部就有好幾人！對涉及疫苗藥品安全的企業實行重罰，終身禁業。同時出臺了對流入社會的問題疫苗的處理辦法及一些進一步加強嚴管重罰等相應的措施。

長生生物事件是一起企業造假，監管不力，官員失職，嚴重的危害了社會公共安全的行為，性質極其惡劣，危害十分嚴重，嚴懲、重罰是必須的。但是，為什麼這幾年企業造假，失信屢禁不絕，尤其越來越涉及公共安全、食品安全以及金融等關乎國計民生等等這麼重要的領域？並且膽子越來越大，後果越來越嚴重，影響越來越惡劣！

“反覆出現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經常出現的問題，要從制度上找原因。”

馬克思說過，“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在求富、逐利的驅使下，信不立，私心重，更有甚者則利慾薰心，利令智昏。因此，長生生物等事件所反映出來的是社會誠信體系、規則體系、乃至文化體系建設的缺失！這些深層次問題，更加令人憂慮，值得深刻反思。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無論國家、社會還是個人層面，“信”永遠是最重要的。但在全民逐利的背景下，信義何存？

《孟子》中記載，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當時的梁惠王身處強敵環伺之中，非常想勵精圖治，所以廣納賢人。這天見到高人來了，便急忙請教，問老先生，您大老遠的來幫我，將有什麼利於我的國家嗎？

但孟子卻不是這個初衷，他是從濟世救民的宗旨出發，想的更是長遠大計。因此對梁惠王當頭這一問感到十分失望，甚至有些反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感慨的說，“大王您差矣了。您為什麼一定要說到那利呢？只有仁義就夠了。你問‘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你手下的大夫們就會問‘怎樣有利於我的封邑？’平民百姓就更要問‘怎樣有利於我自身？’那樣，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這樣國家實在太危險了。”

司馬遷讀到《孟子》這段的時候，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他感嘆，利，確實是叛亂逆行的源頭啊！小人和聖賢的區別就在於對利益的看法，從社會講，如果取利不公平，那麼國家的法制就混亂；從個人講，如果以欺詐取利，那麼就亂事。事要亂了則人們紛紛爭利；法要亂了，則百姓怨恨不服。於是乎，“悖戾鬥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

但是，司馬遷的意思，並不是不準談利，他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可無視國法人格而無所顧忌。利，確實是謀國濟民的動力。但是對利要掌控，否則，“縱虎容易收虎難”，稍有失控，則必反噬其身。所以古代必先教民以廉恥，導民以功德，而後言利，順序不能亂了，否則，就容易出大問題。

100年前，世界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指出中國農民的問題是“愚、貧、弱、私”。尤其“私”是根本問題。當時農民人口數量佔全華人口數量的80%還多，因此可以說，“私”也是當時社會的大問題。晏陽初從1926年開始在河北定縣搞了著名的“定縣實驗”，就是用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種方式，開展文藝教育，治愚，提升智識力；開展生機教育，治貧，提升生產力；開展衛生教育，治弱，提升健康力；開展公民意識教育，治私，提升團結力。而前三種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治私”！強化公民意識，提升團結力。

當前，我們國家明顯加強了文化建設、誠信體系建設力度，強調要實施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強調文化的自覺自信。並且從反腐治貪領域開始加大了對破壞規則的懲處力度。尤其是這次對長生生物事件的處理，力度空前之大！彰顯了中央的決心，也給了全社會信心。

“對那些利慾薰心，無視規則的不法企業，對那些敢於挑戰道德和良知底線的人要嚴厲打擊，從嚴重判，絕不姑息，對涉及疫苗藥品等危害公共安全的違法犯罪人員，要依法嚴厲處罰，實行鉅額處罰，終身禁業，對失職瀆職行為的幹部嚴肅問責！”

立信，治私，到時候了！

層層扒，最後才能輪到高某人的，先是辭職，勸退，免職，撤職，追究責任，一套下來還要一個月吧，基本才能輪到處理高某這些傷天害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