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甚至規定禁止商賈之家穿綢紗。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年），大學士高拱上疏《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業的窘困，並奏請隆慶帝採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後張居正提出農商榮枯相因，進一步肯定商人的作用。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商業用的書也開始出現。商人為實用目的而編寫此類書籍，內容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由於商業的發達，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商品，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明朝初期，明太祖洪武年間嘗試使用“大明寶鈔”的紙幣，這種貨幣同樣經歷了迅速的通貨膨脹，它在1450年暫停發行，但是直到1573年仍在流通。直到明朝晚期李自成威脅北京時，這種紙幣才在1643年和1644年重新印刷。在明朝大部分時期，中國有一個包括所有重要交易的純私人貨幣體系。而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銀本位為主。從海外流入的白銀, 開始在南部省廣東作為貨幣使用，並在1423年傳到長江下游地區成為納稅的法定貨幣。各省稅收自1465年起以白銀的形式上交首都，灶戶從1475年起開始使用白銀支付，徭役豁免費從1485年起使用白銀支付。中國對白銀的需求部分透過西班牙人從美洲的進口得到滿足，特別是秘魯的波託西和墨西哥，在西班牙人1571年建立馬尼拉之後。但這時的白銀還沒有被鑄造。它們以重量為一個標準兩（約36克）的銀錠（被稱為元寶）流通，儘管其純度和重量在地區與地區間略有不同。

16世紀中葉之後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中晚明經濟的發展，當時明朝佔有世界白銀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全國的經濟集散地。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明代形成按籍貫區分的商人集團，稱為“商幫”，如徽州商幫、晉陝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蘇州洞庭商幫、江西商幫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絡場所，互相支援，越做越大。

明嘉靖、萬曆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菸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在中國城市都有賣，如歐洲的西洋鍾、美洲的菸草，當時商業大都會以江南的商業城市最多，有南京、儀徵、揚州、瓜洲、蘇州、松江、杭州與嘉興等，華中其他商業城市尚有漢口、南昌、淮安、蕪湖與景德鎮等，西南內陸有成都，華北有北京、濟寧與臨清等，而華南則有福州與廣州等。

晚明至清朝這一時期，明朝生產總量所佔的世界比例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也是最高的。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產總量為960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9.2%，晚明華人均GDP在600美元。事實上據他研究，1500年中國生產總量（618億美元）已首次超過印度（605億美元）。這裡僅表明購買力平價，與所謂財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大多數中國學者如劉逖認為麥迪森已經高估了中國歷史上的生產總量和人均生產總量。據劉逖指出國際公認的生存水平線是400美元，因此劉逖對麥迪森明朝資料做了調整，認為若以1990年的美元價值換算，1600年華人均GDP在388美元、1610年在386美元、1620年在391美元、1630年在344美元、1640年在367美元，而非麥迪森說的一直維持在600美元。

而隆慶年間的開關，進一步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增長。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產品的商品化，商品貨幣經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商品數量的增多和流通範圍的擴大。 棉花。生絲、蔗糖、菸草、綢緞、棉布、紙張、染料、油料、木材、銅器、鐵器、瓷器以及其它各種手工藝品都成為重要的商品。商品不只比以前數量增多，而且流通範圍也較前擴大。江南松江的“綾布二物，衣被夭下，家紡戶織，遠近流通”。景德鎮的瓷器更是行銷全國，甚至遠銷國外。上海的棉布，銷行陝西、山西、河北及湖廣、江西、兩廣等地。 嘉定的棉布近銷浙江、安微，遠銷山東、山西、河北及遼東。福建的白精和藍艘，廣東的錫器和鐵鍋都是暢銷四方的產品，不僅行銷國內，還有一部分行銷日本、南洋等地。這些商品大部分是農村副業的產品，也有一些出自手工業作坊。一般說，江南地區商品經濟較為發達，但北方地區在萬曆(1573-1619年)以後也和以前不同，如萬曆以前，北方各省植棉而不產布，其所產棉花南運，但到萬曆時，北方各省大都生產棉布，而且行銷省內外。甘肅生產的“帽襪遍天下。”

二、工商業城鎮的興起和商業資本的活躍。 明朝文物 商品經濟的發展還表現在工商業城鎮的興起。明朝中葉，由於全國各個地區工商業發展的不平衡，當時較大的工商業城市三十三處，江、浙即佔三分之一。不只原有城市更加繁榮，而且興起了許多新的市鎮，這主要集中在蘇、松、杭、嘉、湖等五府之中，如蘇州的盛澤鎮、展澤鎮，嘉興的旗皖鎮、朱家角鎮和杭州的唐棲鎮等等。這些鎮市大都是在明朝中葉發展起來的，各鎮的人口都在顯著的增加。如盛澤鎮在明初還只是一個有五六十人家的小村，隨著織綢業的發展，到了明末，已成為擁有五萬人口的大鎮。湖州的雙林鎮，在明初也只是幾百人家的小村，隨著繚絲的發展，在明末也成為擁有一萬六千多人家的大鎮。這些鎮市的人口不僅是土著的居民，更多釣是外來商賈、小手工藝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為被人僱用的手工業工人。 明朝白銀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也更加活躍起來。在全國出現了更多的商人，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西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了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其中有擁資數萬、數十萬至百萬的大商人。他們從事的貿易活動主要是販粟、販鹽，其次是經營典當，再次才是扳絲、販綢、販布以及轉販其它各種商品。也有一小部分商人投資於手工業。 明朝錢幣

三、白銀的廣泛使用和代役銀的出現。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的使用更為廣泛，流通量更大。早在1436年(正統元年)，工商業較發達的江南地區，田賦改徵銀兩，稱金花銀。到成化時(1465-1487年)，田賦徵銀推行到黃河流域。嘉靖時(1522-1566年)，政府收支已大部用銀，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在工商業較發達的地區，“雖窮鄉也有銀秤”。更值得重視的是代役銀的普遍出現，萬曆初年，一條鞭法推行全國，把原來的搖役改為以銀代役，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憲宗成化時，明朝已經採取了工匠繳納代役銀就可以不再輪班赴役的辦法。 明朝白銀 到1529年(嘉靖八年)，明政府正式下令廢除工匠輪班制，一律改納“班匠銀”，由政府用銀僱人充役。匠籍雖沒有廢除，但從此手工工匠和封建國家的隸屬關係也相對減輕。以銀代役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分不開，同時又是農民和手工業工人長期鬥爭的結果，以銀代役的出現又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