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和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並稱為“春秋五霸”。後四位各有豐功偉績，均稱霸一時，而宋襄公不僅未曾稱霸中原，並且還在“泓水之戰”中被楚國殺得大敗，且在此戰中迂腐地實施所謂的“仁義”行為，徒留千古笑柄。審視歷史，宋襄公實在不配位列“春秋五霸”，還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春秋五霸”應該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毛澤東主席學生時代就開始關注宋襄公，他最有名的兩篇作文中就有《宋襄公論》，老師批閱後寫道：“視似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他後來在《論持久戰》中對宋襄公極其尖銳的批評，揭示了戰爭的實質。
齊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去世。由於他生前沒有妥善解決繼位問題，齊國發生了諸公子爭位的內亂，齊國的霸主地位剎那間煙消雲散。齊國內亂時，公子昭走投無路，就想起父親囑咐的話：大難之時請宋襄公幫忙。於是公子昭逃往宋國。宋襄公見齊國發生內亂，就想起齊桓公當初稱霸諸侯時，何等顯赫，現在乘其內亂，正是樹立自己威信的大好時機。於是宋襄公便號召各諸侯國出兵一起送公子昭回國當國王，把豎刁、易牙這些亂臣賊子殺死，將公子無詭趕下臺來。但宋襄公的號召力不大，只有3個小國出兵跟他攻打齊國，公子昭被擁立為齊孝公。
本來齊國是諸侯的盟主，如今齊孝公依靠宋國的幫助，才得到了君位。所以，齊孝公對宋國感恩戴德，這樣一來，無形當中提高了宋國的地位，宋襄公也真的萌生起做霸主的想法來了。但一想到上次扶立齊孝公，只來了3個小國，幾個中原大國都不理睬他，便決定先教訓幾個小國，以挽回面子。他處罰了滕國國君嬰齊，便邀曹、邾、鄫等國結盟，藉口鄫國國君遲到，就叫邾華人把他抓起來殺了祭祀社神。
宋國公子目夷以為，小國爭當盟主是災禍，宋國將自取滅亡。但宋襄公剛愎自用，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與楚成王約定此年秋天只乘坐國君普通的車輛而不帶兵前往相會。此年秋季，楚成王召集宋、陳、蔡、鄭、許、曹等國諸侯在盂（今河南睢縣境）相會，宋襄公準備乘車前往，公子目夷進諫說，楚國兵力強盛而又詭計多端，還是讓兵車護送前往為上策。宋襄公以為，既已約定，就不要更改，遂以乘車往盂赴會。楚國果然埋伏兵車，並抓獲宋襄公，由於宋國沒有齊國強大，所以楚國並不害怕私押宋襄公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還挾著他攻打宋都商丘，幸虧宋太宰子魚率全城軍民頑強抵抗，才抑制了楚軍攻勢，使楚軍圍商丘數月卻不克。後來，在魯僖公的調停下，宋襄公才得以被釋放回國。宋襄公受此奇此大辱，憤恨難平。他大罵楚成王不講信義，但自知軍力非楚國對手，為了挽回自己為楚俘虜而失去的尊嚴，他決定興師征伐楚國的盟國鄭國以顯Regal。大司馬公孫固和公子目夷認為攻鄭會引起楚國干涉，勸其罷兵，但宋襄公一意孤行，率軍伐鄭。
鄭文公聞知宋軍入侵，忙求救於楚。楚成王立即起兵攻宋以救鄭。宋襄公得到訊息，也知事態嚴重，不得不從鄭撤軍，於公元前638年十月底返抵宋境。這時楚軍尚在陳國境內向宋挺進的途中，宋襄公為阻擊楚於邊境，就令宋軍在泓水以北屯紮列陣，等待楚軍。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楚軍進至泓水南岸並開始渡河。公子目夷看到楚軍準備渡河，連忙對宋襄公說：“兵貴神速，此時乘敵軍沒有渡完河的時候，發起進攻，一定能戰勝他們。”宋襄公搖頭說道：“宋是講仁義的國家，怎麼能趁人家渡河時與人開仗呢？那樣豈不是太不仁義了嗎？”說著說著，楚軍已經全部渡過泓水，正在列隊擺陣。公子目夷又對宋襄公說：“楚軍已經過泓水，趁他們陣腳未穩，趕快殺將過去，楚軍一定戰敗，此時不動手，恐怕就來不及了。”宋襄公不高興地對目夷說：“你又錯了！古人云：不鼓不成列。人家沒擺好陣，你就攻打人家，太沒有戰爭道德了！傳出去別人會恥笑我們的，所以萬萬不可！再說了，如果上天不嫌棄我，殷商故業是可以得到復興的，不存在什麼先機後機。”
一會兒的工夫，楚國兵馬已經排好陣勢，接著擂響了戰鼓，楚軍如排山倒海般殺向宋軍，宋軍哪裡抵擋得了，紛紛敗下陣來。宋襄公見狀，跳上一輛戰車仗劍指揮。一陣亂箭射來，宋襄公腿上中箭負傷。公子目夷等幾員戰將見狀，拼命廝殺衝開一條血路，殺出重圍，才沒讓宋襄公第二次當楚國的俀虜。宋襄公率殘兵敗將回到國都商丘，宋國百姓議論紛紛，都埋怨他不該和楚國交戰，更不該採取那種打法，這些話傳到宋襄公那裡，他還不服氣，氣憤地說：”君子要講仁義，不能在對方有危險的時候攻擊他們，不能碰到受傷的人再去傷害他，不能捕捉頭髮花白的老兵作俘虜。如今雖然慘敗，但我們沒有攻擊過沒做好戰鬥準備的敵軍，這不正說明了我仁義的君子風度嘛。“
宋襄公所恪守的是當時盛行的兵法——《司馬法》，這部中國兵法的經典著作在當時影響很大。其上說：”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衰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這裡《司馬法》強調，追擊逃散的敵人不能超過一百步，追尋主動退卻的敵人不能超過45公里，這是禮；不逼迫喪失作戰能力的敵人並哀憐傷病人員，這是仁；等待敵人擺好作戰陣勢再發起進攻，這是信；爭天下大義而不爭一己小利，這是義；能夠赦免降服的敵人，這是勇；能夠預見戰爭勝負，這是智。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擒老兵，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馬法》中“仁”、“信”的內容。宋襄公嚴守商周以來形成的“治兵以禮”的軍事思想，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風範，墨守於既定的戰爭中的道德法則。
宋襄公志大才疏，又好大喜功，剛愎自用，公元前637年，受傷大半年的宋襄公死於傷口併發感染，結束了他可憐又可笑的一生。以“仁義論”慘敗收場的泓水之戰標誌著商周以來“禮義之兵”的壽終正寢。在泓水之戰後不久，《孫子兵法》問世，成為古今中外軍事將領乃至商賈們的必讀之書。從此，戰爭已經不允許有任何溫情，只要能消滅敵人、儲存自己，戰爭的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兵不厭詐已經成為兵家奉行的原則，戰爭披上了只求目的不講手段的殷紅慘烈的外衣。
毛澤東主席博覽群書，喜歡在讀書時眉批或橫批，其筆下對古人最狠的評語是“蠢豬”，他把這個狠勁十足的詞送給了2500多年前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宋襄公。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探討戰爭中的主觀指導與主動或者被動的關係時指出：“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主席認為，戰爭中的主動與被動是相互轉換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觀、客觀因素侷限而產生薄弱環節，予敵以可乘之隙導致失敗。高明的戰爭指導者，不應恪守本本，從而使自己陷於被動局面。宋襄公就是一個懷抱本本，死搬教條，一戰而為天下笑的蠢豬式人物。筆者不會講這麼高深的理論，但深知一個道理：戰爭是殘酷的，敵我雙方兩軍對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無論如何我方都不能落入敵手或處於不利時機，想方設法打敗敵人才是王道！方法和過程應是不拘一格的，應懂得隨機應變，而不是死搬硬套書本上的東西，因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宋襄公和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並稱為“春秋五霸”。後四位各有豐功偉績，均稱霸一時，而宋襄公不僅未曾稱霸中原，並且還在“泓水之戰”中被楚國殺得大敗，且在此戰中迂腐地實施所謂的“仁義”行為，徒留千古笑柄。審視歷史，宋襄公實在不配位列“春秋五霸”，還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春秋五霸”應該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毛澤東主席學生時代就開始關注宋襄公，他最有名的兩篇作文中就有《宋襄公論》，老師批閱後寫道：“視似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他後來在《論持久戰》中對宋襄公極其尖銳的批評，揭示了戰爭的實質。
齊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去世。由於他生前沒有妥善解決繼位問題，齊國發生了諸公子爭位的內亂，齊國的霸主地位剎那間煙消雲散。齊國內亂時，公子昭走投無路，就想起父親囑咐的話：大難之時請宋襄公幫忙。於是公子昭逃往宋國。宋襄公見齊國發生內亂，就想起齊桓公當初稱霸諸侯時，何等顯赫，現在乘其內亂，正是樹立自己威信的大好時機。於是宋襄公便號召各諸侯國出兵一起送公子昭回國當國王，把豎刁、易牙這些亂臣賊子殺死，將公子無詭趕下臺來。但宋襄公的號召力不大，只有3個小國出兵跟他攻打齊國，公子昭被擁立為齊孝公。
本來齊國是諸侯的盟主，如今齊孝公依靠宋國的幫助，才得到了君位。所以，齊孝公對宋國感恩戴德，這樣一來，無形當中提高了宋國的地位，宋襄公也真的萌生起做霸主的想法來了。但一想到上次扶立齊孝公，只來了3個小國，幾個中原大國都不理睬他，便決定先教訓幾個小國，以挽回面子。他處罰了滕國國君嬰齊，便邀曹、邾、鄫等國結盟，藉口鄫國國君遲到，就叫邾華人把他抓起來殺了祭祀社神。
宋國公子目夷以為，小國爭當盟主是災禍，宋國將自取滅亡。但宋襄公剛愎自用，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與楚成王約定此年秋天只乘坐國君普通的車輛而不帶兵前往相會。此年秋季，楚成王召集宋、陳、蔡、鄭、許、曹等國諸侯在盂（今河南睢縣境）相會，宋襄公準備乘車前往，公子目夷進諫說，楚國兵力強盛而又詭計多端，還是讓兵車護送前往為上策。宋襄公以為，既已約定，就不要更改，遂以乘車往盂赴會。楚國果然埋伏兵車，並抓獲宋襄公，由於宋國沒有齊國強大，所以楚國並不害怕私押宋襄公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還挾著他攻打宋都商丘，幸虧宋太宰子魚率全城軍民頑強抵抗，才抑制了楚軍攻勢，使楚軍圍商丘數月卻不克。後來，在魯僖公的調停下，宋襄公才得以被釋放回國。宋襄公受此奇此大辱，憤恨難平。他大罵楚成王不講信義，但自知軍力非楚國對手，為了挽回自己為楚俘虜而失去的尊嚴，他決定興師征伐楚國的盟國鄭國以顯Regal。大司馬公孫固和公子目夷認為攻鄭會引起楚國干涉，勸其罷兵，但宋襄公一意孤行，率軍伐鄭。
鄭文公聞知宋軍入侵，忙求救於楚。楚成王立即起兵攻宋以救鄭。宋襄公得到訊息，也知事態嚴重，不得不從鄭撤軍，於公元前638年十月底返抵宋境。這時楚軍尚在陳國境內向宋挺進的途中，宋襄公為阻擊楚於邊境，就令宋軍在泓水以北屯紮列陣，等待楚軍。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楚軍進至泓水南岸並開始渡河。公子目夷看到楚軍準備渡河，連忙對宋襄公說：“兵貴神速，此時乘敵軍沒有渡完河的時候，發起進攻，一定能戰勝他們。”宋襄公搖頭說道：“宋是講仁義的國家，怎麼能趁人家渡河時與人開仗呢？那樣豈不是太不仁義了嗎？”說著說著，楚軍已經全部渡過泓水，正在列隊擺陣。公子目夷又對宋襄公說：“楚軍已經過泓水，趁他們陣腳未穩，趕快殺將過去，楚軍一定戰敗，此時不動手，恐怕就來不及了。”宋襄公不高興地對目夷說：“你又錯了！古人云：不鼓不成列。人家沒擺好陣，你就攻打人家，太沒有戰爭道德了！傳出去別人會恥笑我們的，所以萬萬不可！再說了，如果上天不嫌棄我，殷商故業是可以得到復興的，不存在什麼先機後機。”
一會兒的工夫，楚國兵馬已經排好陣勢，接著擂響了戰鼓，楚軍如排山倒海般殺向宋軍，宋軍哪裡抵擋得了，紛紛敗下陣來。宋襄公見狀，跳上一輛戰車仗劍指揮。一陣亂箭射來，宋襄公腿上中箭負傷。公子目夷等幾員戰將見狀，拼命廝殺衝開一條血路，殺出重圍，才沒讓宋襄公第二次當楚國的俀虜。宋襄公率殘兵敗將回到國都商丘，宋國百姓議論紛紛，都埋怨他不該和楚國交戰，更不該採取那種打法，這些話傳到宋襄公那裡，他還不服氣，氣憤地說：”君子要講仁義，不能在對方有危險的時候攻擊他們，不能碰到受傷的人再去傷害他，不能捕捉頭髮花白的老兵作俘虜。如今雖然慘敗，但我們沒有攻擊過沒做好戰鬥準備的敵軍，這不正說明了我仁義的君子風度嘛。“
宋襄公所恪守的是當時盛行的兵法——《司馬法》，這部中國兵法的經典著作在當時影響很大。其上說：”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衰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這裡《司馬法》強調，追擊逃散的敵人不能超過一百步，追尋主動退卻的敵人不能超過45公里，這是禮；不逼迫喪失作戰能力的敵人並哀憐傷病人員，這是仁；等待敵人擺好作戰陣勢再發起進攻，這是信；爭天下大義而不爭一己小利，這是義；能夠赦免降服的敵人，這是勇；能夠預見戰爭勝負，這是智。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擒老兵，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馬法》中“仁”、“信”的內容。宋襄公嚴守商周以來形成的“治兵以禮”的軍事思想，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風範，墨守於既定的戰爭中的道德法則。
宋襄公志大才疏，又好大喜功，剛愎自用，公元前637年，受傷大半年的宋襄公死於傷口併發感染，結束了他可憐又可笑的一生。以“仁義論”慘敗收場的泓水之戰標誌著商周以來“禮義之兵”的壽終正寢。在泓水之戰後不久，《孫子兵法》問世，成為古今中外軍事將領乃至商賈們的必讀之書。從此，戰爭已經不允許有任何溫情，只要能消滅敵人、儲存自己，戰爭的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兵不厭詐已經成為兵家奉行的原則，戰爭披上了只求目的不講手段的殷紅慘烈的外衣。
毛澤東主席博覽群書，喜歡在讀書時眉批或橫批，其筆下對古人最狠的評語是“蠢豬”，他把這個狠勁十足的詞送給了2500多年前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宋襄公。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探討戰爭中的主觀指導與主動或者被動的關係時指出：“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主席認為，戰爭中的主動與被動是相互轉換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觀、客觀因素侷限而產生薄弱環節，予敵以可乘之隙導致失敗。高明的戰爭指導者，不應恪守本本，從而使自己陷於被動局面。宋襄公就是一個懷抱本本，死搬教條，一戰而為天下笑的蠢豬式人物。筆者不會講這麼高深的理論，但深知一個道理：戰爭是殘酷的，敵我雙方兩軍對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無論如何我方都不能落入敵手或處於不利時機，想方設法打敗敵人才是王道！方法和過程應是不拘一格的，應懂得隨機應變，而不是死搬硬套書本上的東西，因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