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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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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陳參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皇帝之路有點曲折,他是5歲時(公元471年)就繼承了皇位,而這一年他的父親獻文帝拓跋弘也只有18歲。為什麼18歲的獻文帝如此年青,就把皇位傳給年僅5歲的兒子?自己去當太上皇了呢?孩子無娘說來話長,獻文帝被立為太子時,文成帝拓跋浚依據北魏皇室規定,處死了文成帝的親生母親,立15歲的馮妃為皇后,到了獻文帝繼位時,馮皇后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馮太后,獻文帝年輕,政事由馮太后主掌。馮太后很有才幹,理政能力很強,把政務處理得很好。幾年後獻文帝長大親政,馮太后就歸政獻文帝拓跋弘,在後宮清養了。然而馮太后還不滿三十歲,沒有政務就無事可做,在百無聊賴精神空虛的情況下,和大臣李奕有了地下戀情。獻文帝知道後大為腦怒!恰好有人舉報李奕受賄,獻文帝藉此機會殺掉了李奕!馮太后得知訊息時,李奕已經被殺,於是馮太后遷怒於獻文帝拓跋弘,母子從此不和。之後馮太后屢屢於政務指責獻文帝的過失。而獻文帝是個好道愛佛之後人,政務不開心,就產生了傳位給兒子拓跋宏,自己一心參禪悟道的想法。於是公元471年,拓跋宏繼位是為孝文帝。獻文帝雖然退位當了太上皇,可是孝文帝太小隻有5歲,所以政務由馮太后代理,而獻文帝也常回來主持政務,這就加劇了獻文帝馮太后母子之間的矛盾,公元476年,馮太后派人在酒裡下毒,毒死了獻文帝,從此朝政由馮太皇太后一人把持。這個時候孝文帝只有10歲(9週歲),馮太后對孝文帝的心態很矛盾,既想把孫子培養成為年輕有為的皇帝,又怕孝文帝長大後,知道自己毒死獻文帝的事,所以馮太后一方面疼愛管教孫子拓跋宏,另一方面在他有錯時,又非常嚴厲的打罰拓跋宏。而年幼的拓跋宏非常乖巧,無論馮太后如何打罵,從不申辯反抗。但是馮太后仍然害怕拓跋宏長大後。會對自己不利,想廢了孝文帝。最嚴重的一次,是在一個寒風刺骨的臘月天,馮太后把僅穿單衣的拓跋宏關進小空屋裡,三天沒有給飯吃!這就是想要拓跋宏的小命了!大臣李衝,拓跋丕,穆泰紛紛勸阻,馮太后才改變主意,放出拓跋宏。
孝文帝拓跋宏親政後,終生都對李衝非常尊重,不喊其名字而稱李中書。馮太后經過這一事之後,專心理政悉心教育拓跋宏,北魏朝廷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稱太和改制,孝文帝親政改革是從490年開始的,但嚴格來說要從此算起。公元490年馮太后病逝,孝文帝悲痛至極,五天未進飲食!追諡祖母馮太后為文明太皇太皇太后。孝文帝拓跋宏自小在馮太后的高壓管教下長大,卻沒有心生怨恨,保持了正常的心態,真的是北魏的大幸!孝文帝拓跋宏是個好人,也是個清明的好皇帝,親政之後,沒有因為祖母之前對自己不好,而廢除馮太后的改革措施,反而把改革進一步推進深化。
公元493年,孝文帝藉口南征,連哄帶騙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接著推行全部漢化措施,命令大臣穿漢服,說漢話,違反者將受到嚴厲處罰!孝文帝自己還帶頭,把姓名拓跋宏改名為元宏(直到西魏恭帝元廓時才改回拓跋姓氏)。拓跋宏鼓勵鮮卑族和漢族通婚,自己帶頭娶了大臣李衝的女兒為妃。拓跋宏雖然全力推進改革,但是也遭到頑固的鮮卑貴族的反對,對於反對改革的人,不管是誰,拓跋宏都嚴厲處罰!甚至處死了逃回平城的太子元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西晉五胡十六國以來,最成功的改革。沒有實行雙重標準,打破了民族界限,實現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大團結,效果也是非常顯著的,人口從西晉最高峰時的245萬戶人口1616萬人,到公元520年人口已經超過500萬戶,增加了兩倍之多!都城洛陽也從五胡亂華的一片荒涼,變成了熱鬧繁華的都市!南朝名將陳慶之在看過洛陽,迴歸後對人感嘆:自晉宋以來,洛陽號為荒土,今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
在南朝的眼裡,北魏再不是割據的蠻夷政權了,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魏孝文帝推行改革的結果。公元499年4月26日,孝文帝病逝於南征途中,嚴格說來,孝文帝稱得上算是北魏的開國皇帝。可惜壽命太短,孝文帝是個好人,更是個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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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改革分兩部分,其中間隔著大致十年的時間。
孝文帝改革的第一部分,也是改革最核心的內容和對中國歷史最大的貢獻,其實是在十六國的百年戰亂基本摧毀了漢魏晉以來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上,重新透過“均田制”、“租調製”“三長制”、“班逯制”建立起了一個此後延續至隋唐的官僚政府模式的雛形,“均田”、“租調”確立和穩定了政府稅收,“三長”推動了政權對基層民眾的控制,“班祿”則推動了軍事貴族的官僚化,這一切其實從馮太后攝政時期就已開始,至孝文帝時期最終完成,也是真正使得北魏得以超越此前的前後趙,前秦等北方軍事政權,而具備了一套嶄新的,具有上升潛力的,完全超越了魏晉殘燼且足以開創新時代的王朝制度,這一切發生的時間,是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前後。
此後孝文帝於九年後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遷都洛陽,釋出一系列漢化改革方案,包括禁胡語,改籍貫,重立士族名籍等等,這其實已經是另一個用來解決鮮卑軍事貴族與經歷了第一次改革後的官僚政府間的不相容問題的二次改革了,其主要目的是兩個,第一是把鮮卑軍事貴族向著合格的新政府官僚的方向改造,使其在心態,習慣與能力上足以在經歷了第一次改革後的洛陽政府中佔據一定的地位,第二是吸納北方的漢族士族子弟以填充中央政府,保持改革後的政府的執政能力與活力,為此才需要懲戒拒絕改革者,如殺太子元恂,以及鼓勵合作者,如重用李衝、李彪這些“禮樂文雅之士”。並因此而不可避免的導致了洛陽的漢化鮮卑貴族-漢族士族主導的中央政府,以及六鎮這樣的未漢化的邊境武人之間的分裂,最終導致了以河陰之變為代表的一系列胡化的反動。
所以對孝文帝改革的評價也要分兩部分看,關於第一部分的政治經濟改革,完全可以用“奠定此後三百年的新時代政治基礎”這樣偉大的評價來為其蓋棺定論,可以說終結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年亂世的希望種子,便是由孝文帝改革的這一刻起落地生根的。
至於第二部分的漢化改革,則可以視其為暫時性的壓制魏晉南北朝北方的最深刻矛盾,以保障第一部分的改革的進行和持續的時代性措施。異族軍事貴族和北方漢族士族之間的矛盾,幾乎貫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在異族軍事貴族的力量削弱到一定程度,以及北方漢族士族被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官僚化改造到一定程度之前,這個命題在當時的北方社會中根本就是無解的,它導致了此前的前趙、後趙,前秦等所有北方霸主的崩解,也導致了此後北齊的動亂和滅亡。孝文帝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壓制它不爆發,從而為前一個改革的持續,以及新的中央政府的鞏固和發展爭取了足夠的時間,這已經是當時局勢下人力所能達到的極限了。因此,以他身死近三十年後,六鎮貴族的一系列胡化反動來苛責孝文帝引爆了民族矛盾,這是完全不公平的——劉淵、石勒倒是都沒有建立起漢化後的中央政府,也因此而沒有引發邊境軍人的胡化反動,可它們的異族軍閥政權不過三十年的時間就滅亡了呀,又哪能和孝文帝改革所帶來的北魏近二十年的黃金時代相比呢。